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來聊天群 第65章

　　【春天裡：誰跟你說蘇聯不想改進計劃經濟體制？柯希金的改革不是？而蘇聯之所以沒有改革成功，並不是因為柯希金的改革舉措錯誤，或許其方法確實存在不足，但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勃列日涅夫身上，這場改革是被人為中止的！】

　　【赤色理想：勃列日涅夫為什麼要那樣做？】

　　【大夢一場：他這樣做。一是，改革需要對計劃經濟體制做出根本性的調整，蘇共中央上層不願意；二是，改革觸及到了上層利益，勃列日涅夫靠政變上臺，他需要拉攏權貴；三是，這場改革並沒有達成目標，導致中央財政收入減少。三項綜合，於是勃列日涅夫不許再‘改革’。】

　　【春天裡：勃列日涅夫時期，‘改革’兩個字在蘇聯是禁忌詞，誰提誰死。】

　　安英又聊了幾句，便退了出來，而後對聊天的內容進行了整理，並在網上查起了‘柯希金改革’的相關資料，一日後，他將整理起來的資料，向鄧大姐彙報之後，便給總理送了過去，隨著書記處看完資料後，大家都被小小的震撼了一把。

第99章 蘇式體制

　　安英上將蘇聯經濟改革的資料上報給出總理，但一連幾日書記處都沒有任何動靜，這讓安英以為自己找到的資料對於中央也許並不重要，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這份資料實際上五位書記看後，觸動很大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始於1965年，這是一場為了改革（挽救）蘇聯自1928年10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以來，國內經濟體制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而不得不採取的改革措施，然而這場改革到七十年代中期便徹底失敗了，十幾年後，蘇聯即宣告滅亡。

　　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國家統籌一切，高度集中化的資源分配與生產任務指令計劃，使得蘇聯的國家經濟體制越來越僵化，社會商品供應不足，經濟增長乏力，國有企業、集體合作社經濟的生產效率和創造性均嚴重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

　　同時，由於斯大林時期，一力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並把研究自由主義經濟學（西方西經濟學）的學者如康德拉季耶夫、格羅曼、巴扎羅夫等打成‘資產階級專家’後，馬列經濟學者和自由經濟學派都無法創造出新的經濟理論，蘇聯國內的經濟學研究和發展基本停滯了。

　　事實上，蘇聯的一五計劃裡，涉及到經濟體制和社會商品經濟建設的部分，絕大多數都是沙俄遺留下來的經濟學家們（蘇聯稱遺留學派）參與編制完成的，而蘇聯僅用了兩個五年計劃，就完成了國內的工業和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

　　1928至1941年，蘇聯的三個五年計劃完成，全國一片高歌猛進，而與此相對的，那些為蘇聯五年計劃做出極大貢獻的自由經濟學家們卻付出了慘重代價，紛紛被打成‘資產階級專家’，還有一些被送到了西伯利亞勞改。

　　然而隨著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面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的瘋狂進攻，蘇聯國內的經濟體制，無法滿足戰時的需要，為解決國內日益加劇的生產效率不足、社會分配矛盾加劇的現實，斯大林又不得不重新取用了一批遺留學派的經濟專家。

　　這些學家們，根據蘇聯戰爭時期面臨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多元化’(實為競爭)經濟經營的對策，國有企業（含軍工企業）加大了自主經營權，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來展開經營和生產活動；而集體化的農業經濟合作社同時是如此。

　　蘇聯的經濟合作社能生產各類基礎農產品和農副產品、能生產如收音機、冰箱、洗衣機等高階工業品，這些經濟合作社同樣擁有較大的自由經營許可權，就連政府內也是哪此，同樣採用了‘多元政策’（競爭），蘇聯的管理部門與設計局就展開了競爭，各種式武器由此湧現。

