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主席緩和表情說道：“新中國剛剛成立不過三年，國務院更是成立不過兩個多月，各部權責執行還不夠熟悉，造成了一些錯誤可以理解，但是這樣的錯誤不要再犯。”
高岡心中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連忙稱道：“是，後面我會主意，保證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你的能力我是曉得的，把你調到中央，就是看重了這一點。”主席吸了一口煙又說道：“現階段國家正在進行全面建設，計委的工作至關重要，但計委不是獨立的，而是在國務院之下工作。”
“作為國家副主席，更要有大局意識，要帶頭維護黨和政府的制度流程，不要想著這裡抓一點，那裡抓一點，什麼都想抓在手裡。這樣搞，不僅把制度破壞了，還影響了團結。”
高岡點了點頭，聽得十分認真，而主席的提醒依舊沒有結束，他說道：“搞派別，搞小團體，只想著抓權，黨同伐異，排除異己沒有出路，這樣的人也不是黨和國家需要的。”
這話說得很重，聽得高岡心神搖曳，他立即保證道：“我堅決貫徹主席‘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方針，聽主席的話，按主席的指示工作。”
主席則是糾正道：“我要跟你講一點，過渡時期總路線是書記處共同討論確定的。”
這話也已經說得很明確了，主席是告訴他，這是中央書記處的集體意志，也即書記處內部不存在路線爭論，大家團結如一體。
就在高岡思索著主席之言，主席則又是問道：“你對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什麼看法？”
“中央的決策是英明的…。”高岡立即向主席講述了自己的理解，不得不說，他的理解能力確實是一流的，回答主席也很滿意。
不過，接下來的話，卻是讓高岡驚詫不已，就見主席說道：“過渡時期總路線為什麼要設定兩個階段，是中央沒有能力在一個階段內，把民族資產階級全部消滅掉嗎？”
“當然不是的！”主席自問自答道：“我們的許多同志對於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過度迷信，沒有看到這個體制存在的隱患，甚至是巨大的隱患。”
主席講述起了蘇聯自實行計劃經濟以來的各時期歷史，出現的各種問題，聽得高岡心神巨震，很多事情他根本不知道啊，比如列寧時期新經濟政策的影響，斯大林計劃經濟出臺的原因，這一體制對蘇聯產生的正面和反面影響等等，主席如同給他上課一樣，講了足足半個多小時。
可是當他掏出本子進行記錄時，主席卻打斷了他，要他不要記錄，自己知道就行了，主席對他說道：“為什麼跟你講這麼多，就是要告訴你，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它的缺點和不足，蘇聯那個制度最核心的困境，就是認為制度萬能，還把人看得太高尚。”
主席講道：“蘇聯的工業化已經完成，這個時候該做的是釋放生產力，逐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或轉型，擴大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讓國家工業建設的成果惠及全民，但至今為止，看不到蘇聯做出這樣的改革，調整也極其有限，這個制度已經出問題了。”
高岡如同一個學生一樣，問道：“可是我去蘇聯看到的卻是一片繁榮啊，主席這究竟是怎麼會事？”
主席說道：“你都看了哪些地方？莫斯科？基輔？那幾個地方能代表全蘇聯嗎？二次大戰已經結束八年，就說蘇聯的農業發展，蘇聯耕地面積33億畝，可人口只有1.9億，人均13畝，有這麼多肥沃的土地，糧食生產的問題卻解決不了，我是不能理解的。”
高岡思索了起來，說道：“聽主席這麼一說，蘇聯的農業政策確實是存在問題的。”
“你有沒有看出問題在哪裡？”
高岡想了半天，最後試探著回道：“集體農莊？”
“不錯，你看問題還是很準的嘛。”主席滿意的點起了頭來，接著講道：“集體農莊在蘇聯工業建設階段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工業化完成之後，或者說二戰結束之後，它的這個政策就應當要調整了。”
主席說道：“計劃經濟體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類似一種戰時經濟體制，這種體制是不符合正常社會形態下經濟學客觀規律的；集體農莊更是一種理想社會，它同樣忽略了人在經濟學規律下的客觀因素；所以這兩套制度在蘇聯的執行已經陷入了教條主義。”
