作者：衣冠正伦
張說今日入宮奏事，也帶來了華文館所挑選出的詩文底稿。這其中評價比較高的，乃是一篇述事的駢文，名爲《開鑿大庾嶺路賦》。
這一篇賦文，講的是廣州都督劉幽求在嶺南開鑿山道的事蹟。大庾嶺乃是嶺南五嶺之一，雖然山勢並不雄奇，但卻丘陵綿延，熱瘴林密，是嶺南特別廣州與內地交通的一大障礙。
秦漢之際，此地便有關名橫浦關，秦末趙佗據此叛秦、建立南越國，漢武帝時征討南越國亦從此關殺出。南朝東晉與劉宋之交的天師道之亂，同樣也是據此關防起事。南朝梁侯景作亂建康，陳霸先自大庾嶺殺出平滅其亂，並創建南朝陳國。
大庾嶺雖然不如北方諸關隘那樣聲名盛極，但與嶺南局勢之安危也是密切相關。
哪怕到了大唐年間，許多時流仍然將此關嶺視爲嶺南第一險途，諸如此前遭貶嶺南的宋之問，便有《題大庾嶺北驛》《早發大庾嶺》《度大庾嶺》等一系列相關詩作，更在詩中將“度嶺”比擬爲“辭國”，認爲大庾嶺以南近乎異域。
開元五年，劉幽求出任廣州都督，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加強嶺南地區與內地之間的聯繫。
劉幽求到任之後籌措兩年之久，纔在開元七年組織嶺南唐番百姓、並在地方大族的支持下開鑿大峪嶺山道，歷時兩年山道始成，自此之後大庾嶺不復溝嶺綿密，車馬可以暢通無阻。
這一篇《開鑿大庾嶺路賦》所述寫記錄的正是這一事蹟，區區幾千字的文賦，上溯秦漢之關嶺險惡，以及開鑿大庾嶺山道過程的辛苦艱難，一直到山道貫通後嶺南士民因此得利的歡欣鼓舞，的確稱得上是論述翔實，描寫深刻。
張說見聖人捧卷細讀這一篇文賦，便也笑語說道：“此文伴州官治境安民壯舉而生，文筆雄健，爲事增彩，古今之殊異、前後之利弊皆翔實道來，已經頗得南朝庾信賦史之古韻，又無庾某好爲豔筆之夸誕縱情，可謂是文題中正，意達上等。國朝興治，雖嶺南遠疆亦能有此珠玉投獻於朝，開元文治之盛，亦驗此一斑！”
南朝庾信文筆壯麗，就連張說本人都有詩讚其“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更被後人稱頌爲梁之冠冕，啓唐之先鞭，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的駢文巨匠。
可是現在張說這個庾信的小迷弟評價這一篇出自今屆舉人的文賦，居然言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可見對於這一篇文賦的欣賞。
不過在看到這一篇文賦的作者後，李潼對張說所給與這麼高的評價也不覺得意外，畢竟兩人在原本史上就頗有交集與淵源，文賦作者張九齡，正是張說的幹孫子，更是張說政治與文壇聲望的繼承人。
歷史上的張九齡，號稱盛唐最後一位名相，更是大唐宰相風采氣度代表人物之一。其人雖然出身嶺南大族，但嶺南人在大唐的政壇整體上都乏甚存在感。
張九齡之所以能夠突破地域的限制，除了本身才能氣度的確超人一等之外，更重要的便是獲得了張說這個文壇宗主與當朝宰相的賞識與提拔。
歷史上張說對張九齡的提拔可謂不遺餘力，不獨藉助自己文壇上的影響力爲張九齡揚名，積極的向玄宗舉薦其人，這一份交情更延伸到私情上，以同族而敘昭穆。
張九齡對張說的賞識自然也是投桃報李，在張說與姚元崇的權力鬥爭中便積極衝在一線、毫不惜身，張說去世後更親自執筆、擬寫墓誌，署名族孫。
當然真正讓張九齡成爲盛唐名相的也並非兩人之間的私情，張九齡雖然循張說而見顯，但當成爲宰相後，還是超越了張說的影響力，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作爲。特別其人諫殺安祿山卻不獲玄宗應允，之後安史之亂爆發時更讓時流感慨張九齡識人之明。
李潼對於張九齡自然是印象深刻，不僅僅在於其人史書中的形象，更因爲張九齡這個名字早在之前便不乏人向自己提及。
如今開元幾位宰相，王方慶、李昭德、劉幽求等都曾先後擔任廣州都督。禁中君臣偶爾閒話時，李潼或會問起嶺南地表有什麼出色人物，幾人也都不約而同的講到了張九齡。
一方面自然是因爲張九齡出身嶺南顯宦人家，所以纔在少年時代便有機會同廣州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產生交集。