　　這使得戰爭時期的蘇聯國內生產愈發順利，經濟合作社能迅速的轉入軍工生產，成功的度過了‘莫斯科失陷’的危機，贏得了蘇德戰爭的最終勝利。

　　然而隨著蘇德戰爭一結束，過去大規模軍工生產開始調整為民用產品生產，雖然斯大林依舊沒有解除‘多元經營’策略，但是國內的計劃體制難以解決新時期發展需要，蘇聯經濟體制的矛盾越來越激烈。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斯大林時斯的蘇聯經濟體制方式，其實還是相當靈活的，甚至到了1946年，斯大林還同意恢復‘經濟核算激勵’措施，那些超額完成了生產計劃的，降低了生產成本的，還有商品種類和銷售計劃完成的都會獲得獎金激勵，這一舉措顯然是好的，然而由於不合理的獎金分配製度，這些激勵最終落到工人頭上的沒幾個。

　　就斯大林本人而言，他其實也在考慮進行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這在其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就有明顯的表述，他在書中贊同了社會主義商品的‘價值規律’，反對‘物物交換’。

　　他在書中說：‘在我們的企中，像經濟核算、盈利能力、成本、價格等問題都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我們的企業不能也不應該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自由經濟學的兩大特徵就是重視‘競爭機制’和‘價值規律’，斯大林無論在戰時和戰後，都試圖在保證計劃經濟體制有效性的前提下，採取蘇聯式‘競爭’和‘價值’經濟學模式的調整，認同商品生產是必要的，物物交換不可取。

　　斯大林還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過程，那些說很快就能實現共產主義的是盲目的。他在1952年5月就嚴肅的批評了雅羅申科關於‘共產主義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的觀點。

　　他認為：‘關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設想必須建立在充分實現國家經濟基礎、特別是重工業發展的基礎上，而不是盲目的推進。’

　　‘雅羅申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問題，不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生產關係，而在於探討和發展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化的理論。’

　　‘正因如此，雅羅申科同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這些經濟問題，如我國經濟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價值規律等等，也就不感到興趣，認為這些都是隻能引起煩瑣爭論的次要問題。’

　　在斯大林的理解的，他認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及其需要，是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是‘保證整個社會經濟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一觀點即便到了21世紀的未來，仍然具有長遠意義。

　　斯大林批雅羅申科的犀利觀點，讓包括主席再內的五位書記，如同開啟了一個新思想的大門，過去一直無比糾結的究竟是否應當保留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以及如何說服蘇聯、說服黨內的問題，就此迎刃而解了。

　　自安英將這篇文章和相關資料交到書記處後，幾位領袖們從一開始的檢視，變成了各自學習研究，而幾日之後，這種行為又變成了交流和討論。

　　這場會議並沒有在頤年堂裡進行，而是來到了豐澤園裡，幾位書記剛坐定，主席就說道：“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就兩個問題，一個是院系調整的原有計劃，需要進行一下修訂；二是接下來，國家如何平衡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問題。還是老規矩，觀點百無禁忌。”

　　少琪率先發言，他說道：“無論是從蘇聯經濟理論發展的情況看，還是我國未來建立新的經濟體帽理論的現實需求看，我們都不能像蘇聯一樣，把自由經濟學一棍子打死。因此我認為在我國的大學教育以及後續國家計劃經濟編制的過程中，應當加入自由經濟學家共同參與。”

　　蘇聯的教訓擺在那裡，五年計劃實行到現在，其國內經濟體制至今仍有遺留學派的價值，而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之所以發展到了今天這個現狀，就是蘇聯忽視了或者說無視了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反動的，不值一提。

　　可問題是，馬列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指導思想，且沒有完整的實踐作為支撐，也沒有具體的解決經濟問題的現實方法，因此當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想沒有建立起來時，又滅掉西方經濟學，結果就是二十年了，國內的經濟學發展基本停滯。

　　蘇聯的經濟體制問題，社會因生產力和分配問題，導致了國家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的問題，而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又無法給予正確的處理方式、方法，這樣一來，問題就大發了，而蘇聯人也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只是他們無法找到一條合適的解決問題的途徑。

