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來聊天群 第84章

　　但中國除了主體的漢族之外，還有苗、蒙、回、藏等少數民族，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地域、使用自己的文字或語言，穿著自己的服飾，有自己鮮明的文化特徵。因此若按照梁啟超原有‘中華民族’理論，合‘各民族為一大民族’似乎就能解決問題，但在現階段顯然是不現實的。

　　主席認為，如果強行搞‘統一族’，也就是西方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無視各民族的特點，那麼這樣的民族最終必然是鬆散的，甚至還會進一步加深民族矛盾；所以共同民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主席指出，中華民族的構建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最終完成中華民族認同的構建，那麼首先就需要認同，各民族在文化、語言、風俗等上的不同，認同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分支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分支文化。

　　這一認同的目的，是在承認少數民族在文化等各方面同主體民族一樣優秀，是為了消除過去民族間的‘不平等關係’，消除民族間的隔閡，而在此之上，再來構建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識，發展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新的更加完善的中華民族理論。

　　關於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主席在其章節中指出：這一民族理論的構建，首先要解決民族理論的系統性構建中的一個問題，即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的構建問題。中華民族是合各民族為一個大民族的共同民族，而中華文化同樣是以合各民族文化最終形成的一個共同體文化。

　　那麼，中華共同體文化是否要消滅掉各民族的文化呢？主席認為，長期看各民族文化必然走向融合，但在現階段，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國和世界各國當下的民族問題一樣，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長期以來，中國各民族間，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有民族地域上的，民族文化上的，甚至是民族宗教上的；特別是各民族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才真正實現了平等，這為消除民族隔閡，建立中華民族共識打下了良好基礎；但民族間存在的問題仍是長期的，不可忽視的。

　　基於中國民族發展所形成的歷史，中國存在以漢族佔多數的主體民族及各少數民族，這使得在事實程度上，中國文化中，漢族佔主導地位，各少數民族則處於分支地位，多元民族文化成為了客觀事實，不可否認。

　　因而，無論是中華民族理論的系統性完善，還是中華共同體文化的構建，把主體民族或文化消滅掉或者把少數民族或文化消滅掉，從而達到某種新的‘中華民族與文化’，都是不成立的，且是有害的。

　　現階段中國的民族理論構建，應要尊重這種‘多元’，但這也並不是說，‘多元’就是正確，而是民族理論的發展存在階段，即：一階段、實現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和文化的多元；二階段、由歷史的自然發展，在各民族文化完成融合的基礎之上，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構建；最終完成中華民族理論體系的全面完善和建立。

　　現下，第一階段的任務初步現實，但仍要長期發展。比如一個客觀事實是，各民族不能平等，則民族矛盾就會加劇，就難以解決；各民族文化不能發展，則中華文化就難以發展；因而實現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多元，應是當前中國民族關係上的基本準則。

　　關於第二階段，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構建上，我們也要認識到另一個客觀事實：由歷史自然形成，導致中國主體民族文化即漢文化成為基礎；因此未來‘文化共同體’的構建，漢文化中的優秀文化仍是基礎，而後融合各少數優秀文化，共同構建中華文化，形成共同價值。

　　主席的文章論述了中國的民族關係和民族理論構建，同時也研究了蘇聯民族理論和民族文化構建，他不好直接批評蘇聯民族理論構建上的問題，於是便以中蘇兩國各自國情不同為詞，認為‘民族自決’並不符合中國民族發展的未來趨勢。

　　主席認為，民族平等、民族文化多元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除民族間的隔閡，實現民族和解，最終實現民族大融合，而不是為了‘多元’而‘多元’，從而加強了民族間的隔閡；若形成這個結果，那麼這樣的民族理論建設就是失敗的。

　　主席還在文章中，批評了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中存在‘教條主義’，把原本是一個地域的一個民族，強行分成許多個民族，甚至一個村寨僅僅是因為語言上略有不同，著裝上略有區別，就劃成一個民族，他認為這不是在推動民族融合，而是製造民族分裂隱患。

　　主席寫道：‘雲貴川省份的一些村寨，因幾里不同音，地方上就給中央上報了二三百個民族，全國上報了三四百個民族，中國歷史上何時有過這麼多民族？這就是在亂搞一通，是拿著本本的教條主義。’

