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就是漢衣冠，華服，也叫漢服，漢民族的傳統服飾。”沈安娜解釋道。
“這衣服太漂亮了，有些漂亮得不像話。”烏藍夫看向李維漢說道：“新中國百廢待新，國家建設提倡節約、樸素，穿這樣的豪華服飾合適嗎？而且三反五反剛結束，國家提倡節約，這寬袍大袖也浪費布料，新中國現在布料很緊缺啊。”
李維漢剛開始還點頭，接著立即就反應了過來，當即反駁道：“烏主席，這是民族服飾又不是天天穿，也就國家重要活動時穿一穿，新中國就是再缺，也不缺這一件衣服的布料，我看問題不大。”
烏藍夫依舊是一口疑問：“新中國各民族平等，漢衣冠搞得這麼漂亮，那別的民族怎麼辦？”
大家都是文化人聽話聽音，李維漢這下是真的不爽了，他的臉色拉了下來：“這個衣服它就是這麼漂亮，這有什麼辦法？從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一直到滿清‘剔發易服’前，中國人都這麼穿，何況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嘛，審美也是不同的，我看沒啥問題。”
“你這話不嚴謹。”烏藍夫說道：“中國是由不同民族組成的國家，各民族一體平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飾文化。”
李維漢心中一頓，隨即說道：“我承認剛才的話有些不嚴謹，那句收回，但漢人的漢衣冠，它就是這樣，總不能因為太漂亮了，所以要改掉吧，這是什麼道理？”
“我不是反對漢衣冠，我是說，儘可能樸素些，畢竟國家現在不富裕，這樣的著裝也和當前的政治宣傳不匹配。”烏藍夫解釋道。
站在一旁的沈安娜也聽出弦外之音了，不過她的級別在這裡不合適插話，所以一直沒作聲，只見到兩人似乎要爭執起來之時，她才開口道：“兩位首長，這份資料民宗委看完後，還要給文化部和中央歷史研究所傳閱而後收回，所以還請民宗委這邊儘快閱讀。”
她著一句話，讓二人都有了臺階，於是便也沒有再起爭論，烏主席提筆簽收檔案，沈安娜便離開了。
走廊裡，李維漢的臉色很不好看，他向沈安娜嘀咕道：“前幾天，29個民族大合影時，那麼多民族，有不少還穿金帶銀，也沒見說什麼，我們就穿了一件衣服，配飾都沒有，就說過於豪華，這叫怎麼個道理。”
沈安娜不好加深矛盾，便只好說道：“如果漢服確實因為太漂亮有影響的話，是不是可以製作一些通常布料的？”
“漂亮也是錯？簡直莫名其妙！”李維漢說完只是朝沈安娜一抬手，算是送別打招呼，便頭也不回的邁步走進了辦公室。
這世界沒有不透風的牆，民宗委裡的小小爭論，很快就在高層裡傳開了，因此當沈安娜帶著資料，依舊穿著漢服到文化部時，文化、中宣、教育三部，還有中央研究所的人都到了，大家看資料倒是次要的，看那件因為‘漂亮’而爭論的漢服才是目的。
席部長、沈雁冰、馬敘倫、郭沫若幾人圍著沈安娜，這讓她感到無比尷尬，沒別的實在這樣被人圍觀的感覺，實在過於出風頭了。
但幾位首長卻是看得津津有味，只見馬敘倫一拍大腿，指著沈安娜的著裝，驚呼道：“漢衣冠搞了幾十年，今天方才知我中華衣冠正統是什麼樣，衣冠上國，絕非誇耀，此乃事實也。”
郭末若抽著煙，左打量右打量，對身旁的吳含說道：“這個明制服飾，你覺得如何？”
“無可挑剔。”吳含早已拿起袖子，仔細的研究起了上面的紋樣，接著又補了一句：“衣冠考究、做工精細，如果不是因為料子太新，根本就像是明時漢人穿著的服飾一般，彌補了故宮博物院裡的孔府舊藏明制漢衣冠種類的不足。”
接著，他又問向沈安娜：“這件服飾，是哪個部門還原的？做得很好啊。”
沈安娜只是回了一句：“4910。”便不再多話。幾位首長，聽到這個代號，立馬打住，也不再詢問。作為中央高階首長，4910是幹什麼的，大家或許不知道，但是它是高度保密單位，中南海里那個小庭院，幾位都是知道的，但從來沒人敢多問。
民族團結大合影上出現的事，首長們自然也早就聽到風聲了，總理對那件事表達了不滿，所以旗袍顯然不能代表漢族服飾，或許說，從今往後，民國所謂的國服旗袍和馬褂的地位將被徹底清除，作為搞文化的，大家心知肚明。