　　有人認為，蘇聯不存在個體和私營經濟，這種認識其實是錯誤的，斯大林時期（戰時）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裡，有著一定的個體和私營經濟，也有一定的競爭（社會主義不許存在競爭，因此斯大林稱其為：多元化經營）。

　　蘇聯的農村合作社經濟，實質上就是一種集體化的‘準私營經濟’，只是這種私營，並非是資本主義的完全私營，而是由國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的私營，同時在個體農業、手工業、小商業方面同樣存在著少數個體和私營經濟。

　　蘇聯在斯大林時期的經濟體制是多元的，但問題也很突出，比如合作社經濟雖是私營，然而政府控制十分嚴格，它是一種計劃體制下的私營。

　　合作社由集體經營者自主管理，參與國家計劃生產任務和社會商品生產任務中，但其經營並不能真正的自由，也不參與實際的競爭，包括國際市場競爭，且價格都有限制，要求不能超過國營商品10%以上的價格。

　　不過，無論如何說，哪怕是這種有限的經濟模式，斯大林時期的商品市場依舊相當繁榮。

　　那麼，既然‘多元化經營’這麼好，為什麼柯希金還要進行改革呢？其實，蘇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的問題，比如體制僵化、計劃對市場反應不及時，分配不合理、資源錯配和浪費等問題十分突出。

　　這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柯希金改革前的50年代中期，蘇聯計委的一項調查顯示：蘇聯國家的資源足夠年生產一千多億米布料。

　　根據蘇聯當時1.78億的人口計算，如果資源能夠合理配置，則每人能分到五百多米，可市場上居然布料嚴重不足，全國實際人均分配的布料只有0.8米，搞笑吧。

　　倉庫裡各類物資和產品堆積如山，但市場上總是不停的出現，這個缺，那個也缺，可蘇聯從資源和生產總量上來計劃，這些東西分明就是不缺的，一些產品甚至在倉庫裡放到壞，放到爛，也沒有出現在市場上。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沒有下達生產任務！

　　比如某紡織廠，根據國家下派的指令，今年生產50萬米布，而市場實際需要200萬米，但不好意思，那怕紡織廠裡的紗綻堆積如山，他們也只能按計劃指標生產，或者說可以超額到60萬米，但絕對無法根據市場實際需求來生產，這就是計劃體制教條、僵化導致的。

　　還有就是產品實際生產與工業實際需求之間嚴重錯配，比如蘇聯的某家螺絲工廠，國家給予的指令是年生產某型螺絲，而工業實際需要的並不是這型螺絲，結果就是工廠一年生產下來，這批螺絲全部無用，而後堆到倉庫裡，等著回爐重造，或者放到爛。

　　但企業的生產計劃已經完成了，甚至是超額完成的，根據國家政策，他們能拿到超額獎金，而獎金分配又沒有有效監督，結果就是管理層把錢一分，剩下點殘羹冷飯，分到工人頭上所剩無幾，甚至根本沒有。

　　由於長期的資源錯配，導致工廠管理者和工人都對生產失去了積極性。於是，就出現了一種情況，工廠開始虛報生產結果和數量，分明就沒有生產，或者生產數量遠遠不足，但是工廠上報時卻表示已經生產完成了。

　　為了應對上級的檢查，工廠開始做賬產，並把大量用於生產的多餘原材料，直接當廢料進行報廢。如此一來，上級來檢查，原材料數量與生產數量就對應上了。

　　那麼，這裡的漏洞這麼大，前來檢查的人發現不了嗎？當然不是的！只是來檢查的人也一樣，他們知道生產的這些產品，根本沒人用，所以檢查都是過場，他們只需要其工廠表面上有產品能用於檢查，且生產量與原料消耗都對應上就行，其它的並不管。

　　從上述就可以看出來，蘇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其根源就是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嚴重不匹配，嚴重滯後，而帶來的後果就是，當國家要實行調整或者改革時，根本找不到一個合理且有效的解決方法或方案，一路只能修修補補，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

