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既然你們這些富農，不明白什麼是社會主義，認為新中國和過去的那個舊中國沒啥區別，那麼我就讓你們看一看社會主義的鐵拳！你們不是有錢了，就恣意妄為嗎？那好，我現在偏要將你們打到社會最底層。
於是，三大改造完成前後，新的政策出來了，國家對富農徵重稅，最高可達42%，中農為12%左右，而貧農則很少，不過7%，還通過成分劃分，限制富農進一步壯大，對於主席來說，他的邏輯很簡單，你敢重新搞壓迫，那我就要把你們的腦袋重新按進泥裡。
主席的這種做法，顯然有其合理性，只是不能解決根源性問題，國家總是要發展的，總是會有人先富起來的，如果不允許富農的存在，那麼農村經濟又要如何發展呢？經濟的邏輯同樣簡單，有消費才會有製造，才會有創造。
但當大家都一樣窮時，最終就會連窮人都不會滿意，並且所有人也都不會滿意，這就是為什麼後來那些得了利益的窮人中會有許多人，對主席的做法感到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這個問題又擺了出來，它同樣需要解決。
第101章 如何調整（二）
“就個人的看法，富戶還是要有所保持，否則農村個體經濟就難以獲得發展…。”少琪思考良久，他最終還是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農村要發展無非兩條路，一是以廣大農民（含富農、中農）的為基礎的個體經濟，包括農業經濟作物種植、農村作坊、個體養殖等；二是以農村合作社經濟為基礎的集體經濟，比如集體磚窯廠、輾米廠、磨麵廠、副食品加工廠等工廠或種植園合作經濟等。
農村個體經濟包括後續的五小工業發展，都需要原始積累，如果把富戶消滅掉，這樣確實消滅了農村裡貧富差距，但是解決不了發展的根本問題，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大家一樣窮。
如果把視野放到整個國家未來的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之中，那麼農村經濟長期得不到發展，最終不少地區出現嚴重赤貧現象就是最好的證明。
少琪一番解釋後，說道：“因此，把富戶消滅掉不是一個最佳的解決辦法，而是要把富戶從農業種植的單的一經濟發展模式上拉出來，給予先富起來的一批農戶政策條件支援，讓他們去發展養殖、發展農村五小工業，甚至直接創辦私營工廠。”
陳芸微不可見的點了點頭，但沒有說話，總理也沒有說話，兩人同時看向了主席，只見主席沉默的抽著煙。
老總見主席不說話，略作思索，便問向少琪：“如果這樣幹，農村裡的貧富懸殊的差距會更大，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貧者耕食不飽，富者鐘鳴鼎食，我們的革命性又體現在哪裡？”
“當初那麼多人跟著我們鬧革命，許多烈士因此犧牲，我們曾經承諾他們，將來要建立一個消滅剝削、消滅壓迫、消滅不公、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可若這樣搞，一批剝削者、壓迫者被打倒了，我們又重新建起了一批新的，不是又退回到舊時代？”
少琪當然明白，老總這話是代主席問的，他一連抽了幾口煙，最後還是看向四位書記說道：“主席、老總，還有蒽來、陳芸同志，我還是要說一說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就徹底的消滅剝削是不現實的，否則我們就是犯了教條主義。”
“我們黨建立新中國的目的，就是為了徹底改變舊中國的面貌，消滅剝削、壓迫和不公，最終的目標，就是主席在1955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然而社會有發展的階段，我們已經知道全面國有化、全面公有制解決不了經濟、工業現代化，甚至農業現代化全面發展的問題。”