　　‘還有福建、廣東、湖北等地的客家人，也被識別成一個民族，說是要建立‘客家族’。客家人從來就是漢人，就不是一個另外民族，民族識別中就要把他們搞成一個民族，因此遭到了客家人反對，這才沒有搞成。’

　　‘廣西的僮族，確是一個民族，但地方上為了搞自治縣、自治區，便把許多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的人，直接劃分進了僮族，別人反對，還要硬劃；個別地方把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平等優待，往民族區別、民族隔閡上搞，這些都是在為‘民族分裂’製造長久隱患。’

　　主席用具體例子批駁，把自治搞成民族區別的做法，他指出：自治是為了保障少數民族正當權利，是為了實現民族平等，而不是搞成民族特權，甚至搞成‘國中國’。他反對為了自治而自治，要求民族識別工作應當公正、嚴謹，在尊重少數民族的同時，也要符合歷史實際。

　　安英對文章的理解，主席顯然是認可的，他說道：“中國現有的民族理論，主要是採用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論，但這個理論存在很大的問題，如果中央不干涉，不加以控制，那麼中國就會搞成許多民族，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樣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

　　安英問道：“前些時日，我看了人民日報上‘反對大民族主義’的文章，而我有印象，這去這篇文章好像叫‘批判大漢民族主義’，是您把標題修改了嗎？”

　　主席點起煙，微一點頭，說道：“我看了蘇聯民族政策反思和我國民族政策反思的著作，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就比如說蘇聯人，他們一邊批判大俄羅斯主義，一邊又在蘇聯搞俄國，強行推‘西里爾文’，另一邊又因為大俄羅斯主義盛行，又造成了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總之，蘇聯的民族政策就像一個精神分裂政策。”

　　看著安英在那裡發笑，主席則是繼續講道：“刻意打壓主體民族，批判主體民族，這種方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民族矛盾，反而形成了逆向民族歧視，造成主體民族與政權對立，而蘇聯最終解體，主體民族、少數民族、蘇共政權三方，實則到最後形成了互相敵視，這很要命。”

　　安英說道：“爸，您這個看法是正確的，無論我在聊天群裡，還是在頭條或是逗音等媒體上，看到了許多對我國曾經民族政策批評的聲音，也隱隱出現了主體民族與黨的政權對立的情況，好在國家調整得很及時，那邊的國家，現在在搞文化復興了，國家推漢服、漢文化。”

　　主席吸了一口煙，若有所思的說道：“你說的這個情況，很值得檢討。這樣的事情不是一天就能發生，而是日積月累之下所形成的；這至少證明了一點，過去的那套搞法，存在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不如從現在就建立主導文化。”安英說道。

　　主席輕輕搖起頭來，說道：“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當下我國民族間的問題很多，許多地方民族矛盾很深，像藏地、疆地、青、甘等地的一些少數民族，自我族群認同或宗教認同很強，對於中華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相對較弱。”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不幫助他們發展文化，而是直接把漢文化推過去，這樣不但不會形成認同，反而會加劇矛盾。所以我們要先把民族平等做起來，經濟搞上來，再把地方民族文化發展起來，等到國家和民族認同加強了，再來把漢文化推進去融合，這樣阻力就小了。”

　　安英說道：“可若放任不管也不是個辦法啊，許多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同胞與內地溝通都非常困難，大家無法正常交流，還怎麼推動融合呢？”

　　這話主席很贊同，他笑著對安英說道：“你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央已經在考慮向全國和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推廣漢語教學和普通話，但要把這件事做成，關鍵還是要加大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的聯絡，加大彼此間的交流，否則即便推廣了普通話，使用場景也少。”

　　聊完民族關係的問題，主席又與安英聊起了‘工人管理委員會’的事，而安英顯然反對搞這種類似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搞法，他認為這不是一個正確的道路，主席似乎也有著同樣的看法。

第130章 意見

　　主席的《論中國民族關係》一文在中央書記處傳閱了起來，總理看完後，認為主席的這篇文章十分重要，它不僅梳理了中國民族歷史發展的脈絡，而且還指出了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民族建設工作中的問題，更為未來民族理論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因此建議：應當立即進行發表。

　　民族理論構建的問題，暫時按下不表，總理現在正為計委發的那個《關於私營企業成立工人管理委員會的通知》的檔案感到頭痛。

　　這份通知出來一個多月，其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北京一地就有三十多人自殺，二十人及以上的私營工廠關門了七百多家；為進一步瞭解其影響，總理又派人到東北、河北和上海瞭解情況。