新中國當然要有自己的國服，怎麼可能還按照舊中國時期，民國政府的國服來，這在新國家文化意義上是決然不能接受的，而且在51年時，總理就已經召中宣、教育部，說過蘇聯文化影響之是，他當時就說要建立中國的文化，發揚中國的傳統。
因而，今天之事讓幾位首長，完全清楚的領會到了中央的意圖，那就是恢復中國文化正統，而服飾正統的糾正與迴歸，就是第一步！這是文化人的事，對於他們來說也是好事，新中國成立之至，很多人不是找不到方向嗎？從現在開始，大家有無數課題可以研究了。
第125章 新公私合營（謝票加更）
1953年4月15日，歷時半個月的全國第一屆代表大會勝利閉幕，相比於大會期間釋出的一系列國家大政，‘漢服’之事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這件事最大影響也不過是流傳於中央和文宣教相關部門的高層，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些高層同志都已明確了中央的心思。
中央歷史研究所自接到了‘4910’的資料，便立即組織開展起了漢服的研究，至於民宗委搞出來的‘旗袍’烏龍，他們原本的想法是，將來再找機會糾正，可讓他們沒想到的是，文化界一些人士卻不幹了。
4月20日，以郭末若、陳垣、范文瀾（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為代表的新史學會，突然向人民日報寄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溦劇罚撐挠杀睅煷笮ｉL陳垣親自操刀寫就。
如果從標題看，這篇文章平平無奇，可是內容卻並不簡單，文章剛開篇沒多久，就直接指出4月12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民族團結大合照’中，漢族代表穿著的民族傳統服飾犯有嚴重錯誤。文章從旗袍的由來開始講，隨即筆峰一轉，又講到了‘剔發易服’。
文章大意說：旗袍和馬褂這一類衣服都是舊中國政府改良自滿清八旗旗裝，民國政府還將其定為國服，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錯誤，其具有‘資本主義改良性質’，也‘不是中國漢族人的傳統服飾’，現在民族大合照中讓中國人重新穿起滿清的旗裝，就有新‘剔發易服’之嫌。
文章中，第一次出現了‘漢服’二字，並對這一定義進行了解釋，還歷數了近代以來，太平天國邉印⑶迥┟耖g、辛亥革命前後‘漢服’歷次重塑的歷史，進行了一次整理與總結，陳垣更是把自己身著漢服和收集到的漢服相片都發在了文章中。
這篇文章一齣，立馬就在文化各界掀起了議論，接著范文瀾又跟了一篇文章，他這篇文章倒沒有批評的意味，而是全面的介紹了‘漢服’及其形制。這篇純學術文章，實是‘甲申之變’後三百年多來，‘漢服’及其形制最完整最系統的一次展示。
隨著兩篇文章的接連刊發，人們這才知道，原來‘民族大合照’上漢族代表穿的是八旗‘剔發易服’留下的衣服，漢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服飾，特別是0號組從未來搞來的那件漢服，由拍大合照時的那位漢族代表重新穿上並印在報紙上後，瞬間就點燃了許多人的怒火。
一時間對民宗委的批判之聲不絕於耳，一封封投訴信送到了人民日報和民宗委，要求他們更正漢族的服飾，民間更是掀起了一輪‘排滿情緒’。
尤其是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帶，隨著文章的傳播，經過識別後的滿族同胞，常常被人指指點點，冷眉以對，甚至被一些極端情緒者吐口水，當雙方發生矛盾時，更是直接上升到了民族仇恨程度，這已經超出了文化討論的範疇，出現了民族對立情緒。
情況反應到了總理那裡，很快又上報給了主席，而主席隨即意識到了這樣搞不行，於是召來了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並由主席口述重點提綱，田家英整理，要求中宣部寫一篇‘批判大民族主義’的文章。