“那麼我們就必須得調整曾經的做法，把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保留下來，至少保留到一個程度，不能一體消滅。如果我們確定要這樣做，那麼就回到了老總所說的問題，農村裡會有富農，城市裡會有小資產階級，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裡還會出現大的民族資產階級。”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又要如何看？”少琪迅速的抽出一支菸，續了起來，巴巴一連抽了幾口，繼續講道：“按照過去的看法，新中國成立了，將來要實行‘三大改造’，而改造完成之後，過去的剝削就被徹底消滅了。對於這個看法不能說錯誤，但也不能說完全正確。”
少琪說道：“我看了0號組提供過來的資料，看到了一個新的觀點，那就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後，全國實行了全面公有化，可剝削是否就消滅了呢？有一種觀點認為，並沒有消失，而是由過去的階級剝削，形成了國家某些結構性的剝削，比如工農業剪刀叉，就被認為是對農民的一種長期剝削。”
“並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我個人是十分贊同的，認為其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階段的務實性理論觀點。”少琪彈了彈菸灰：“因此，既然在這一階段，剝削不能被完全消滅，那麼我們就可以調整方式。”
“一個，減少制度性的結構剝削，其實現的方式是，增大對農村地區的分配，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以減少工農業剪刀叉對農民過度剝削的情況。而在這一過程之中，富戶、個體經濟者必然會成長為新的剝削階級，要解決他們，不是制度性消滅，而是制度性分配。”
主席問道：“你這個分配怎麼分？”
少琪說道：“比如採取政策鼓勵富農或者農民發展個體經濟作物種植，等到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再調整政策，允許他們搞多種經營，鼓勵農村發展養殖等業，如此一來，不僅搞活了農村經濟，還改善了一部分農民的生活。”
“而等到這批個體經濟者發展起來之後，我們再通過稅收政策實施第一輪分配，把這些富人的錢收上來，用以農村集體的或者全民性的公共利益或福利建設，通過制度設計來減少貧富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二個，城市裡的個體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私營經濟，我們也同樣可以採取加大分配的方式，對資產階級加重稅，減少個人財富的積累，用以建設覆蓋全民的公共投資建設與全民福利保障建設，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說來說去，還是‘先富帶動後富’那一套。”主席彈起菸灰說道：“我個人是反感這種觀點的。要讓先富的人有那個覺悟帶動後富，這就好比讓人把裝到自己口袋裡的錢，再拿出來分給窮人，這現實嗎？”
主席接著說道：“過去，我們為了現實這個目標，採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才最終得以實現，將來等那些人先富了，他們就會官商勾結，就會形成官僚資本，就會要政治權力，最終人民還是要遭受二遍罪。”
少琪說道：“我理解主席的觀點，可是國家要發展，先富這個階段就沒有辦法邁過去。蘇聯亡國、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革命陷入低潮，這都證明了，我們現在所採用的蘇聯方法是行不通的，如果有更好的辦法，我也不贊同‘先富’觀點。”
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早已經證明，全面公有制，全面國營，包括計劃經濟體制和曾經的農村集體經濟模式最終都失敗了，而失敗的很大一個原因，就是理想性制度，不能背離現實發展階段與經濟邏輯。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要實現工業化，要進行全面建設，實現共同富裕，就需要有原始資本積累，而採用的方法就是‘工農業剪刀’叉，通過統購統銷、三提五統等一系列方式，從農業上來汲取原始資金；而國家為了聚集更多的資金，就需要減少分配。