　　不過十餘日時間，一個初步的情況彙報就遞到了總理面前，各地的私營工廠出現了大規模減產，一部分停產，還有不少私營企業主帶著全家跑路香港。

　　就以輕工業、精密工業作為集中的上海為例，全市擁有1.27萬家工廠，其中私營工廠7466家，而20人及以上的3615家中等規模工廠中，工管會與企業主因利潤分配的問題，產生產了激烈衝突，導致多數工廠工人不願生產，老闆放棄管理，生產陷入減產、半停頓或停頓狀態。

　　據上海市委和一機部上海辦公室彙報，已有87名企業主身亡，221家工廠完全停工，119名企業主攜家逃離上海，一部分確定跑去了香港，另一部分回鄉或暫不知所蹤。

　　期間還發生了一些惡性事件，一些企業主因不願接受工管會的分成比例，導致雙方爆發肢體衝突，一名企業主被打死，還有許多企業主被工人押著戴高帽遊街，造成了幾十人自殺身亡。

　　發展到後來，因為雙方談不妥，一部分私營工廠的工管會直接沒收企業主的工廠管理權，導致有數名企業主全家上吊或燒炭自殺身亡，引起了社會動盪，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總理原本想的是，計委雖私自下發了政策通知，但這畢竟是‘國家政策’，如果直接廢除，就是在朝令夕改，所以他想著預設這份檔案，儘快出臺彌補性政策，把不良影響降到最低，可現實情況卻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剛剛過去的三反、五反，上海就有八百多名資本家自殺，這才結束沒一年，就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如果這件事處理不好，影響的就是黨和中央的威信，因此總理認為，應當把這個‘通知’直接予以廢除。

　　工管會造成的惡劣後果，導致中央議論紛紛，情況自然也傳到了高岡的耳中，但他並沒有認為這有什麼問題，反而對人說：‘資本家越反對，說明政策越正確。新中國的工廠，由工人當家作主，那些敢反抗的資本家，就應當接受工人階級的專政鐵拳。’

　　這話說得冠冕堂皇，但其實高岡心中已是慌得一批，他借計委工作的名義，把在東北的老部下們召到了北京，希望從他們那裡找到彌補的辦法，可是事態發展到這裡，想收回來那有那麼容易。

　　豐澤園裡，主席手中的報告只看了一半，便扔到了一旁，他氣呼呼的對前來彙報的總理說道：“國家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社會生產秩序又亂了，現在出了這麼大的紕漏，造成了民族資產階級對黨和政府的不信任，影響很壞！”

　　以往主席生氣，總理總會安慰幾句，但這一次他沒有，實在是高岡這事做得過頭了，從他的角度看，要權力可以，努力爭取就是，可揹著國務院私自下政策，這是在破壞制度，他是不能忍的。

　　總理說道：“工人管理委員會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機構上有重複的地方，但二者又有不同，前者的工管會工人直接參加企業管理，有企業決策權和利潤分配權；而工會工人是參與管理，並不能決定企業利潤分配，兩者權重不同，利益訴求也就不同。”

　　“這個東西有沒有得救？”主席問道。

　　總理略作沉吟，答道：“之前我也想著救一救，以免朝令夕改，但就調查上來的報告看，這個政策最好還是廢除。所謂的工管會，其實就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一個變種，這套制度對企業正常生產管理，短期內確實有積極作用，但長期看，破壞大於建設。”

　　主席已經看過0號組上交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資料，不過他與總理的之前的想法一致，就算高岡以‘計委’的名義私自下發了政策通知，但中央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那怕是要廢除，最好也是要等幾個月，對於國家來說，最忌諱的就是朝令夕改。

　　可彙報上來的情況已是十分糟糕，就連總理都推翻了此前想法，這讓主席意識到，這件事是真的沒得救了。

　　主席說道：“這個工管會表面上看，實現了工人當家作主，但實在是在工廠內部進行了制度性的權力分割。一個工廠，內部兩個勢利相互較勁，一方要多分利潤，一方要擴大生產贏得發展，最終必然是利益大過發展，所以這個工管會是個壞東西。”

　　“主席，那計委下發的這個通知，是廢除還是補救？”總理問道。

　　“還補什麼救？”主席吸嗦著香菸，略作思考說道：“以國務院的名義下發一個‘暫停成立管會’的通知，要求私營企業恢復正常經營管理，已成立的工管會組織修訂為‘工會’，按總工會組織規程管理。”