主席指出：‘近期有些地方的民族關係是不正常的。此種情況，對於共產黨人說來，是不能容忍的。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幹部中間存在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必須立刻著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
‘新中國現有29個民族，將來還有新的民族被識別出來，新中國實行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
‘近期民間和文化界，包括黨內一些人士都在討論‘漢服’，這本是好的現象，是有利於新中國文化建設，但這種討論應當理性，而不是衝動甚至帶有攻擊性的，這是犯有嚴重錯誤。國內現下一些地方出現的‘排滿情緒’就是在犯這種嚴重錯誤，應當糾正並予以嚴厲批判。’
主席還指出：‘各個民族的文化同樣優秀，都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搞大民族主義，沒有出路，而且是錯誤的。漢族作為中國主體民族，更要率先維護團結，做出表率，搞大漢主義更是極大的錯誤，要予以批判。地方民族搞大民族主義，同樣是錯誤，也要一體進行批判。’
自辛亥命以後，國內滿族同胞的日子並不怎麼好過，大多數人平時都十分低調，但民間的仇滿情緒一直存在，甚至從到下都形成了一種意識，這顯然不利於民族團結。
就國家而言，原本想著通過‘民族大合照’事件，把漢服推廣開來，結果事情還是超出了意料，因為一件衣服，直接影響到了民族間的關係，這件事就超過了文化範疇，上升成政治事件了，主席作為國家當家人，他必須要站出來予以糾正，這是必須要做的事。
這件事的發生，也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一些問題，民族問題具有多面性、複雜性。好好的一場文化建設工作，結果卻搞成了這樣，不得不採用政治手段來‘撥亂反正’，這既表明民族間歷史矛盾需要緩和，同時黨內在民族問題處理上的思想，也同樣需要進行調整。
蘇聯的大俄羅斯主義是不能搞的，否則只會進一步加深矛盾，而現有的‘階級理論’也解決不了民族問題，中國需要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解決民族問題，加強民族團結和融合的新道路。
於是，主席決定依託未來中國民族出現的問題和反思，親自提筆寫一篇文章，標題為《論民族關係》，而這篇文章並不好寫，因此主席自中宣部發表《批判大民族主義》一文後，便一直在埋首反覆的修改著草稿。
國內‘排滿情緒’隨著中宣部文部章發表出來，有了主席的‘指示’這種情況得到了迅速的抑制，而國內的其它各項工作也在全面開展之中。
一屆大會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其總的方針是‘一化三改’，全國要對手工業、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總的任務是通過‘兩個階段’，把新中國逐步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總任務的兩個階段，曾經並不存在，而現有的解釋是，第一階段：1953至1956年，通過‘確定種類、大中合營、放小經營’的原則，把涉及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全部實行國有或公私合營；民族資產階級中‘大中’或重點關鍵工商業，同時實行合營；至於小的則放開經營。