於是一方面在農村實行公社化，甚至搞大鍋飯，通過集體勞動、義務勞動、統一分配的方式來實現分配的減少；另一方面就是實行配給制，工資等級制，減少對工人等階級的分配，這樣做的成果是輝煌的，中國僅用兩個五年計劃就實現了基礎工業化。
然而，其所帶來的問題同樣巨大，工業化的大發展，國家生產總值年年攀升，可是居民收入、國家總體消費指數不僅沒有顯著提升，反而在不斷的下降，農民手上沒錢，城市居民和工人階級手上也沒錢，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製約。
城市經濟總體上一潭死水，農村經濟陷入停頓，甚至出現了個別農民在公社裡幹一年，還倒欠公社的錢。國家大幹猛幹，通過兩年五年計劃發展起來的工業，回頭才發現，全國沒有多少消費市場。
國家過去投入重資建設起來的國營企業，需要收回成本，否則財政虧空就會無比巨大，可消費市場又有限，這很矛盾，而解決的辦法，不是進行整體分配調整，反而持續加大工業建設，認為不斷建工廠，不加擴大城市化，就能解決就業和消費問題。
工廠越建越多，投入越來越大，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工廠的產品又賣不出多少，工業發展的上限和瓶頸同時到來，為了收回建設成本，國家出臺政策，對工業品採取了調撥價與市場價雙軌制，國家企圖以這種方式來收回成本。
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狀：國家減少分配，從農民和各階級身上聚積原始資金進行工業建設，而分配的不合理，又使得百姓身上沒有錢，消費不起工業產品，但國家工業發展又不得不繼續加大工業等建設，同時為了財政平衡，又不得不提高工業品價格，進一步減少分配，就這樣形成了一個死迴圈。
工業品的價格有多離譜呢？比如：一個小號搪瓷茶缸一元，中號的二元，大號的更貴；一隻熱水壺最便宜也要八九元，貴的二十多；一輛腳踏車三百多；一臺縫糿機九百多；一輛卡車一萬一到一萬三；而同期大米的價格，一斤一毛二左右。
這樣的工業品價格完全背離了價值規律，它並不是實際價格，而是國家強行規定的價格，工廠並不能自主定價，也不能自主降價，工廠之間沒有競爭，產品與技術難以提升，加之細分化的工科人才教育制度及企業管理體制限制，又使得工廠缺乏創造性人才，創新極少。
這些問題反應到具體的社會問題上，就出現了另一種情形，國家需要消費群體，因此需要擴大城市人口，但隨著人口增多，又要解決就業問題，就需要擴大工業和工廠生產規模，大量的工人被招進了工廠，結果發現工廠生產規模是擴大了，產品卻又賣不掉，糧食供給還更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又在1960年開始精減城市人口，要求一年內減少一千萬城市人口，三年內減少兩千萬城鎮人口，這些減下來的人口，被重新送回了農村，原本就不堪重負的農村，又要多養幾千萬人，這還不包括1956年開始的‘上山下鄉’人口。
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在於體制的不合理，計劃體制下的經濟，無法及時保證市場所需，而低分配模式又使得百姓手上沒錢，無法擴大消費，加之工業品價格失實，又進一步降低了訊息能力，特別是農村地區，農民家庭除了農具和基本廚具消費不起任何工業化產品。
因此，若要解決這些問題，計劃經濟體制就不能完全照抄蘇聯模式，就不能走全面國有化和全面公有制路線，否則就會被看似完美的計劃制度所反噬。
比如在農村經濟方面，就需要給予一定的自由度，要允許農村個體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民保留自留地產出上有一定的自由交易權；同時接受個體、集體經濟多元所有制。
在城市經濟方面，個體經濟如一般店鋪，就不能全面公私合營，大多都要保留自主經營權；允許小攤小販個體經營；民族資產階級（私營經濟）就得作為國營企業外的市場自主調節功能予以必要保留。