　　斯大林的‘多元化’經營是如此，柯希金的‘新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如此，他們不是不想讓國家變得更好，而是他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或者說找不到根源性的矛盾。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類似於《論語》一樣，它提供了一種哲學範疇的思想和方向，但它並不提供實際解決問題的途徑，或者說，其學術在當前的50年代，甚至還不是《論語》，儒家起碼還有各個學派，有二程二朱，有陽明心學，有發展，但它卻不能。

　　在蘇聯的理解裡，社會主義的任何經濟思想和學術的發展，都不能超越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現有理解，否則就是離經叛道。

　　他們把對《政治經濟學》的現有理解，認定為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標準’思想，不斷的斷章摘句，用以抨擊或者批判新的經濟思想和學術，實則陷入了‘原教旨主義’思維。

　　在這種情形下，蘇聯經濟學界已經沒有人敢於對經濟學思想進行發展和學術研究了，包括對《政治經濟學》本身思想發展的研究，因此也就產生不了新的經濟學思想，並用以指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提供依據。

　　少琪正式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一上來說提出，要讓民國留下來的那些西方經濟學家參加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不能再走上蘇聯的老路。

　　中國現在最不缺的就是西方經濟學家，如陳岱孫、浦山（45年加入美國共產黨）、張培剛等都是哈佛經濟學博士，其中薛暮橋、孫冶方、浦山、許滌新等人，早年就入黨了，既懂資本主義經濟學，又懂社會主義經濟學，新中國其它方面雖弱，但是經濟學人才是真的不缺。

　　但新中國在全面學習蘇聯之時，犯了和蘇聯同樣的錯誤，他們把國內的西方經濟學家當成了妖魔鬼怪，認為他們是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代言人，把西方經濟學系廢掉，剝削他們的教學工作，比如張培剛，堂堂經濟學家，被整去工地當監工去了，後來還直接下放勞動。

　　所以，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為什麼在一段時間裡，又開始了一條經濟學‘西化’之路？除了當時現實的需求之外，最大的原因也是和蘇聯一樣，找不到合適的解決辦法，那麼既然西方這麼發達，那就直接學西方就好了。

　　好在中國又與蘇聯不同，文革爆發前，這些西方經濟學家雖然不被待見，但他們還是能自由的研究自由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而這批老一代的西方經濟學家也不像蘇聯那樣，到了六十年代都凋零殆盡，反而因為大多年輕，基本都活到了改開。

　　現在，五大書記都已經看完了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所以他們的經濟學基礎知識，可以說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裡，經濟學知識最豐富的一群領袖，自然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經濟學，也就有了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理解。

第100章 如何調整（一）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國家正在為全面建設的工作展開探索和討論，特別是五年計劃的制訂，目前已經開始了，而總理即將於二月份前往蘇聯，目的就是希望蘇聯將原有的49個（歷史41個專案），擴大到101個（原91個，再增加湖北磷肥、羅布泊鉀肥兩個專案）。

　　為適應國家全面工業建設及五年計劃開展的實際需要，教育工作必須同步展開並先行進行院系調整（改革），而全面蘇化之中，又包含了制度的建立，計劃經濟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環節，而過去的全盤學習，現在自然要做出調整。

　　主席因此贊同了少琪的觀點，他說道：“曾經我們把大學裡的西方經濟學系都取消掉了，看來這樣做是不行的。將來的國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礎，這一點不能動搖，但也不能閉門造車，西方好的經濟學，我們也要學習和借鑑，更要交流。”

　　“但是，是現在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包括馬列思想在中國立足還很弱，所以在全國各大學都保留西方經濟學系是不合適的，真要培養了那麼多的西方經濟學人才，他們也很難找到工作，畢業即失業，這對人才也是一種浪費。”

　　總理問道：“那以是否可以在現有的21所大學中，保留西方經濟學系呢？”