第二階段：1957-1960年，用四年時間，建立以公有制佔主體，個體和私營經濟相結合的新經濟體制，為爭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奠定基礎；而等第一階段完成以後，國家就可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了。
因此具體的合營細則規定得詳細，涉及交通、水利、電力、煤碳等國計民生的行業工廠，一力實行公私合營；重點工廠如擁有電機、重要工業裝置、軸承、關鍵電子元器件等製造工廠一力公私合營，那些生產鍋碗瓢盆、農具紐扣等一般輕工業品工廠，不到中等規模的不予合營。
商業領域，對外商業貿易公司，一律公私合營；國內商業領域，達到一定規模的同樣實行公私合營；並依託這些公司，構建全國新的批發或零售渠道；至於一般的小型個體零售、服務業等則不進行合營。
關於工廠‘中等規模’也有規定，並非是按經營額，而是根據企業所屬行業和生產條件而決定，凡擁有‘20人及以上’經營工廠，即為中等規模，但這個規模也並非都會合營，還是要分具體行業及是否為重點或關鍵工廠。而留下的這些企業不合營，但也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4月底，蘇聯正式歸還旅順並從中國撤軍，中國政府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而蘇軍為新中國留下了多達五十多艘軍艦，三百多輛坦克，還有一大批軍事裝備和設施。不得不說，馬林科夫是慷慨的，中國才花了區區8500萬盧布，蘇聯當真是良心了。
1953年5月是全國公私合營正式開始之月，全國媒體早已在合營開始之前，連篇犢竹的報道了半個多月，所以絕大多數個體和私營經營者，早就把國家的政策給吃透了。
上海武定西路，有一座五層建築，這裡就是大名鼎鼎的‘康元玩具廠’所在地，它的前身是康元制罐廠，不過經歷抗日戰爭之後，這家工廠的規模銳減，老闆項康元更是建國前出逃香港，只留下了女婿林南生照顧工廠，不過現在他早已經不管工廠裡的事了。
今天，工廠裡來了兩名工商管理部門的幹部，工人們則是喜出望外，大家早早就打出了‘響應國家號召實行公私合營’的橫幅，然而前來的幹部，再一番瞭解之後，卻是給他們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感謝工人同志們響應國家‘公私合營’政策，但是根據一機部和上海工商管理局的規定，這家工廠，雖然符合中等工廠的標準，但不符合重點和關鍵工廠的標準，因此不予公私合營。”幹部說道。
“啥？老闆都已經跑到香港去了，我們廠為什麼不能公私合營啊？”一名工廠不滿的問道，眾人更是議論紛紛。
工會主席徐阿堂聽完後，更是急得不行：“同志，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啊？我們這家廠雖說大部分裝置都被資本家拉去了香港，可是我們自己還是能生產啊，現在工人都有小二百號人，這麼大的工廠，怎麼就不符合公私合營的標準了？”
“對，我們這麼大的廠，為什麼不能公私合營？”
“這不公平！”一名工人說道：“隔壁的大威電機廠才二三十號人，他們都能合營，我們人數比他們多了一百多，為什麼不能？哪有這樣的道理？”
見工人兄弟們，氣勢洶洶，十分不滿，就見另一位幹部立即出來解釋道：“工人兄弟們，請大家冷靜，聽我說幾句。”
他抬手安撫起了大家，說道：“國家公私合營有標準，不是人數多，就一定會合營，而是還要看實際經營來確定。康元廠生產的是玩具，既不涉及國計民生，也不涉及重點或關鍵工業生產，因此不滿足國家合營的政策！”
“不行，我們要合營！再也不想受資本家剝削了！”一名工人聽完，當場就反對了起來。
“對，我們要合營，不給資本家當牛馬！”
“隔壁紡織廠現在都歸國有了，成為了國家工人，我們廠從上海解放開始，就一直歸國家管，憑什麼不給合營？我們要抗議！”
青年幹部一臉的為難，只好繼續耐心的解釋，然而工人們根本不願聽，他們一心想著公私合營，甚至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大家都準備半個多月了，現在國家卻告訴他們這樣的結果，這叫大家如何能接受？