在國營工廠管理層面，同樣要進行制度性調整，一個時期之後，就要實行政企分離，全面推行廠長責任制，降低廠黨委許可權，給予廠長和企業一定的自主經營許可權。
在整個國家的制度層面，就需要設計一個階段性相對合理的分配製度，一味的低分配並不是一個好事，如果一個工人生產的基礎工業品（非大宗工業品、重工業品）自己都買不起，那麼這樣的分配製度，顯然是極為不合理的。
一個熱水瓶廠的工人，一個月工資二十來塊，而一個熱水瓶的價格，就差不多或超過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這個價格就是嚴重失實，嚴重的不合理！且熱水瓶都成為了年代裡，家庭身份、地位的象徵（高階幹部和部分富有家庭才買得起），這同樣是極為不合理的！
少琪說完便不再多言，而主席也陷入了思考，良久後他看向總理和陳芸問道：“你們怎麼看？”
總理沉吟片刻說道：“從經濟發展規律的角度，先富是無法避免的，關鍵還是分配製度合理性，如果讓富人大量掌握財富，這是不可取的，因此必要的高稅收是個必定的方向，由國家把多餘財富收起來，再統一進行全民分配，這是一個可取的方向。”
主席又看向了陳芸，就見他也說道：“如果保留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那麼先富就是一定會出現的，若採用完全背離市場規律的計劃經濟體制，那麼曾經發生的問題，比如通貨膨脹、社會消費力下降、居民收入長期難以提升就會繼續發生。”
“所以，我認為，建設制度性的社會合理分配製度，比一味的限制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打擊富農和民族資產階級，更切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否則歷史問題就無法避免，並會重複發生。”
主席吸起煙說道：“曾經採用的是政治上的手段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現實證明這種單純的手段並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最終還是需要依靠合理的制度並施以政策引導和保障，因此從這上面看，過去的一些思路確實是有很大不足的。”
“主席也贊同保留富農了嗎？”朱老總問道。
主席點了點頭：“情感上我是反對的，以情感而來的處理手段，也並不是一個好的方式，它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看待問題還是要理性，不能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那農民階級的劃分問題呢，也要調整嗎？”總理問道。
主席回道：“不調整，該怎麼劃就怎麼劃，對於地主、富農的必要限制，現階段還是要保留的。如果緊箍咒都沒了，全國土改完成後，地主階級就要重新死灰復燃，富農就會變成新的地主階級，所以必要的打擊和限制不能去。”
少琪說道：“主席同意了保留富農，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我看‘過渡時期總路線’就可以提前提出了。”
主席想了想說道：“現在可以討論，但是不要急著正式提出，到明年三月份以後再說。”
少琪幾人瞬間明白了主席的意思，接下來新中國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方針和內容必然與歷史不同，個體和私營經濟並不會被全部消滅了，可若斯大林在世就提出這樣的搞法，必定會被斯大林認為中國是在走‘修正主義’路線。
要是真讓他對新中國極度反感起來，那麼對接下來爭取蘇聯工業援助是極為不利的，而赫魯曉夫上臺以後，情況就會變得不同，他是靠著政鬥上臺的，他在建立個人威望的過程之中，需要中國的支援，那時我們就有了足夠自主操作的空間。
況且，赫魯曉夫上臺後，便急急推動改革，而中國則完全藉助蘇聯改革之機，一把將新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到時赫魯曉夫即便想說，也說不出個啥，畢竟蘇聯自己都在搞改革，還有什麼臉說中國呢。