高岡張了張嘴，無論如何，他也想不到主席會說出這樣的話，可以說把他三觀都顛覆了，而主席則是繼續講道：
“這些問題，你來中央前，書記處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我們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沒有照搬蘇聯的模式，搞兩個階段也是無奈之舉，中國現在還不能直接換一條同蘇聯不同的路線。如果那樣做，蘇聯就會認為我們是在搞‘修正’，也就不願意幫助中國了。”
高岡雙眼瞪得大大的問道：“中央，中央書記們都知道這些嗎？”
主席肯定的點了點頭，見此高岡便又問道：“那我國未來要怎麼走？”
主席說道：“先把一五計劃搞完，看看情況如何，如果搞得好，一五計劃後就會有所調整，如果搞得不是很理想，那麼二五計劃後再作調整，到時你看著就是了。”
高岡似乎明白了這來，他頗似感悟的說道：“我國現在推行的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和農業互助合作，其模式和蘇聯的集體農莊確實是不同的，原來是這樣啊。”
中國現下的農業互助合作由政府推動，但是並不強制要求必須一體出工進行農業勞動，而是以不足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條件共享，比如某家沒耕畜，有的人家就要進行互助，誰家勞力少，大家就一起去幫助耕作，而且互助也並沒有立時全國推開，當前只在幾個省進行區域性實驗。
農村的集體體制包括經濟體制，也並非是蘇聯的集體農莊，土地歸於集體，但農民以家庭為單位擁有使用權，也就是依舊保持著土改後的分田到戶，但對土地重新兼併問題，進行了強力的約束，現下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可以說是空前的。
全國糧食確實開始了統購統銷，農民種出來的糧食，只准賣給國家，但是農民的收益是得到了保障的。
而且國家為了防止出現蘇聯的‘強徵’和新中國後來發生的‘過頭糧’問題，中央提前就在統購統銷政策中進行了規定：‘有餘糧的地區，各級政府可以做工作讓農民把多餘糧食賣給國家，但不得強徵農民糧食。’
國家出臺這個政策，就是為了防止‘過頭糧’徵收。一個很簡單的邏輯，農民家中如果有存糧，他自然會賣，畢竟留到來年也沒用；沒有餘糧，強行徵收最終只會造成社會動盪，比如浙江地區就曾經因為徵糧過頭，出現了成規模的農民‘騷動’事件。
另外，這一政策能夠落地，還有一些更關鍵的因素，國內青黴素、維C、石油、可樂、西地那非等的成功開發和開採，為國家節約了大筆外匯，還能向國外賺取大筆外匯。
全國每年極限向外最多能賣出八百萬噸糧食，152年國際市場價每噸120美元，約9.6億美元，而現在外匯增長了，就算少徵收一兩百萬噸，也不會有任何影響，所以沒必要再像蘇聯那樣強行搞‘餘糧徵集制’。
就說維C價格吧，當下每公斤約780美元，而新中國掌握了全球獨一份的大規模製備方法，價格被打到了660美元每公斤。1952年全年，中國出口維C共12噸，即792萬美元，相當於6.6萬噸大米。
而這一產量在1953年上半年就翻了近四番，達到47噸，但依舊供不應求，因為維C本身就是一種原料藥。北京和華北的製藥廠還在擴充產能，計劃1953年全年生產100噸，1954年150噸，價格還會進一步降低，但外匯仍將達到八千萬美元。
現下國際糧價還在下跌，從1952年的120美元/噸，降到年底100美元/噸，截止1953年5月，國際大米價格又降到了95美元/噸，即約90萬噸糧食，賣糧食根本不划算。
言歸正傳，主席非常認可高岡的工作能力，但該有敲打還是做的，因此主席很明確的告訴他，計委的工作要在國務院之下進行，而中財委雖不屬於國務院，但中財委的工作還是要以陳芸為主，無論是計委還是中財委他都只負責統籌，等於把他的權力都進行了明確限制。
曾經計委設有主席，而為了避免計委與國務院爭權，所以1953年4月國務院成立後，計委就設在了國務院之下，並且主席職務也改成了主任，高岡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了這一職務。
這樣的設定，本身就是在分權，是為了避免國務院一家獨大，至於高岡的職務安排，其實也是沒辦法的，他早在49年就已經是副主席，不可能調到中央後，還降職變成副總理，這是沒道理的。
只能說，國朝初立，功勳太多，不安排不行，安排得太低也不行，這一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幾乎是無解的，如果始終一團和氣，那就只能讓時間來解決，但好在總理與高岡之間也沒有誰向誰負責一說，都負責各自的工作。