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此子自幼便聰穎早慧、學養不俗，否則幾位宰相也不會對遠在天南的一個州官之子印象深刻，乃至於轉達天聽。
特別是眼下仍在廣州任上的劉幽求，在去年貢表之外附書一則，就是比較正式的向聖人舉薦，書中言道此子雖然功名未著、但請聖人勿以常材後進審之。
張九齡不獨詩文見壯，甚至對嶺南政治也頗有匡見，在劉幽求開鑿大庾嶺山道之際，其人便暫充幕僚，積極奔走聯絡嶺南諸豪強宗社，如此用工繁重的一項工程，沒有在嶺南造成民怨沸騰，張九齡上下聯絡溝通之勞也是頗有助益。所謂天南入貢，海陸時料之餘，此員亦可稱一珍。
唐人愛賞評時流俊彥，且言辭不乏誇大，諸如狄仁傑年輕時便被稱許爲“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劉幽求對張九齡的評價則是天南一珍，倒也頗得時代三味。
有了大臣們頻頻提及，再加上原本歷史的記憶，李潼想不注意張九齡都難。
這個還未有功名出身的廣東小青年，還沒有入京便已經簡在帝心，因爲錯過了去年秋貢入京，李潼甚至還傳令廣州市舶司具車一駕、專送張九齡入京應試，也算是表彰他在開鑿大庾嶺山道所做的貢獻。
當然，這件事只有受命諸員知曉，李潼也並沒有對外宣揚。畢竟張九齡眼下只是一個嶺南貢舉人，若恩眷太盛、人盡皆知，勢必會影響到科舉的考選結果，對其他貢舉人而言是一個打擊，對張九齡也未必是好。
且不說張九齡已經得到聖人的眷顧，倒是張說這個歷史上的伯樂並不知已經被人挖了牆角。
他自安南都護府歸朝後，便歷任臺省官職，與張九齡之間全無交集。但宿命的力量仍然強大，哪怕僅僅只是看到張九齡一篇賦文，便表露出極爲欣賞的態度，可謂是王八看綠豆，但卻不知有人已經先下手爲強。
此時聽到張說對張九齡賦文的激賞，聖人卻板起臉來正色說道：“國家所制典選科舉，自是才流匯聚、人共競豔。選司凡所當直，只需就案論事，不當以案外雜聲充斥選則！華文館所制時文所可賞鑑，但功名考授仍定於禮部試中，切忌通案混淆、有幹公允！”
張說聞言後連忙點頭應是，心中卻有些疑惑聖人對這個名爲張九齡的舉人感官究竟是喜是惡，而來日就案監考時，他究竟是要憑才取人，還是要循聖意取捨？
他並不知這也是聖人對他的一個小小考驗，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經具有進入政事堂的資格。
張說也是一個少年成名的典範，永昌年間制舉奪魁、驚豔河洛，憑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獲得許多時流名臣的欣賞。進入開元后，在朝則歷任臺省，在外則經治地方，可以說是皆有建樹，到如今資歷上也已經足堪拜相。
但不同於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對張說還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纔能有遜，而是因爲這傢伙太聰明瞭、以至於原則性不夠強。
眼下開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麼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憑張說的才能資歷，拜相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是早是晚，區別卻很大。
眼下的張說，年紀還不到四十，但時譽已經頗著，在士林文壇中的聲譽已經威脅甚至將要超過李嶠這位老國手，即便此際拜相，也可以說是型鶜w。
但張說爲人靈活、社交能力極強，壯仕之年便高居宰執的話，一旦原則性與自律性稍遜，就非常容易滋生朋黨、逾越本分。
這也是李潼一直對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內外事務日漸繁多，他的確需要執政能力極強的臣員待在政事堂。諸如鍾紹京等舊人雖然忠湛煽浚谀芰ι蠀s有遜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擔任並不長久。