第102章 中日貿易
1952年1月26日，繼‘三反’邉俞幔醒朐俣忍岢觥宸础Y爭的指示，全國由此掀起新一輪鬥爭的浪潮。
全國各地的違法資本家，違法違紀幹部，再強大的政治邉訅毫ο拢_始主動向政府坦白；而中央依舊對罪行較輕，且主動坦白、主動上繳或退髒者，採取‘輕者從輕’的處理原則。
二月上旬，總理帶領何常工、李富椿等人出發前往蘇聯訪問。總理這次出訪有兩個目的，一是請求蘇聯幫助中國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便是請求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專案從49個增加到101個。另外，就是相應的駐蘇留學生計劃以及需要更多蘇聯專家、技術員援華等。
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不過一個多月，中國在朝鮮的大勝，大長了蘇聯的臉面，所以當總理抵達莫斯科時，受到了蘇聯方面的盛大歡迎，僅在機場迎接總理一行的蘇聯群眾代表就有數千人，這一場景，深刻的應證了當前中蘇關係是系何等的親熱。
攜大勝而來的總理，在尋求蘇聯幫助的過程中總體上極為順利，斯大林甚至沒有過多思考就答應了對華援助，以至於總理準備良久的腹稿，幾乎都沒有了用武之地。
中國請求增加52個援建專案，使援建總專案達101個，斯大林：給給給！
中國請求從蘇聯引進六艘07型驅逐艦，比歷史上多了兩艘，斯大林：給給給！
中國請求蘇聯幫助建設鞍鋼大型鋼鐵廠並培養人才，斯大林：行行行！
中國請求蘇聯能夠在援建方面，給予中國一部分費用免除，斯大林：除必要成本費用外，其餘均免除。
中國請求蘇聯擴大赴蘇留學規模，今年內將留學人數增加到2000人以上，並幫助中國培訓院士隊伍，斯大林：小問題。
中國請求蘇聯幫助建設石油工業和長春第一汽汽車廠、洛陽拖拉機廠，主要是現下國內三個油田，兩個都已經出油了，全國石油規模已達40萬噸，而全國實際石油需求量剛好也是這個數，再加此前蘇聯援助的50萬噸，國內現有車輛足夠使用，甚至出現了石油過頭的問題。
因此，總理希望從蘇聯採購五萬輛卡車，其中大部分為四噸左右的中型卡車，其餘為重型和軍用卡車；另採購2500輛嘎斯吉普車，配給軍隊指揮員使用。
蘇聯一下子得到了這麼大一筆訂單，斯大林感到非常高興，蘇聯最不缺的就是這類工業品，而缺的是足夠的市場，這與中國恰好相反，現下的中國有了石油，但沒有足夠的卡車可用，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1951年時，中國還在朝鮮作戰，國內的汽車消耗極大極快，加之國內哓浶枰菚r中國一口汽從蘇聯採購了1.5萬輛卡車。但一場仗打下來，損失了六千多輛，總計損失超過1.3萬輛。
好在隨著我軍在朝鮮戰事中連線勝利，累計繳獲美軍各型汽車2.35萬輛，其中卡車一項就有1.8萬輛，雖被美軍炸了大部分，但完好的仍有九千餘輛。
因此，朝鮮戰爭一結束，大批卡車立即隨部隊後撤，隨著這批卡車回來，國內咻斳囕v短缺的問題得到了緩解，但是對於如此太強大的國家來說，卡車的缺口依舊很大。
根據石油工業部的計劃，1952年，新中國的年石油產量將達到一百萬噸，而全國所有汽車加在一起，一共只有8萬輛（歷史6.19萬輛），就這麼點汽車，石油根本就用不完，所以汽車要加，汽車廠和拖拉機廠要提前建設。
這還只是新中國向蘇聯採購的第一批車輛，接下來在長春和洛陽的車輛廠建起來之前，中國每年都需要向蘇聯進口大量卡車和拖拉機、收割機等車輛機械。
面對國內國有工廠生產裝置嚴重落後的局面，總理這一次來，除了採購車輛外，還採購了約1.1萬臺機械加工裝置，含各類加工機床、機電裝置，就這筆採購其金額就達1.25億盧布，而總理之所以能這麼闊，主要還是財政賬戶上還躺著14億盧布貸款現金，放著也沒價值。
接下來，新中國還會向東歐國家採購機械、機電產品和成套裝置，未來三年內，國家的機械及成套裝置的總採購量達3.5萬臺/套，涉及機械裝置、食品加工裝置、化工成套裝置、機電產品、化學及科學實驗裝置/儀器等。
這些採購中的大多數都屬於原動力工業母機，可以說新中國一年的工業母機採購量，就超過了過去民國時期政府十年採購量的總和。