主席苦口婆心的勸告，究竟會取得怎樣的效果也不提，數日之後，國務院召開了會議，討論《關於私營企業成立工人管理委員會的通知》政策存在的問題，最終確定將該《通知》及‘工管會’及所行的通知要求一體廢除。
對此，高岡沒有發表任何反對議建。
時下國家的咦魇歉咝У模瑫h結束第二日，人民日報就刊載了‘廢除’公告，文章只講述了工管會存在的諸多問題，至於具體的廢除原因，則是沒有給予一個公開的解釋。
沒過兩日，主席的《論中國民族關係》一文在人民日報頭版進行了會開刊發，文章一齣，立即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關於民族關係的話題，一時間成為了全國熱議話題。
特別是在文化界，許多人都認為主席沒有迴避問題，而是坦蕩的把問題講了出來，也為新中國未來的民族理論指明瞭方向。
‘主體民族’這個詞隨之在中國流行了起來，而‘漢服’一詞也隨著主席在文章中的使用，一時間傳遍了全國。文化界、史學界開始了一場熱烈的‘漢服’研究活動。更有學者激動的聲稱要‘正三百衣冠’。
這場熱烈文化討論的活動中，最為耀眼的人物還屬北師大校長陳垣。這一日，他把壓在箱底二十多年的那件舊‘漢服’翻了出來，而後穿到了身上，走進了校園裡。
他對圍觀的學生們大聲疾呼：“同學們，這就是我們漢族人的傳統服飾！三百年前，滿洲八旗舉起屠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毀了我們的衣冠，致使神州陸沉，三百年國恥。今天我穿出來，就是要告訴大家，我們中國人穿的不是滿洲的馬褂，也不是民國的旗袍，我們也是有自己的衣服的！”
校教導主任拿來了相機，把這一瞬間定格了下來，而陳垣並不知道，他的這一舉動，讓他成為了新中國‘漢服’復興第一人。
陳校長甚至沒有想到，他這一聲吼傳出之後，迅速在文化界和知識分子階層中發酵，致使一場關於‘中國人穿什麼衣服’的話題，成為了知識界熱議的話題。
馬褂那是滿清封建反動的舊象徵；而旗袍則成為了民國反動的舊象徵，知識界就有人主張：必須要把這些舊的反動的全部清除掉，恢復中國主體民族本來的樣貌。
過去最愛穿長袍馬褂的梁思成，換上了中山裝，他也表示得非常激烈，他把脫下的長袍往沙發上一扔，指著衣服對妻子說：‘這是滿清殺我祖先，強加給我們的衣服，從今以後，我要正衣冠，把這些衣服統統扔掉！’
梁漱溟、熊十力新儒學派，反應也同樣激烈，他們幾乎和梁思成做出了同樣的舉動，不知不覺間，馬褂在文化界消失一空，就連那些說相聲的，也在這場文化熱議中，把滿清長袍給脫了，換上了中山裝，還有人正在試製漢服，說從此以後要穿漢服講相聲。
至於旗袍，自從張艾玲旗袍事件發生之後，文化界的女同志們早就不穿了，現在更是已經成為了‘民國資產階級反動標緻’，有點腦子的人更不會再穿了。
全國如此熱議漢服，姜青作為文化界一員，她對於恢復漢服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積極，她拉起王觀美一起，說要搞一件代替旗袍的漢服裝，作為新中國解放女性的新衣服，於是二人向歷史學界收集資料，開始了‘新漢服’的製作歷程。
第132章 改革與試點
6月15日，隨著報紙上刊載：廢除‘《關於在私營企業中成立工人管理委員會的通知》及其規定要求’一文的發表，‘工管會’制度正式成為了歷史。這一制度從開始到結束，一共歷時58天，也由此成為了新中國歷史上施行最短的‘政策制度’。
為平息‘通知’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信心打擊，文章中指出：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是新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一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綱領中也從未指出，要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
新中國的任務，是把國家舊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成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這一‘改造’的目的，是為了使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為新中國的工業和經濟建設服務。