如今政事堂幾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組合，像戶部尚書姜師度，明明已經位居宰執，但卻仍然有欠執政全局的視野，所關注最多的還是天下州縣何處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嚴重。
宰相這個位置不止要溝通上下、作爲帝王與朝廷溝通的橋樑，也要具備全盤的視野與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會加倍的彰顯出來。
過去幾年政事堂官位輪換也有多員，但真正稱職的卻是不多，能夠得一箇中否相間的評價已經算是客氣。這還是因爲有聖人總攬大局，天下由亂轉治、國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導致的，宰相們的政治之功則就體現的不夠明顯。
過去數年，朝廷的執政脈絡是從最初的由亂入治、恢復生產，再到重修武備、向外開拓，擴增財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內外都已經沒有大的危患，或者說一些隱患都已經潛伏下來，難以再直接的察辨出來。
這樣的局面，其實需要執政的宰相們擁有更強的能力，才能見微知著、從小處察覺並杜絕隱患的發展。
張九齡之所以能夠成爲開元最後一位名相，就是因爲在他執政期間，能夠從盛極一時的開元盛世當中洞察到許多的積弊與隱患，並在之後的年歲中一一應驗爆發出來。
只可惜那時候的開元政局已經不復最初的開明包容，君臣承平享樂、諱疾忌醫，沒能進行系統性的自我糾錯。
李潼雖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覺悟與精神，但他畢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難完全體會民間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們正諫匡扶，才能給世道局面的發展帶來新的推動力。
因此對於張說，李潼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長足長進。張說歸朝數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舉，便是一次階段性的考覈。
至於說截胡張九齡這個張說的幹孫子，也不只是純粹的惡趣使然。
能夠得到前後幾位宰相的欣賞舉薦，張九齡才學自然已經頗有可賞。得到聖人的關注後，更不需要再走原來的老路、投身張說門下。
李潼是打算將張九齡培養爲張說的競爭者，在未來無論是政壇還是文壇，都逐漸的將張說給取代掉，自然容不得兩人相見兩歡、其樂融融。
張說自然不知聖人這一番思路，他還沒有真正上位，便給他準備了一個宿命之敵。若是知曉了聖人這一想法，怕是少不了要感懷聖人的用心良苦。
延英殿奏對完畢之後，李嶠與張說便起身告退，而早已經在側廂等候多時的宋璟也被宮人引入了殿中。
“臣叩見聖人！”
宋璟趨行登殿，先作大禮參拜，直至殿中響起聖人口稱免禮，這才緩緩抬起頭來，及至見到聖人正一臉親切笑容的垂眼注視着他，神情便又不免激動起來，再作稽首道：“舊者使命出京，天顏一別經年之久，臣幸不辱命、歸來再拜，窺我主上盛態如昨、音容不損，感恩蒼天、庇我明主，唐業壯盛、盛斯一身……”
李潼聽到這話，不免大笑起來，終究還是感情深厚的老同志讓人感動啊，久別重逢，旁人或許感慨世道之變遷、君威之日盛，唯有宋璟感動於聖人還是跟當年一樣帥！
當然這話也不只一人說過，但從宋璟口中說出則就顯得更加動聽，因爲在他口中講出才更像是事實。
“昔年情事，亦常縈繞懷中。但今眼望卿，卻已經不是故態。宋卿身系重任，使遠繁勞，匡社稷於邊土、復唐威於東胡，國肥卿瘦，增損之間，讓人感動啊！”
李潼站起身來繞過御案，親自將宋璟攙扶起來，君臣對望，彼此眼神中都充滿了久別重逢的喜悅。
待到各自歸席，李潼才又問起一些平滅粟末靺鞨的細節。