兩名青年幹部見無法說服大家，他們也沒有辦法，只好在登記薄上做了標記，並表示會把情況反應上去，然而在臨走之前，還是拿出了一張早已印刷著‘不予合營’的條子，貼在了大門口，這是提醒後來者，這裡他們已經確認過了。
“老爺，老爺！出大事了。”上海靜安別墅區，一名四十多歲頭髮略有花白的男子，急吼吼的就衝了進來。
“張叔，都說了多少次了，不要叫老爺。”坐在沙發上看著報紙的林南生當即就糾正了起來。
“是是是。”張叔改口道：“林先生，大事情！我剛剛收到訊息，上海工業管理局給康元廠大門口貼了‘不予合營’的條子！”
“什麼！”林南生刷的一下站了起來，滿臉都是震驚，要知道自49年6月後，這家工廠早就不歸他管了，只參加分紅。
他一把抓住張叔的手腕，激切的問道：“你沒看錯？！”
“沒有，我絕對沒有看錯！”張叔說道：“我到工廠大門口親眼看到的，這還能有錯！？”
“快，備車，我們去工廠！”林南生一把放下報紙，他是什麼也顧不上了。
不過半個多小時，車子就開到了工廠門口，而此時工廠大門口已經聚積了許多人，而49年留下來的那批老工人，大家都是相互認識的。
“徐主席，這是怎麼回事？”林南生在人群裡找到了徐阿堂。
只見他失落的回道：“國家說我們廠符合中等以上工廠標準，但是生產產品不是重點產品，所以不給合營。”
林南生跨步向前，站在‘不予合營’四個大字面前，把臉湊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裡已是翻江倒海，這一切太超出他的意料了。
啥也不說了，他離開人群，重新上了車，直接前往了上海工商管理局，結果得到的答案是，具體情況還要他們去一機部上海辦公室瞭解，於是林南生又乘車找了過去。
辦公室裡，許姓幹部接待了林南生，算不上客氣，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他向林南生問道：“國家上個月16號，就已經發布了‘公私合營’的細則，你應該看了，請問還有什麼問題？”
“但，但。”林南生結巴了半天，卻是轉口問道：“如果不公私合營，那這家企業以後誰來管？”
許同志回道：“根據國家現有政策，不予公私合營的企業，以前誰管，以後就誰管，物歸原主。”
“之前的政策呢？”
“按新政策辦。”許同志冷著臉，回道：“你們這些資本家也是命好，根據現行政策，後續不予合營的企業，都會退回經營權，但是社會主義改造還是要做的，企業的工會要保留，企業經營需要向工人透明，涉及重大決策，需要由工人和企業共同進行民主決策。”
林南生張了張嘴巴，這一政策一旦下來，今後老闆想要一家獨大是不可能的了，等於由工人和企業主共管，這裡涉及到決策權重的問題，他一番瞭解後才知道，國家的建議是工人權重為四、企業主為六。
然而，別看好像工人的權重少，但實際上，工人有工會組織這個政治機器在，企業主並不能與工人對著幹，否則工人完全可以不通過企業主，就企業經營而下達的任何決策，企業主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
而企業主也有一定的權力，那就是企業的決策今後國家不會再直接干涉，而是由企業主與工人共同確定，包括企業的利潤分紅，工資的漲幅，工人的錄退，企業重大決策等，工人等於參與了整個企業的經營，大家變成一體了。
企業主負責平時日常管理，包括生產計劃、業務售後、採購等經營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工會變成了類似廠黨委的職能，而工廠是否參與企業分紅，比例是多少，這些由工會牽頭與企業主協商確定。
上海是中國的工商業重地，全國的精密製造，基本都集中在了這裡，而合營工作開展後，上海市近六的工廠都成為了公私合營企業，有些工廠明明只有十來人，但由於是涉及國計民生和重點關鍵工廠，也被合營了，而有些工廠如康元這樣的，則‘幸摺谋Ａ袅讼聛怼�
上海大世界合營後變成了‘人民遊樂場’；大新百貨因為符合中大商業，因此成為了‘國營上海第一百貨公司’；僅僅一個月的時間，上海就出現了十家大型國營百貨公司，同時上海市供銷社批發總公司也成立了。