‘工人管理委員會’不僅與‘工會’在制度上有重複，而且也不符合政府‘過渡時期總路線’對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的改造方針要求；它不僅不利於國家工業和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對社會公平產生反面作用，基於上述原因，國務院決策‘予以廢除’。
“媽，媽，你快看今天今的報紙，‘工管會’被國家廢除了！”北京福泰新老闆朱萍初的長子朱嘉良激動的拿著報紙找到了他的母親沈新蘭。
福泰新自朱萍初死後，商店已經閉門歇業，而後店的工廠也停了，沈新蘭更是因為丈夫自殺，精神受到了重創，整日以淚洗面、神情憔悴，他看到兒子激動的拿著報紙要自己看，可她根本提不起興趣。
朱嘉良把報紙讀了一遍，沈新蘭這才回過神來，她接過報紙目光定定的看了起來，究竟有沒有看進去誰也不知道，而就在這時，媳婦快步走了進來，向丈夫說道：“市政府派了幹部過來，就要向我們宣佈國家的新規定，讓我們過去，現在就在前廳。”
沈新蘭把報紙仔細的疊好，放到了神主牌的供案上，眼淚嘩嘩的流了起來，哭道：“你怎麼就這麼想不開啊，你好好看看，現在政策被廢除了！”
一家人來到前廳時，市裡來的幹部再蹙著眉頭打量著商店裡的貨品，只到他們來到來，幹部收回了目光，對他們說道：“我這次來是代表政府向你們正式通知，福泰新的工管會取消了，從前怎麼經營，以後還怎麼經營。”
“謝謝政府。”沈新蘭向幹部躬了一身。
幹部立馬抬手示意：“不必感謝。市政府瞭解到了你們的情況，因此政府決定，今年福泰新的稅收給予恰當優免，希望你們能夠儘快恢復經營。”
朱嘉良問道：“以後，我們能自己管了？”
幹部認真的點頭答道：“是的，全國的工管會都已明令取消，政府不會干涉你們的經營，以後福泰新，包括福泰新在全國的分店全部由你們自己管理，但除今年外，以後的稅收還是要正常繳納。”
“媽，你看，我沒有說錯吧，工管會真的廢除了。”朱嘉良喜上眉梢的說道，而後又看向幹部，感謝道：“謝謝政府關懷，我們明天就開店。”
幹部暗自在心中鬆了一口氣，但還是提醒道：“以後要是遇到什麼問題，先不要著急，可以多等一等，事情也許會有變化的。”隨之嘆息一聲：“朱老闆為人，街坊四鄰都是知道的，望你們節哀。”
最後這句話算是憑弔之言了，因此朱氏三人立即答禮，而幹部見工作已經完成，也沒有多作停留便離開了。
當日，工管會的牌子就被取了下來。第二日，福泰新的新任老闆朱嘉良，用竹杆挑起一串長長的鞭炮炸得噼啪作響，福泰新正式恢復了營業。而隨著新聞的傳播，北京的私營工廠陸續都在重新開張，不過這一過程並沒有那麼快，整整持續了兩個月，才徹底穩定了下來。
時過境遷，一切看似恢復如初。
但回不去的也有，那就是之前因為‘工管會’成立過程之中，一些工人對老闆大肆批判，甚至綁了‘東家’遊街，導致部分冒頭的工人與老闆之間的矛盾加劇，而隨著‘工管會’成為歷史，大多工人又站到了老闆一邊，紛紛指責帶頭之人，最終導致許多領頭的被迫‘辭工’。
‘工管會’廢除進行的第四日，全國財經會議召開，國家第一輪稅收改革開始了，它與曾經1953年的稅收修正有所不同。關於國有、私營‘公平納收’的問題，確實是在進行修正，國企和公私合營企業，依舊享受內部免稅和優待，但個體和私營的稅收，則重新進行了釐定。
因為個體和私營經濟得到保留，因此針對它們的‘商品流通稅’沒有再實行，而是改成了增值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和關稅及地方稅種徵收；但同時國有和公私合營企業，又因為需要扶持的原因，因而對其仍舊施行‘商品流通稅’。
從這次稅收改革的實際政策看，國家其實是實行了兩套稅收機制，即：針對個體和私營的多種類稅收，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針對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的一次性稅收。
之所以實際兩套機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將會佔據國家生產的大頭。
這些生產包括：各類生產資料、原料；各種由國家控制並生產的產品或商品，它們共同構成了國家的基礎生產，比如鋼材、煤碳、石油、電力、機床、機電裝置、橡膠等產品以及農產品的糧食、棉花、食用油、糖等統購統銷農產品。
計劃經濟特點，就是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而這些基礎原料和產品的生產，又是國家各種商品生產基礎，如果採用市場化那一套，直接徵收各種稅，那麼結果就只有一個：工商業品、農產品物價瞬間爆漲，最終導致市場虛假通脹。