　　總理作下記錄，說道：“現有規定是25人及以上的私營企業應建立工會基層委員會，不足25人的可選舉組織員；可工管會是20及就成立，這樣一來，私營企業中就出現了大量的工會組織，其對企業的發展也是有影響的。”

　　主席說道：“事情已經這樣了，還有什麼辦法，先這樣處理吧。”

　　總理見主席已經下了決策，便也沒有再反對，而是說起了另一個話題，他說道：“我看了下未來我國的企業工會發展情況，工會建立雖然還是和現在一樣，但是在大量私營企業中，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並非強制。”

　　主席刷的側首看向總理問道：“那工人權利誰來保障？”

　　“這事…。”總理一時間不知道該從何說想，沉吟半晌這才說道：“凡事有利有弊，就說工會制度在我國的發展也經歷了幾輪改革。”

　　“1953年工會七大、1957年工會八大都進行了章程修訂，後續又歷經多輪修訂，其中1956年在公私合營企業中開始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到1988年時，國家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下來。”

　　“但…，無論是工會組織，還是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其在眾多私營企業中，其實都只是一個樣子貨，並沒有得到認真的踐行。”

　　“這是為什麼？”主席問。

　　總理回道：“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我國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私營企業迎來了大發展時代，但由於國家工業技術水平嚴重落後於西方，為更快的積累財富，推動國家工業升級，也為了更好的承接西方工業大轉移，所以把工會和職工代表制度的作用降低了。”

　　總理向主席講述了改革後，我國工廠的變化，國營企業中，無論工會還是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相對都落實得很好，但是隨著民營工商業的興起，這些企業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的，而無論工會還職代會，其在一定程式上影響了企業利潤最大化，於是被邊緣化了。

　　總理說道：“從那時的定義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私營企業的工人不屬於工人階級，而是進入城市的農民務工人員，仍屬農民階級。因此也導致了國家在統計學方面，一般統計的也都是‘城鎮職工’，即城鎮國有或集體企業事單位的工人資料，這就導致了，私營企業的工人不計算在失業率內。”

　　“利潤最大化。。。”主席喃喃一聲，隨即就反應了過來，說道：“這不就是把進入城市新工人的工人階級利益給剝奪了嗎？他們沒有工會保護，沒有職工代表大會行使權力，從此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就可以無限制的剝削這些新工人了！”

　　“什麼工人階級，什麼農民務工人員，就是在搞概念，很扯淡！”主席抬起夾著煙的手朝前一點：“他們就是變向的放縱和允許民族資產階級無限制的剝削新工人，這是事情的本質！”

　　總理不想承認，但事實擺在那裡，他點頭道：“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被邊緣化，《勞動法》的彈性也很大。”

　　“法律還搞什麼彈性？那要法律幹什麼？”這下主席是真的不能理解了。

　　總理解釋道：“經濟和工業發展放慢時，勞動法就偏向企業，一切發展得好時，就採用中立姿態，總體執行並不嚴格，但更多還是偏向企業。”

　　“無論是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的定義，還是勞動法的執行層面，我想那時國家這樣做，都有當時的原因。就說農民工的定義，這樣做大概是在考慮，當國家工業或經濟受重創時，大規模失業到來，國家就能讓這些農民工重新回農村務農，而一旦劃到工人階級就不同了。”

　　“勞動法執行，則是更多考慮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因素，因此從這執行方面看，並沒有陷入教條，但所謂的彈性也確實很大，總之都是為了克服發展矛盾。”

　　主席當即擺手道：“我不贊同這個發展矛盾的觀點，我就問兩點，工人的權益有沒有得到充分保障？企業的利潤中工人佔比是多少？”

　　總理說道：“對農民工的保障相對是不足的，而企業利潤中工人佔比，大約在30%到60%之間，其餘為資本家個人利潤。”

　　“你看，貧富差距這不來了？”主席說道：“我之前就發現，那些民族資產階級富豪，一年賺幾個億，甚至幾十上百億，這是刨除了分給工人之後的利潤，這是極不合理的。”

　　“工人產出的剩餘價值，被財政、資本家一分，剩下的一點分給了工人，但同時工人又在承擔著城市化的代價。就比如，工人的月收入大半都要支付房貸，還要支付教育、醫療、社保、車貸和生活開支等支出，這個分配本質就是二次剝削。”