雖然說早年張仁願入朝的時候，遼東方面的東胡問題已經頗有改善。但是乞四比羽所率領的粟末靺鞨仍然滯留海東，且背後還有新羅人的暗中扶持，一些高句麗與百濟遺也都向彼處靠攏，靺鞨人的勢力一度壯大到十萬戶之巨。
宋璟到任之後，雖然也在積極征討靺鞨傩，但當時東北並非大唐主要用武之地，加上乞四比羽得到新羅的暗中支持，一直遊遁於海東與大同江南北高句麗故地，始終抓不到全殲其部的機會。
一直到了開元七年，事態才迎來了新的轉機，新羅的孝昭王英年早逝，但卻並無嗣子繼位，只能求訪大唐，希望大唐能將作爲質子的王子金隆基遣返冊封。
當然，金隆基也並不是新羅國王的唯一選擇。新羅奉行骨品制度，擁有王位繼承權的聖骨早在多年前便已經斷絕，自武烈王金春秋之後便都由真骨家族繼承王位。
雖然一部分新羅貴族仍然希望武烈王金春秋後嗣爲主，畢竟新羅是在金春秋父子手中完成了半島上的統一。但也有一部分新羅真骨家族認爲武烈王世系享國已久，如今既然絕嗣，那便是天奪其眷，並不想將金隆基迎回，而是由其他真骨家族繼承王系。
因爲新羅內部發生的混亂，一直到了開元八年朝廷才接到新羅所投遞的國書。
當然在此之前針對新羅的內亂也已經有所商討準備，爲此甚至叫停了向漠北鬱督軍山出兵的計劃，以泉玄隱與黑齒俊這兩個高句麗與百濟遺民的代表爲使節，護送新羅王子金隆基歸國繼統。
彼時朝廷已經做好了唐羅之間再開始大戰的準備，宿將楊玄基、張九節等也都各領河北人馬奔赴營州待命，靺鞨人的存在反而成了一個次要問題。
然而這一場唐羅大戰終於沒有打起來，畢竟高宗年間唐羅之間之所開戰，一者在於新羅國內羣情統一，二者還有百濟與高句麗故地的巨大誘惑，第三大唐還身陷與吐蕃交戰青海、兩線作戰的泥沼中。
可是如今大唐邊疆無事，反而新羅國內陷入了沒有君主的內亂中。最終，唐使還沒有抵達大同江以南，新羅國中的政鬥便以親唐一派的勝利而告結束，羣臣北向趨迎大唐所冊封的新王。
金隆基歸國繼位之後，有鑑於國情仍是不穩，再加上也親眼見到營州數萬唐軍陳戈待徵的場景畫面，於是便上書朝廷，以德薄力弱、難轄遠土，懇請朝廷再於大同江以南重置熊津都督府，而熊津都督府所轄便是百濟故地。
大唐在攻滅高句麗與百濟之後不久，便與新羅之間圍繞這兩國故地展開了長達七年的唐羅戰爭，最終迫於兩線作戰的壓力，大唐接受了新羅的入貢請罪、結束了這一場戰爭，同時也算是承認了新羅對兩國故地部分佔有的事實。
不過這一次因爲新羅內亂，新羅王金隆基全憑大唐的扶植才能歸國繼位，爲了穩定彼此之間的關係，又不得不將此前所佔有的成果吐出，百濟故地再歸大唐掌控之中。
大唐雖然重新設置了熊津都督府，但又在百濟故地與新羅接壤的區域設立了一個臨海郡國，以新羅貴族金朝隱爲臨海郡王。
這個金朝隱同樣是武烈王金春秋的後嗣，其父金仁問常年留唐，甚至在唐羅戰爭期間還一度被高宗皇帝封爲新的新羅王。現在大唐助其析地立國，自然也是爲了保持新羅的持續分裂。
沒有了來自新羅的扶持與幫助，靺鞨餘寇便也沒有了繼續折騰的餘地和空間。
在營州都督宋璟步步爲營的持續逼壓之下，其生存空間逐漸收縮，終於在去年初冬之際，唐軍探知到乞四比羽老巢所在，一戰將之圍殲，結束了自契丹叛亂以來持續近十年之久的靺鞨之亂。一度讓聖人警惕不已的渤海國，終於被成功扼殺在萌芽之中。
“此役授首偾酰蛩谋扔鹨越捣彩當等说龋碛嘘嚽笆芸`多人，目下已經在押營州，只待朝廷遣使降罪懲戒。首惡諸員以外，另有粟末靺鞨並諸東胡雜部三萬餘戶，亦需妥善安置……”
一場戰爭結束，仍有大量的首尾要跟，特別對於收復領土與民械墓芾恚P係到戰爭的成果能否長久保持。所以在講到這幾萬戶靺鞨戰俘的安置問題時，宋璟也是不免神情嚴肅。
李潼聞言後便又詢問道：“有關這一事則，宋卿可有良策構計？”
宋璟多年擔任營州都督，對此自然不乏思考，聽到聖人的垂問，便即刻說道：“靺鞨本非新患，舊置營州，役使之餘，亦不乏賜田授地之恩，之所以仍然易躁難馴，不在於民不可教化，而在於其所領戶宗主慾壑難填！臣攻入贍I時，所見士無甲、民無衣，喪亂饑饉，老少難活……
生熟諸胡，之所以胡性深在，在於其所督統諸酋欺上虐下，凡此諸類仍在，便難移風易俗、從善教化。此諸類圈民爲畜，截挾王命，若不加根除，縱有德治佈施，亦是枉設，天恩獨攬而下民倍怨！
若必欲招納羣胡，需絕其封建世統，編戶納之。不需厚幣良田，雖三畝薄業亦倍餘舊所生計，散附州縣，可補耕墾生力之不足。胡性散漫，聚必生驕，若有所瞻首，則必更躁，風俗難易，久則必亂！