中央研究了我國曆史上，不同時期的通脹歷史，比如1949到1979年的隱性通脹，造成這一情形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導致工業發展起來了，產品的市場化程度卻嚴重不足。
表面看國家採取計劃指令，可以控制和調節一切市場，不存在通脹，但實際卻導致了工商品生產與市場實際需求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匹配矛盾；而國家又用計劃，強行抹平了這種矛盾，因而看似這種矛盾不存在，但隱性通脹始終存在。
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內部流通採取的是免稅或低稅，這保證了基礎材料或工業品生產所需，但也使得國家稅收減少，而隨著國有企業的規模和數量不斷增長，出現了生產過多，消費過少的情形，國家又不得不減少生產來平衡，這又與企業發展、社會就業產生矛盾。
計劃體制保證了國家工業的建設所需，使得新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了工業國，它的價值無與倫比，而體制本身的不足，又給國家帶來了許多問題。
現下，國家依舊在整體上採用‘計劃經濟體制’，而為了克服其所存在的問題，國家實則對蘇聯模式實行了大幅修訂，或可稱為‘新計劃經濟體制’。
這套‘體制’與蘇聯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比如蘇聯強調高度集中式的計劃，而中國的‘新體制’，它強調基礎生產的整體控制，同時允許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
國家對涉及工業、經濟和民生的重大方面，進行一力控制，而對於一般生產則相對開放，允許集體、個人從國有企業採購進行生產。
國家通過控制重要資源，來維繫社會基礎供需，而在社會的整體供需上面，國家則沒有蘇聯那樣的強力控制，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都能進行社會一般工商業品的生產，它們也同時面對市場，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一般國營工廠與私營工廠實則在接下來，將會形成競爭關係。
國營廠能生產搪瓷缸，私營廠能生產；國營廠能生產膠鞋；私營廠也能生產；國營紡織廠能織布，私營紡織廠還是能生產。
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生產的原料由國家控制，其在分配比例上，私營工廠相對較少，而在價格方面，由於國營廠稅收要低，私營廠在經營上，顯然同一產品的價格就要高不少。
就政策方面而言，確實都對私營發展不利，但不要輕視資本家想賺錢的能力，哪怕他們從國營廠採購的生產原料要比國營廠貴，但他們可以用擴大生產，提高生產效率，並通過薄利多銷的方式來搶佔市場。
所以也許幾年之後，隨著私營工廠的利潤積累，他們可能比國營工廠的發展更加迅速，甚至比國營工廠搶佔到更多的市場，到那時基礎工業品生產的國營工廠就將迎來衝擊，要麼和私營工廠一樣，提高生產效率並不斷的創新技術和產品，被倒逼著改革，要麼就死路一條。
這裡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例子，比如同樣生產布料，國營工廠就生產那幾種花色，但是私營工廠則可以根據市場動態隨時調整，它可以快速生產百姓需求的花色並迅速的佔領市場。
基於國家現有的新體制，未來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百姓都會有一定節餘，消費能力上漲是必然，而百姓的需求是多樣化的，許多產品國家根本不可能全部算清楚，也不可能及時的完成生產調整，那麼這部分，就是私營企業發展的最大空間。
因而，在未來計劃體制與個體和私營經營催生的市場體制之間，必然會產生巨大矛盾，這幾乎是一定會出現的，誰也阻擋不了，而這種情況出現的早晚，其與個體和私營發展的快慢有關，它們發展得越快，矛盾就來得越快。
這一矛盾的體現，主要是在生產資源分配方面，由於當前計劃體制，國家控制了一切原材料的分配，根據現有規定，國家在分配上，優先保障國家企業生產，私營是被壓制的一方，但未來私營所貢獻的稅收，將是一個非常大的比例。
而在這一過程中，個體和私營幫助國家穩定了生產供需，形成了某種路徑依賴，到時若要把個體和私營全部幹掉，幾乎是不可能，那會摧毀整個國家的經濟，而這種路徑依賴一旦形成，比如其稅收佔據國家的三成甚至四成以上時，國家不調整也不行了。
曾經新中國‘三大改造’完成後，國有經濟佔32%、合作社經濟佔53%，公私合營和個體經濟各佔7%，這讓國家一度高興不已；然而，這種經濟模式，高度集中有餘，分配模式卻嚴重不合理，導致了國家發展動力不足。