國家很清楚，沒有工業母機就無法制造機器，沒有機器沒無法發展工業，而以國家當下的情況，想立即就實現自產是不現實的，購買就是唯一的辦法，而這也與民國基本買的都是生產加工型裝置不同，民國缺乏工業母機，工科教育又嚴重落後，所以民國工業根本發展不起來。
不得不說，蘇聯人的反應還是非常快的，總理莫斯科之行剛剛結束，第一批前往中國幫助編制五年計劃的專家組就組建完畢，就在總理返回北京之時，他們也從莫斯科踏上了前往中國的列車。
“總理這趟莫斯科之行收穫頗豐啊。”菊香書屋裡，聽取完總理彙報的主席，臉上洋溢著滿滿的笑容。
總理卻沒那麼高興，他說道：“跑了一趟，一共花掉了2.1億盧布，要是按這個速度，中央財政上還剩的那12億盧布，根本就不夠用，特別是接下來長春汽車廠和洛陽拖拉機廠的建設，還有石油工業建設，都是花大錢的地方。”
一旁的少琪見總理興趣了了，便笑道：“這些錢都花在正道上，該花還是得花。”
主席微微點頭笑道：“接下來還要派人到東歐一趟，民主德國、捷克，甚至是瑞士、瑞典、英國，只要他們國家願意把好的工業裝置賣給我國，我國就要多買一些，先把國內的那些舊機器逐步的淘汰掉，用以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和效率。”
總理說道：“對了，還有一件事需要向主席和副主席彙報了下。”
略作停頓，總理便說道：“我國從日本秘密引進石油咻敶拓洿恼勁泻茼樌毡救艘呀浗酉铝诉@筆訂單，並且還在琉球成立了貿易公司，向我國發起了採購。”
“這是個大好事啊。”主席說道：“國際貿易必須開展起來，沒有外部的資源和貿易，僅靠國內自行發展經濟是不行的。”
“日本人要向中國採購什麼？”少琪問。
“目前主要是糧食和中藥材採購。”總理說道：“日本人要求中國每年向其至少提供50萬噸大米，還有首批兩萬噸石油，一千噸鎢錠，五千噸稀有金屬礦、三萬噸白糖及中藥材的採購。”
主席雙手一攤揚到空中，笑著對總理說道：“你看，國際貿易一做錢不就來了麼。”
總理笑著道：“日本國內現在缺糧缺的厲害，大米和小麥都極缺，為了解決國內糧食問題，日本政府採取了統購統銷的政策，每60公斤大米價格達到3000日元，小麥1930日元。”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日本從中國採購的大米價格為每噸120美元，50萬噸即6000萬美元，含100萬美元哔M，共6100萬美元。加上其他貿易，日本對華單次採購已突破八千萬美元，中日雙方貿易總額達1.1億美元。”
“這麼說來，我國對日貿易還出現了順差。”主席說道。
總理點頭微微一笑，說道：“確實是順差，不過日本缺美元，他們希望雙方貿易主要以實物易貿的形式開展，願以紡織品、鋼鐵及部分美元、英磅現金向中國支付，對外貿易部門認為划得來，所以接受了日本的方案。”
二戰之中，美國將日本給炸翻了天，工業降至戰前的30%以下，國內經濟崩潰、糧食極度短缺、民生凋敝，日本政府為了恢復工業和經濟都快瘋了，而朝鮮戰爭的爆發，確實給日本緩了一口氣，不過這場仗打了一年就結束了，日本現下的日子依舊不好過，特別是缺糧。
現下的日本主要產品是紡織業和玩具工業，但鋼鐵和造船等重工業，比中國還是要強太多了，年產鋼鐵突破兩百萬噸，而與中國貿易，日本拿不出那麼多美元，紡織品與鋼鐵、包括中國的造船訂單，雙方進行易貨貿易就是唯一的選擇。
而時下的中國人口已達5.5億以上，久經戰亂後，國內各種資源都缺，鋼鐵和布料都是極缺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日兩國的貿易剛好形成了互補，雖說拿糧食與日本換資源，國內的農民確實要承受一定的代價，但是中國現下並沒有如日本那樣缺糧。
從1949到1952年的兩年恢復期裡，中國國內農業的恢復最快，1951年中國糧食產量相比1949年增長約27%。
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說兩年時間裡，全國糧食增長了近三分之一，但人口並不可能如此快速的增加，所以現下農民吃飯是不成問題的，甚至由於糧食增長過快，導致了全國糧價大跌，出現了穀賤傷農的情況，中央立即調整了政策，開展政府保護糧價收購。