一些符合條件的中小型商鋪合併後，成為了散落在各處的‘國營供銷社批發分公司’或‘國營供銷社批發處’。
他們的任務是，負責向市場進行國營批發活動，至於那些保留下來的私營工廠，他們的產品，則可以進入國營供銷社批發總公司採購名錄，也可以直接向個體和私營經營者出售，等於放開了他們的市場準入，給予了市場自由經營權。
這一改變是巨大的，林南生再確定康元玩具廠不會被合營，並即將退還經營權後，立即就給香港發去了電報，而在香港的項康元接到電報後，則是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他把電報看了一遍又一遍，不由喃喃道：‘這世界是真的變得越來越不認識了。’
第126章 稅制問題
五月份，新中國社會主義正式進入第一階段改造，主要對像就是農業、手工業和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輝，根據中央提出的‘改造綱要’，擬訂了新的‘農業改造方案’向中央上報，很快就獲得了中央的批准。
新的農業改造方案，已與過去發展蘇聯式集體農莊（農業集體化）不同，中央高層汲取了歷史經驗教訓，決定開展新式的農村集體經濟政策，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建立農業集體新體制；二、推進農村合作社經濟的發展。
蘇聯在工業建設時期，把全國的農民和田地都集中到農莊中去，這種做法確實保證了國家糧食的需求和工業建設資金的需求，但是這種體制所帶來的缺點也是非常巨大的。
集體農莊壓制了農民種植的積極性，加上政策高度統一，導致農業生產陷入僵化，並最終引發了糧食危機。過去烏克蘭發生了大饑荒不提，二戰之後，已經七年了，蘇聯政府在1952年聲稱糧食問題已經解決，實質上並沒有大的改觀。
現在，新中國需要進行工業建設，如果是過去的做法，那麼直接抄蘇聯無疑是‘正確’選項，可是當主席和中央領袖們，看完了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歷史後，他們的想法變了。
主席和四位書記，從1950年底就在研究和討論這些問題，歷時兩年多的討論，他們終於得出了一個較為可行的政策，那就是‘農村新集體體制’。
這一新體制，主要展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農村集體體制的建立。由每個村組成村生產大隊，村下建小隊，推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保障主要糧食作物種植；每戶按標準分取自留地，其自留地一般農作物，由國家鼓勵種植或自由種植，特殊農作物由國家統一安排種植。
主糧與自留地特殊農作物產出，由國家實行統購統銷；一般農作物、家禽養殖等，允許農民自由交易。這一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農業生產在滿足國家需求的同時，不陷入教條的境地，同時也能保障農民有一些額外收益。
每一生產大隊為一個集體，集體之內農業勞動實行互助合作，而非是蘇聯的集體式勞動，只有在進行有利於集體的勞動時，才會實行共同勞動，以此保證農民勞動的積極性，但這一勞動依舊為‘義務勞動’，農民需要自備乾糧、勞動工具參工、出工。
其二是新集體土地制度。新的集體土地政策規定，農村土地歸於集體和國有，嚴厲禁止土地流轉，土地使用權變更，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完成土改後，已經分到土地的家庭，擁有土地經營使用權，該‘權’同樣不能出讓、轉讓和交由他人承租。
國家對於土地使用權如此嚴格管控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當下的中國還沒有實行戶藉制度，如果不將使用權嚴格確認下來，那麼一些農民，特別是農村無業遊民，就會放棄農村工作，湧進城市之中，給城市造成巨大的供給壓力。