現在進行了調整，個體和私營經濟，限制性的商品市場經濟，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應叨瑏K不斷的發展壯大，百姓手中有了錢，對於工商業品的需求也會更大，而國有生產和反應速度就會不足，社會供需一旦短缺，支援個體和私營發展就必然會發生。
因此，到時候，就算國家如何不願意，現有的生產原料分配體系也必然要進行調整，除非國家無視曾經的發展歷史和經濟學規律，否則這樣的事就一定會發生。
現階段，國家需要建立公有制基礎，公有制為主導，因此一力偏向國有企業，但若國家花了這麼大力氣，給了國有企業這麼多優惠待遇，他們還是發展不起來，還是競爭不過私營企業，那麼國家同樣會被倒逼著進行全國性的國有企業改革，這也是一定會發生的。
截止1953年，全國2人以上私營工廠（大量為個體戶作坊）共計260餘萬戶，5月份公私合營開始，一個月就合營了數十萬家工廠，這些工廠大部分被合併建立起國營工廠，原本的個體戶成為國有工人。
這些工廠的生產原料由國家低價提供，生產裝置由地方和國家出資扶持，而生產的產品則通過國家調配或包銷，而這中間的流通都是免稅的，所以接下來一個時期內，國有工廠必然獲得大發展，甚至會成為國家支柱。
並且在銷售方面，由供應批發公司提供給國營商店的價格也比給個體戶或個體批發商戶要便宜，後兩者的商品價格，國家也進行了規定，其總的利潤被控制在10%以內，也即某件產品，供銷批發價為一塊錢，那麼個體戶和商戶最多隻能賣1.1元，利潤是非常薄的。
但是，‘自由市場’的大門一旦開啟，市場經濟就會像洪水一樣撲面而來，它是阻擋不住的，也就是說，現階段國有企業發展得越快越大，個體和私營也同時跟著發展壯大，只到最終後者超過前者，開始引領甚至主導基礎工商業品的民用市場。
比如說，20根一包的縫衣針，市場價5分，個體商們最多隻能賣5分5釐，但是這架不住他們銷售模式和銷售量的巨增。
這就像八十到九十年代時期，一個背包客，揹著一包縫衣針跑去西藏，一趟下來就賺好幾百塊，這還不包括他們銷售的其他商品，也不包括那些供銷種類不足或偏遠的地區，那裡的交易甚至有時候不是以貨幣進行的，而是物物交換。
一隻中號搪瓷茶缸價值2元，商人送到偏遠地區，換一些百姓不要的‘破銅濫鐵’，而將其拿到內地城市，其中的一些東西具有文物價值，身價爆漲幾十，甚至幾百倍，這種情況根本無法杜絕，商人賺錢的手段太多了。
無論是個體還是私營，只要國家不強力控制，放手讓他們經營，那麼他們就會如野草一般瘋狂生長，他們在帶動國營企業銷售的同時，其財富也在不斷積累，只到形成量變，這個過程甚至不用太久，五年或者十年，就會呈現出顯著變化，甚至是一種趨勢。
這一點從新中國往年資料就可以看得出來，新中國剛建立時，GDP為372億元，到1952年時,GDP就達到了720億（歷史同期680億）；時間來到1953年，國家發展更為迅猛，第一季度上報的全國總值是234億，第二季度資料還沒出事，中財委的預估是250億左右。
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保持，也即到1953年底時，全國生產總值將有900億，達到1955年的水平。之所以發展得如此迅速，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朝鮮戰爭迅速結束了，使得國家開支大量節約並投入到全國建設中；二是社會生產已經全面恢復，居民消費能力也起來了。
曾經，三大改造消滅了個體和私營經濟，而如今這些都得到了保留並支援其發展，因此可以預見，等到一五計劃結束之時，新中國經濟建設，將會迎來真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只要不是政策突然轉向，誰也阻擋不了這種趨勢。
……
最近一個月來，河北省長治專區都無比的熱鬧，作為全國首批進行集體體制試點地區，整個專區經過近一個月的動員與準備，村集體體制正式開始試行了。
專區下屬的五堤區謝莊村，今天就非常的熱鬧，一大早村民們就被髮動了起來，各家選舉代表各自帶著板凳來到了村委。
謝莊村委大門口，掌聲雷動，村委主任謝自民臉上滿臉喜悅的抬手按了按，待到掌聲平息，他向村民們講道：“各位，從今天開始，我們謝莊村委就正式改為‘謝莊大隊’了。”
他回過身抬手示向一側掛著的‘黑字白底’牌，一字一頓的讀道：“謝莊村生產大隊黨支部，也就是說以後這裡不叫村委會了，而叫村黨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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