　　“這種搞法也不正確。”主席說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經濟學基礎必須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以院系調整以後，其經濟學系要以學習《政治經濟學》及蘇聯的一些優勢的經濟學為主，而後才是西方的經濟學為輔，兩者的比重或為七三，或為六四。”

　　總理想了想說道：“院系調整以後，本科教育為蘇聯的四年制。我看三年時間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學，一年時間學習西方經濟學是合適的。等將來條件合適了，我國再全面調整經濟學系，分別開設馬列和西方經濟學研究。”

　　總理這樣安排是基於當下我國實際情況而設想的，不可能連本身的經濟學都沒有學明白，就全面開設西方經濟學課程，這樣就是主次不分了，況且一、二五計劃期間，國內也不需要大量的西方經濟學人才，因此還是以國家的實際需要為主。

　　“我贊同總理的觀點。”陳芸說道：“我們可以把全國優秀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人才和自由經濟學人才都安排到21所綜合大學裡，實行混合制經濟學的教學，這樣就不會出現，未來那樣完全不懂西方經濟學的人才了。況且，我國當前的國際形勢也已與曾經不同。”

　　中國外部國際外交形勢的變化，就是從臺灣迴歸開始的，而重大變化則是朝鮮戰爭的結束，如今不過一個月多一些的時間，全世界70多個國家中，已經有45國明確要與中國建交，其中已建交27個（朝鮮戰爭中斷了一部分建交），新中國迎來了一波建交的高峰。

　　沒有了內部威脅後的新中國，其對外交往的形勢，自然也需要跟著調整。曾經我國因為‘外部封鎖’被迫‘閉關’，但加入聯合國成為五常國家道路基本掃清的中國，即便美國繼續‘封鎖’，這種封鎖也是相對有限的，畢竟外部局勢和國際地位都不同了。

　　哪怕在將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依舊不會與中國建交，其雖對中國產生影響，但也不會再是決定性的，或者說，美國不跟中國建交，不意味著其他國家不跟中國建交，這是兩回事，曾經美國那些小弟，不與中國建交，是因為中國並沒有現下的這些條件。

　　“我看可以先這樣做。”朱老總對主席說道。

　　主席點了點頭，他吸起煙說道：“51所綜合大學降到21所，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但這21所綜合大學，要把他們建好，一些優勢的人文社科、理科都要大力發展，將來好把總結起來的經驗推行到全國各大學。”

　　總理做下記錄，說道：“這些人文社科中很多都是學習西方的法律、商業、文學、藝術等，如果這些學系大規模的招收學生，將來畢業後就業也是個問題。”

　　少琪說道：“我國建交國已有27個，接下來全面要對外開展國家間正常貿易，懂西方法律、商業的人才也是需要的，而且將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會保留一部分，這些人才的就業還是可以解決的，不過蒽來講得也對，不宜擴大學生的招收規模。”

　　朱老總說道：“那就搞小一些嘛，這些專業同樣要學習社會主義的專業知識，如此一來，即能對外，也能對內，綜合型人才不就有了。”

　　主席笑了笑，說道：“可以先這樣進行綜合教學試驗，但僅限於綜合大學之內。還有就是理科的問題，21所綜合大學裡要重點加強理工科的全面建設，另外30所可以綜小規模，但不能放棄，我們學習蘇聯，不是為了變成蘇聯，好的方面要保留。”

　　全國206所大學院系調整之後，專業被無限細分，這樣確實能在短時間，一方面降低的入學門檻和教育難道，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綜合性人才缺乏，其造成的惡果就是國家嚴重缺乏設計人才，國家的技術發明創新，也因此很難出現。

　　因此，按照主席的思路，院系調整後的21所綜合大學，將開展全面建設，採用理工科為先，文科並重的策略，大力培養各科或複合型綜合性人才，並開創大學基礎和技術研究工作，這樣的大學與歷史同期已然不同了。