不能以我中華之法統攝，雖千萬之校嘈鑷鴼⒅贿z禍於後世子孫！三年革弊，三年易俗，三年教化，積事九年，若仍冥頑不靈，此天棄其類，錯愛必傷！”
第1002章 諸酋自肥，歸化不易
李潼向宋璟詢問東北這些靺鞨戰俘的安置與管理，也並非專門針對這一問題，而是有關境內胡人的管理已經成爲了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大唐本身便體量龐大、疆域遼闊，在國境周邊生活着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隨着大唐領土的擴張，戰爭、商貿等各種交流形式逐漸讓這些胡部人口進入到大唐國門之中。
雖然說人口也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着越多的生產力。
但在現實情境下情況要複雜得多，大唐是一個農耕爲主體的帝國，且不說這些諸胡人口有沒有足夠的耕桑技藝可作生產利用，單單他們部族不同、風俗不同、文化不同與社會組織存在的差異性，想要進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難。
但接不接納胡人已經不是一個可作迴避的選項，而是一個必須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僅在開元四年青海大戰之後，到如今的開元十年，大唐諸邊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達到了上百萬之巨。
這還只是在沒有針對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編戶統計情況下粗略估算的數字，而實際的情況則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東剿滅粟末靺鞨一戰，便得獲俘虜幾萬戶。而在其他戰場上，大唐也都各有推進，開元九年針對漠南與磧口一系列的掃蕩，所收繳的鐵勒與突厥諸部人口同樣也有數萬戶之巨。
除了戰爭之外，隨着大唐國內生產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復，每年自發的投奔大唐的諸胡逃戶數量同樣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頭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諸胡逃戶便常有數千帳之多。
這樣的情況還不只發生在邊境地區的底層雜胡當中，一些胡部上層人物逃入大唐的現象也是頻繁發生。每年元月六夷諸胡各遣使節入京獻貢，便不乏使節隨員逃出使團，希望能夠留居長安，不願再返回各自部族。
類似情況屢禁不止，以至於那些接待外邦賓使的鴻臚寺官員們幾乎沒有在職長久。元月入貢之後，往往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們，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滯留於大唐境內。
至於市井間針對諸胡奴僕的買賣，那就是更加的無從禁止了。因爲想要禁止，起碼要有買賣。但就有許多的逃人爲了能夠定居大唐國中，甘心的委身爲奴。
出門閒遊一遭，便有僕員跟隨回邸。若這只是一個偶發的現象，還能進行舉報禁絕之類的監管，可若已經成爲了一股風氣，又該如何加以杜絕。
此前新羅之與大唐交惡，其中一樁怨氣就是埋怨大唐倨傲不仁，搜捕新羅民胸溬u爲奴。按照新羅方面提供的數據，每年都有上萬人從新羅流出，自遼東乃至於隔海相望的青州等地流入大唐。
對於新羅方面的控訴，大唐也很無奈。