相對應的，中國國內的棉花又短缺，加之生產能力低下，市場上布料始終供應不足，現在有了日本這個布料貨源地，總理基本可以確定，等到日本的布料過來，預計三月份，就能將國內的布匹供應穩定下來。
除此之外，還有鋼鐵，至1951年底，新中國年鋼鐵總產量為90萬噸，其中鋼15.8萬噸，國內對於鋼鐵的需求比布料還要飢渴，而現下鋼鐵的價格，也因為朝鮮戰爭結束，從最高180美元，回落到了110美元/噸。
也即，中國拿50萬噸糧食，能換取54.5萬噸鋼鐵，所以這筆買賣從中國的角度看，無論如何做，中國都是不虧的。當然，實際上日本只拿出了15萬噸鋼鐵進行交易，其餘則以中國購買的船隻及布料向中國易貿，這也是日本提出希望中國能多買些船的原因。
這是一個簡單的算術邏輯，一艘萬噸油輪，國際市場價高達160餘萬美元，兩萬噸的更是高達300餘萬美元，是鋼鐵、糧食易貿價的0.75倍，所以日本人當然罷不得中國人多買船，這樣一來，日本不僅能在易貨貿易中省了一大筆，還能帶動全國造船業和鋼鐵等工業的發展。
聽著總理的解釋，主席說道：“既然怎麼做都不虧，那就同意日本人的易貿要求便是了。就我國來說，現在朝鮮戰爭雖是結束了，但是美國對中國的封鎖仍舊沒有結束，當此情形之下，日本政府揹著老美同我們做生意，他們還是擔了一些風險的。”
少琪說道：“日本政府膽子這麼大，恐怕也是被國內的情況逼得沒辦法了。”
“日本國內現在的日本確實不好過，其工業、經濟、農業、貿易都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和制約。”總理說道：“現在的日本政府還有著向中國及東南亞國家戰敗賠款的義務，僅中國就有200億美元，其他國家加一起約230億美元。”
“這幾年來，日本政府向各國的實際賠付並不多，且基本以破爛機器，甚至是報廢機器刷上新油漆給印尼、菲律賓等國抵債，讓這些國家十分的惱火，面對東南亞各國的抗議，日本人拒絕更換培付方式，堅持按自己確定的方式培償。”
“日本對中國的賠償最終怎麼解決的？”主席問道。
“最終我國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免除了日本戰爭賠償。”總理說道：“我瞭解下，我國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看到了日本在東南亞各國耍無賴的情況，再加上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後，國家外交戰略轉向西方，急需開啟西方外交與貿易局面，而日本最為積極；二是中國用戰爭賠償換取了日本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總計摺合約2500億人民幣，約相當於1100億美元。”
主席說道：“這麼說來，日本實際對我國的援助是戰爭賠償的5倍。”
總理說道：“這些援助也不是無償的，貸款利率為0.7%至3.5%，不過確實遠遠低於國際貸款利率。更為重要的是，中日兩國的外貿大門開啟了，日本國內產品和企業如同海浪一般湧進了中國，僅兩千年左右，日本在華投資企業就超過了3.3萬家，總投資規模超十萬億美元。”
“曉平同志搞改革開放，搞經濟還是有一手的。”主席讚歎道。
總理說道：“《中日聯合宣告》是1972年在主席的主持下籤訂的。關於改革開放，我也瞭解了一下，早在60年代中期以後，主席您就有改革開放的念頭了，不過那時外部情況不允許。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以後，您確定了要對西方開放，並緩和中美關係。”
“所以改革開放，確實是曉平同志推行的，但源頭還在主席這裡。”總理講道：“就比如1973年我國建立現代化工工業體系的‘四三方案’，國家投資達五十餘億美元，整個方案都是從美國、日本、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引進的最新技術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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