　　新中國一五和二五計劃期間，處於國家工業奠基階段，這一時間主要是建立、消化和吸收蘇聯技術，等到三五計劃時期，國家通過十餘年培養出來的綜合性人才，就可以大規模走上國家建設的各類崗位了。甚至在二五計劃期間，這些人才就會發生作用。

　　總理說道：“按照主席的這個思路，比如浙江大學，其人文社科較為發達，那就不要將其拆掉了，反而還要將其他大學的一些優勢學科併合進去，同時加強理工科的教育，開展理論和技術研究，如此十年下來，應當能取得不小的成果。”

　　“我是這個想法。”主席說道。

　　總理點了點頭，繼續講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隨著0號組和4910工程的開展，國家能從未來搞來許多新的書藉和產品，需要展開學習、研究和仿製工作，而這些在單純的工科大學是很難完成的，也需要綜合大學來解決。”

　　少琪彈起菸灰問道：“4910工程那邊，現在有哪些進展了？”

　　總理翻起記事本，回道：“目前理工科類的教材，包括：機械基礎、液壓技術/理論、焊接技術/理論/手冊、汽車構造、汽車汽油/柴油發動機、機車發動機技術與原理、半導體技術原理與技術、微電子學、基礎化學、中醫學專業教材、船舶類、橋樑類共計一百多種教材，都在重編中。”

　　“另外，還有工程及技術類的書藉，如：機械工程師設計手冊、汽車工程類手冊、船舶設計實用手冊、船舶工程技術手冊、橋樑設計手冊、橋樑建造工程手冊、工程專案管理、建造師手冊等工科工程類手冊，也都在重編中。”

　　“除此之外，還有飛機類設計、導彈類設計等各類教材與設計專業知識，也已經搞了過來，而這些多數目前屬於國防軍工專案，因此需要一位主導人。”

　　總理略作停頓便說道：“4910工程組，現在有大量的未來書藉需要編制，但人員還短缺，需要擴編，另外還缺一位管理人，我認為榮真同志應當加入進來，並領導4910工程。爭取年內把這些書藉全部重編完成，明年正式向全國下發新教材。”

　　少琪問道：“這麼急著就下發新教材，到時會不會與蘇聯的教材產生衝突？”

　　總理點頭道：“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思考了一會說道：“我看這樣，由4910工程組，結合已有的蘇聯教材，再重編一個新教材；將來從蘇聯引進來的教材，一律按這個方法處理。”

　　主席說道：“這件事就由容真同志來負責，由他組建一個4910工程管理組，負責未來教材的彙編與審定工作，再從教育部抽調一批人，成立教材保密編輯組，結合蘇聯的教材，重新編制新教材。”

　　此事就此定下。

　　主席吸了一口煙，接著講道：“上個問題就到這裡，現在討集結第二個議題，如何平衡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個體制無法協調的問題。”

　　主席說道：“當前我國經濟體制，實際是由政府用各種形式管理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並正在開展人民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而這個經濟實質上就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這個經濟的特點，主要不為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但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是脆弱的，過去他們靠著官商勾結進行壟斷，或者靠著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立，其具有明顯的買辦性質特徵，再者就是封建性質的官僚資本，如四大家族。”

　　“除上述外，還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他們長期受到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的壓迫與排擠，因此這類經濟的佔比相對較小。”

　　截止1952年底，新中國的經濟成份佔比中，國營經濟佔比為19.1%；合作社經濟為1.5%；公私合營經濟0.7%；個體經濟（主要為小農經濟）佔比為71.8%；資本主義經濟6.9%；但現在才剛進入1952年，國內對於隱藏起來的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沒收還不徹底，部分資本藏到了民族資產階級中。

　　但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佔比中並不大，總體上只有約10%以下，到了1952年底更是下降到了6.9%，而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經濟（私營經濟）在全國徹底消失，只到1979年重現。

　　現在，主席要討論的是，如何定位民族資產階級和私營經濟，因為按照此前的觀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是絕對不允許的，可現實又是，不能將私營經濟給消滅掉了，但若不消滅，那麼‘三大改造’必然‘不徹底’。