　　“他們認為，老百姓富了，就沒有了動力。”總理說道。

　　“這又是扯淡！”主席說道：“我看之前可不是這樣說的，不是說‘先富帶動後富’嗎？但我只看到了一群先富的人越來越富，那後富的在哪裡？發展地產經濟，把房價搞那麼高，全社會發展消費經濟，這不就是利用消費搞二次剝削又是什麼？”

　　主席說道：“誰說老百姓富了，就沒有動力了？窮時搞生產，富了搞創造，可以發展新技術，發展新文化，進一步提高教育水平，有很多事可以做。我看到很多條件不錯的百姓，搞了許多創造，這很好；這也再說明他們不是擔心老百姓沒有動力，他們是不願改變分配模式。”

　　總理點頭道：“既得利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想要改變確實是很難的。”

　　主席問道：“稅制改革的會議什麼時候開？”

　　“6月19號開。”總理答道。

　　主席略作沉吟說道：“以後私營和個體經濟都不會被廢除，所以相關稅收政策要調整。企業所得稅要徵，經營所得的個人所得稅也要徵，這類直接稅都要加入改革之中，還有累進稅也要徵收；另外遺產稅也要徵；棄藉稅可以研究後，未來考慮加入徵收之列。”

　　總理刷刷記錄完，說道：“這些稅可以開徵，但是不能針對普通百姓，否則只會加重百姓負擔，因此需要設定一個比較高的起徵線。”

　　“這個由中財委商討後確定。”主席說道。

　　企業所得稅即企業經營性盈利，而經營所得個人所得稅，直白點講，就是企業老闆的經營利潤，這與個人所得稅是不同的。

　　比如一些老闆給自己開‘一塊錢’年薪，這就是在逃避經營所得個人所得稅，而這個稅一旦開徵，那麼再搞這套，就沒用了，只要是經營所得，你就得老實交稅，它存在的意義，就是打擊那些鉅富，避免財富過度集中。

　　改開前的第一次分配就沒有搞好，那時財政無限向中央集中，而在具體的分配方面，確實是低分配，可這個分配在事實程度上，主要集中在工人階級和幹部群體，其結果就是飛速的拉開了城鄉差距。

　　這個差距大到連改開後都不敢比，城市職工家庭，都用上收音機、電視這些工業品了，而絕大多數農村家庭，連買個熱水瓶都要存好幾個月，那是條件不錯的家庭結婚時，才會配上的嫁妝，誰家要是陪嫁一臺縫糿機，足以轟動全村。

　　接著，改開後的二次分配又沒有搞好，先富的一路往前奔，私人飛機、私人遊艇都整起來了，一個億都是小目標，可百姓呢？還被新‘三座大山’壓著。這些私人資本家還都是明面上的，那些看不到的地方更恐怖。

　　保險業、銀行業，還有一些不可言傳的原本由國家壟斷的行業，在時代的利益分配中，早已成為了一些群體的嘴中肉。

　　就以保險業為例，一年營收六萬多億，支出兩萬多億，剩下三四萬億，扣除稅收（不徵增值稅）就算按最高45%算，還有一兩萬億，年年鉅額收入，數年下來，家產也許早就過萬億了，那麼這些富豪是誰？名字叫什麼？誰知道？

　　這些人究竟有多少財富沒人知道，因此要說某某人銀行卡里有多少萬億，這大機率是假新聞，它超出了普通人對財富擁有的理解程度，因為不能理解，所以那必然是假的。

　　一個國家的財富無論增長與否都是有定數的，有人拿得多了，那麼剩下的自然就少了，這就如同拿八十塊分給一百個人和拿二十塊分給一百個人是完全不同的，不改變分配模式，想要單純的提高社會福利，那都是扯淡。

　　所以，一個社會的福利能否提高，看其進行的稅收改革就知道了，如果決心要改，並且在改，那麼社會福利有增長就有希望了，否則無論說得多漂亮，看看就行了，千萬別當真。

　　中央領袖們，研究了兩年多的《經濟學原理》，更是瞭解到了未來分配的問題，因此當然不會再重新走上那條老路，國家要在第一輪分配時，就做好規劃。

　　就比如現下，國家不再全面國有化，個體和私營經濟都會保留並發展，那麼稅收制度就必然跟著變，沒有一個合理的稅收制度，那麼發展的成果，最終不會有多少惠及到百姓身上，只會和曾經一樣，富者越來越富，這是第一代領袖們不能容忍的。