其二是農村集體經濟建立和舊有經濟改造。農村原有的工坊，由各地視情況予以改造成‘合作社作坊’，實行集體所有制，推動集體養殖業、經濟作物種植等業發展；農村的個體經營者，凡不屬於合作社範圍的，由個人繼續經營。
農村地區不再強調絕對統一，將形成由農業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組成的新型農村經濟模式，允許農民及其家庭，除從事農業主業勞動外的其它經濟勞動，但對富農和地主階級的高徵收模式及政治區別對待依舊沒有解除。
合作社經濟的收益（集體經濟產出結餘），除按規定上繳國家的外，屬於集體內所有，由集體按照家庭為單位實行公平分配，或由集體成員共同確認，從事有利於集體的公共活動，如：修橋、修路、農業機械化、擴大經營、發展集體內教育、照顧孤寡、福利等。
對於集體經濟經營方面也做出了規定，集體經營與村集體管理分開，生產大隊書記或村長，非為集體經營一定負責人，而是由全體成員共同投票選舉經營人，其經營活動及財務需向集體內完全公開，接受人民群眾監督，集體成員有充分權力罷免經營人。
農村的地區的合作社經營，實質上在這一政策下，變成了集體股分制公司，現階段村書記或村長有權代表群眾監督，但不能隨意插手合作社的日常經營活動，村幹部也沒有合作社經營收益的分配權，因為其分配權是確定的。
國務院頒發，新的《合作社經濟經營暫行條例》規定了分紅或獎勵比例，合作社的經營者，除固定工資外（國家工資標準尚未釋出，該工資由集體共同討論確定），個人分紅不得超過合作社年盈利的3%，管理團隊總體分紅不得超過10%。
這是一種激勵機制，如果合作社工廠或養殖廠廠長，想要拿更多的收入，那麼他就得讓工廠盈利更多。比如工廠年盈利十萬，廠長最高就能分得分三千塊，這個錢看著不多，但是相對於集體分紅來說，廠長的年收入已經非常高了，這也給了他們持續經營的動力。
有句話怎麼說來著，要想馬兒跑，就得給馬兒吃草，中央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沒有再繼續搞曾經的‘絕對公平分配’。至於這一政策，最終會取得如何的效果，現下還不知道，但兩三年之後，就可以確定了。
全國範圍內，拉開了轟轟烈烈的‘三大改造’序幕，而各地的反應也著實精彩，就比如北京同仁堂的樂松仁，此刻的他心中當真是百般滋味。
同一條大街上賣藥的店鋪有許多，可是他家的同仁堂卻被選為了‘公私合營’物件，而那些賣藥的小商鋪，甚至還有一些知名度的卻都沒事。不過，這種心情也就放在了心中，他還是在國家的思想工作下，主動選擇向國家申請‘公私合營’。
與他有同樣心情的，還有許多人，比如北京的德聚全、便宜坊等一大批老字號店鋪都成為了國營物件，而那些不出名的店鋪，卻並沒有被合營。此時的他們，只是認為天下大勢無可抗拒，只到幾年後他們才發現，有許多店鋪求著政府想合營都沒有機會了。
因為不知不覺間，合營變成了‘金字’招牌，代表著國家經營，是一種大眾招排c公正的體現，而且還受到了國家稅收優惠、政策扶持等一大批福利，而那些私營經營者，只能自己去面對生死，他們卻是躺著就能把錢賺了，這是完全不同的。
花分兩頭，各表一枝。全國三年恢復，取得豐碩成果，加之朝鮮戰爭提前結束，國家財政獲得了空前的改觀，但隨著一五計劃的實行，財政問題又變得突出了起來。
中財委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於是在1952年底推出了‘稅制改革’，然而僅僅幾個時間，這場改革，便迎來了意料之外的情況，截止到1953年3月，造成了全國物價上漲，國有企業的發展也因為這場稅改，出現了發展不利的情形，財政部簿部長因此被免去職務。
時至5月，新的稅制改革政策正在討論中，而菊香書屋裡，安英也正拿著手機，向主席閱讀著群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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