　　一邊是思想，要求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必須一干到底；一邊是現實經濟邏輯，這樣幹那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理論的支撐，如何用一套完整的理論邏輯，說服全黨及整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保留私營經濟是合理的。

　　所以，問題不在如何保留私營經濟上，而是思想的問題上。

　　當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除了南斯拉夫，包括蘇聯再內及東歐國家普遍沒有真正的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那些資本家的企業，還有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商鋪、店鋪，基本都進行了國有化，而這與中國實行的‘公私合營’也不相同。

　　如果中國允許私營經濟（保留民族資產階級）和個體經濟，那麼在陣營其他國家看來，中國就是在走社會主義‘修正路線’，因此若真這樣做，那麼包括蘇聯再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必然會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一問題，五位書記都是清楚的，或者說過去這一年多來，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當主席將這個問題丟擲來之後，大家再次陷入了沉默。

　　良久後，少琪續起煙，長嘶一口，說道：“主席，我看‘過渡時期總路線’還是要提。”

　　主席緩緩吐著煙，問道：“少琪覺得要怎麼搞？”

　　少琪說道：“近半年來，我認真的研究了主席曾經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個路線從總體上看，符合了當初國家建設的路線要求，也符合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基本路線，其中就包括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

　　“但現在的問題，民族資產階級還是要進行一定程度的保留。”少琪說道：“一體兩翼，中的一體即工業化，必須堅持；三大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同樣也要進行。”

　　“但在其中，我們可以進行一些調整。農業方面，建立起集體化和合作社經濟，其中的集體化，要對合適的國有農場推廣機械化耕種，廣大農村則繼續推行農業互助合作，至於農民的核心資產，田地全部收歸集體，現有分田到戶不變，禁止田地買賣和流轉，包括個人承租。”

　　現有政策下，農民的田地依舊是可以買賣、流轉和承租的，或者是私下裡進行相關的操作，這使得一些地區的農村土地，重新出現了兼併的現象或趨勢，所以這需要立法來管理，而新中國第一部土地法是1950年頒佈的，但它主要是改革，並非管理。

　　因此，少琪說道：“土地管理法要跟上，要把農村土地兼併的問題徹底解決，通過農業互助的方式，解決少數農民家庭缺乏勞動力的問題。”

　　“富戶問題怎麼解決？貧農的問題怎麼辦？”主席問道。

　　主席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東北那邊就出現了一些事例，由於1948年東北就解放，早早也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東北的百姓是分到了田，可是家庭的人口不同，分田多少不同，農業產區自然也不同，於是出現了農民的貧富差距出現了。

　　東北有錢的富戶家庭有兩匹馬，有大量勞力，而中農或富農家庭沒有耕畜，家裡的勞力也少，中農向富農借馬耕作咬咬牙還能出得起錢，但是貧農是真的出不起，於是一些貧農家庭乾脆就把田地出賣或者租給了富農，重新當起了佃農。

　　1950年少琪在東北看到了這種情況，他當時的說法是：沒什麼可怕的，總會有人要先富，如果因為有人富了就覺得要打掉，那麼不僅會讓富農不敢搞投資，還會損害農村經濟的發展，所以他認為‘富農是好的，要支援’。只是他的這個觀點，主席顯然不認同。

　　主席認為，國家才剛成立，分田到戶沒幾天，就開始出現了這麼明顯的貧富差距問題，那些貧農或者因烈屬導致貧困的家庭，就因為家裡缺少勞力，就重新變成無產者嗎？那這樣的新中國存在還有什麼意義？三百年週期率還要重現嗎？所以他反對少琪關於富農的表述。

　　可以說，主席從始至終，他都是站到最弱勢、最底層的人民一邊，他的心裡始終充滿著慈悲之心，所以他面對東北那些富農，張狂的一邊謳歌著‘共產黨好’，一邊重新兼併土地，生活逐漸驕奢，還重新放貸壓榨貧農，他忍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