　　過去不知道這些，或者說不了解這些也就罷了，而他們歷經血與火的生死革命，怎麼可能還會允許這種差距出現。誰要是還往那條路上走，誰就要付出代價，這幾乎已是領袖們的共識了。

　　言歸正傳，中央再給計委擦屁股之前，已經慌了神的高岡，他接到了一個更慌神的通知，主席要見他。

第131章 召談（加更）

　　“來來，坐這裡。”豐澤園會客室裡，主席見高岡進來，他並沒有客氣，還是如往常一樣，對自己同志都是很隨意，只見他微笑著抬手朝身旁的沙發點了點。

　　高岡心裡卻是很慌，他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他沒想到計委出的那個政策通知會造成那麼壞的影響，或者說權力試探是一方面，但政策出問題不是他的本意，基於這個時期大家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以及過渡時期總路線最終的目標，民族資產階級都是要消滅的。

　　然而昨天，他從國務院裡收到訊息，總理已經放出風聲要把這個政策廢掉，且更重要的是，總理在更早一天前，就到了豐澤園向主席彙報了，這說明主席支援了總理的主張，那麼他的問題就大了，高岡因此高到惶恐，他站在那裡侷促了起來。

　　“怎麼，你這個副主席，我請不動了？”主席臉上笑容一斂，看向了過去。

　　高岡雙肩一顫，臉上連忙堆起笑容，大步走到主席身旁說道：“主席，哪能讓您請呢，我收到您的召見指示立馬就過來了。”說完高岡一岡屁股就坐了下來，那個大大方方、不拘一格的人又回來了。

　　主席一手夾著煙吸著，另一隻手卻是從案上的煙盒裡掏出一顆煙遞了過去，高岡連忙雙手接過：“謝謝主席。”說完，卻是把煙夾到了耳朵上。

　　主席見此便把自己正抽著的香菸往過一遞，意思已經很明顯了，高岡連忙從口袋中掏出火柴，說道：“主席您抽，我用這個。”

　　主席收回煙，看著高岡把香菸點起，二人就這樣沉默著抽起了煙，但高岡手中的香菸卻是抽得度日如年，直直約一分鐘過去，主席才終於開口了。

　　“你是什麼想法，可以跟我講一講。”主席突然說道。

　　高岡連忙把口中煙霧吐出，說道：“主席，我一直遵照您的指示工作，您說往東我就往東。”

　　顯然，這不是主席想聽的話，他輕吁了一口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講你好，這才到中央幾天，你就那麼急迫了嗎？”

　　“主席，我…。”高岡不想承認自己有錯，而主席希望聽到的是他主動認錯，顯然他的回答，背離了主席的初衷和期待。

　　主席見他如此，便也不再繞彎子，問道：“你搞的那個事情，打算如何收場？”

　　高岡知道這一關是過不去了，於是連忙刷的一下站起了身，低頭向主席說道：“主席，我辜負了您的期望，關於在私營企業中成立工管會的工作是我的錯誤，我沒有把事情做好。”說完，他便不再作聲

　　主席等了一會，見沒有下文了，便再次問道：“還有呢？”

　　高岡不答，主席繼續問道：“這就結束了嗎？”見高岡依舊不作聲，主席的聲音也變得嚴肅了起來：“中央在機構設定時，為什麼要把計劃委員會放在國務院之下，你告訴我，你是如何理解的？”

　　高岡回道：“計委負責全國工業建設的統籌、規劃和指導，但這些工作與國務院所屬機構重合，因此歸屬於國務院。”

　　“你這不是很明白嘛。”主席續完煙，便又看向他說道：“計委負責的是全國工業建設，不是替代國務院把全國的工作都做了，要是這樣，那還要國務院幹什麼？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了？”

　　高岡點了點頭，回道：“我不該越俎代庖。”

　　“認識到錯誤就好。”主席見他終於承認錯誤了，這才又抬手朝沙發上點了下，高岡略作遲疑，便坐了下來，不過這次卻是隻落了半個屁股，主席生氣的態度，讓他意識到事情可能要嚴重了，但主席剛剛的話，沒有後續處理，又讓他暫時安下了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