之前爲了解決粟末靺鞨的問題，大唐不是沒有嘗試過禁絕新羅奴婢的買賣，結果就是私市濫生，原本還不失管控的奴戶買賣頓時轉入地下進行，反而滋生了大量私蓄新羅奴婢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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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吐蕃敗退回本土、突厥遠遁於漠北，大唐再次成爲區域中軍事力量最爲強大的帝國。其次就是較之原本歷史上同一時期更加繁榮的商貿情況，更加促進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當然，也少不了那些諸胡民袀兓蹲陨淼睦讬嗪鈴亩龀龅倪x擇。
畢竟，無論是人身安全，還是居住環境與生產條件，包括物質上的獲取與享受，大唐之於周邊諸夷，那都是更高維度的存在。
眼下看來，這種人口流入的現象還算是比較正面的。
畢竟如今並非大亂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開元初年進行的編戶統計，如今的大唐民戶達七百三十餘萬戶，胡人流入雖多，但遠不足以撼動唐人爲主體的人口結構。
而且眼下大唐國力強盛，即便諸胡雜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這些湧入的胡人又能補充因商貿發展而帶來的勞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禍患，大唐社稷若想長治久安，相關問題也必須要重視起來。
畢竟歷史上的胡患所帶來的危害與教訓也實在太慘痛，不說五胡亂華所造成長達幾百年生靈塗炭的大分裂，單單安史之亂將盛世腰斬，已經令後世無數人扼腕悲痛。
針對諸胡的管理，並不只是當下的問題，只不過隨着局勢進入開元新朝，這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大唐初年，通過一系列的對外征戰與開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羈縻體系，諸胡皆臣服於大唐天威之下，歲貢不斷。
但當年的大唐開邊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爲了確保國土疆域的完整與安全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一個最大的前提就是國土的安全。
在確保這一戰略目標的情況下，大唐對於邊疆諸胡的態度便不失包容，並不強求盡並其地、盡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觸犯大唐的利益、威脅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羈縻爲主，給予那些邊胡足夠的生存空間與自主能力。
而且當年剛剛經歷隋末亂世不久，天下諸州仍然不失荒涼。像高宗年間攻滅高句麗後，陸續將幾十萬高句麗遺民向內遷置。
可是如今，大唐對外的軍事行動除了確保自身邊境安全、鞏固已有領土之外，還有着更進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對新的土地與人口的獲取。
如此一來，原本諸胡自主性極強的羈縻統治便不再合用了，大唐只有更加系統、徹底的消化這些邊地與人口，才能以此作爲動力繼續向前推動開拓的步伐。
宋璟所提出移風俗、同教化之類的措施，過去數年大唐也一直在執行。像河曲六州突厥降民的編戶，收復青海後乾脆在海東設立州縣直接統治等等。
但類似的事項推進的卻並不怎麼順利，甚至可以說是阻礙不斷、見效頗微。
這當中自然有諸胡卑民不近中國人情、不通中國製度的緣故，但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還是宋璟所說諸胡酋首宗主等之類的存在。
諸胡雖然社會結構簡單，並不像大唐這樣擁有着完整的規章建制，但凡有聚合、則必有組織，那些胡酋宗主便是這些組織中的控制者與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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