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如果當初真的這樣說，也那樣做，那麼革命極有可能不會成功，原因也很簡單，對於農民來說，我把命交給你，你把地分給我，這是一筆公平的買賣，現在我把命交給你，你卻把我命換來的土地，說成是國家的，這特麼不是糊弄人麼？都歸了朝廷，我還革什麼命？
哪怕你嘴巴說幹了，不停的解釋國家屬於人民，朝廷代表人民行使權力，這些土地歸了國家，就是歸了人民，那麼結果依然是球用沒有。這天下，不是隻有你朝廷會算賬，老百姓也會算，別把老百姓當傻子，幾千年了，哪個朝廷不是在喊，為了天下黎庶？
然而，人民被歷史反覆教育了幾千年了，於是他們得出了一個基本經驗，你不給我土地，你就是在說屁話。何況，古代又不是沒有官田，那些官田農民同樣種了幾千年，可結果又如何？該壓榨照樣壓榨，不僅一點沒少，反而會更多。
更為致命的是，因為是官田，其農業生產與保障，完全依賴朝廷的投入，朝廷若沒有撥款，若未經朝廷同意，承租官田的佃戶，連特麼一條水溝都修不了！
原因何在？因為那裡的一切都歸朝廷，敢私動，打幾十板子，枷幾個月都是輕的，若是因此犯事，朝廷把田一收，那全家都得餓死。
地方政府，因為是官田（國有），他們無法從中得到實行利益，自然也就不會上心，沒人管，官田很快就廢了，接著就變成了私田，哪怕不會變成私田，也只會成為一片荒草，就算不如此，官田同樣會成為黑心官員中飽私囊，貪汙之利器。
所以土地這事兒，真不是一個簡單之事，搞得好了，朝廷能穩定，搞得不好，就是天下翻覆。
如此一來，問題又來了，土地全面國有行不通，私有制死路一條，那麼又該怎麼搞？不得不說，集體土地制度，確實是一個偉大創舉。
原本的大地主，隨隨便便就可以掌握幾十萬畝田地，而集體土地制度之下，這種情況就完全不存在了，因為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歸於集體，並且禁止土地流轉的。
集體之下，農民擁有土地的永久經營使用權，而使用權可以出讓，但是需要變成國有土地才行，但不能改變土地公有性質，並且經營權出讓，需要經過集體同意，且優先出讓給本集體內，這一整套組合拳下來，幾乎把地主出現之路，完全堵死了。
鐵托和主席一起走進了紅星合作社的蔬菜大棚裡，這種種植模式在西方當然不新鮮，關鍵就在於這種合作模式上，經過主席的介紹，鐵托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農業經濟作物種植，是中國農業政策的新舉措，旨在改變過去中國農村單一主糧收益的舊有模式，提高農民的收益水平。”主席說道。
鐵托俯下身看了看綠油油的蔬菜，而後起身問道：“這種合作社所產生的利潤是如何分配的呢？”
主席回道：“農村經濟作物種植所產生的利潤，除按規劃上繳國家之外，由集體按照公平分配的原則，以家庭為單位，實行公平分配。”
主席招手將王支書喊了過來，問道：“去年這座大棚的利潤如何？你們是怎麼分的？”
王支書回道：“去年，大棚種植除上繳國家、扣除來年經營所需和公共教育、孤寡照應的外，一共結餘了126574.72元利潤。按照國家政策，大棚種植的所有管理人員，收入不得超過總收入的20%，個人不得超過10%的規定，大棚經營負責人員是按18%分的，剩下利潤為101260元。”
“我們合作社現有1127戶，按家庭為單位，不分人口多少，每戶分得八十九塊，八毛四分。”說完，王支書又指向了大棚外，說道：“我們村還有兩家集體工廠，一個養殖廠，去年每戶平均分得約325元。”
鐵托問道：“請問支書同志，你們合作社的農業收入是如何分的？”
王支書思考著，一旁的南苑區書記，看向他說道：“據實回答，是什麼就說什麼。”
王支書抬起頭說道：“除了合作社的集體收入公平分配外，其餘的收入歸於各家各戶，具體收多少，那要看自家田地的產出有多少了，種的糧食越多，自家賺到錢就越多。”
“不是平均分配？”鐵托想確定一下。
王支書搖頭道：“早就不平均分配了，集體農莊那會兒，是到年底一起分，那時候就看工分和家裡人口的，誰家勞力多，工分拿得高，分得就多，不過現在都家庭聯產承包了，賺的就歸各家。”
主席接過話向鐵托說道：“現在中國農民的家庭收入，實行的是自由分配，不過農業產出，依舊實行統購統銷，農民家庭的整的收入還不是很高。”
經過一番瞭解，鐵托基本上將中國有農村集體新體制搞明白了，這是一個由集體、個體、私營三方共同組成的農業新經濟模式。集體的歸集體經營，而利潤平均分給所有人，個體和私營除上繳國家的外（地方按規定截流一部分），其餘全部歸於個人家庭自由支配。
這套體制，確實與南斯拉夫不同。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廢除集體農莊後，八成的土地歸於了農民，實行的是私有制，由政府成立合作社，引導農民合作，四年下來，南斯拉夫的農村經濟確實穩住了，而且向好發展，但若論起合理性，鐵托發現中國的制度，似乎更合理。
中國的這套制度，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既保證了集體利益，又引導和發揮出了個體利益，由政府引匯出政策，支援搞合作社經濟，有了利益大家公平分配，基本盤就此穩住了，而個本和私營又能自由創造收益，這樣整個農村地區的經濟就盤活了。
不得不說，鐵托確實把中國的集體體制看懂了，這種三方兼顧的政策，相比南斯拉夫現有的農業體制和政策更合理，唯一的問題是，這種合作社經濟，必須要有政府具有高度執行力，否則根本無法說服農民，從口袋裡掏錢，畢竟這也是一種投資，是投資就有風險。
幹好了，有了利潤，大家一想分，幹壞了，同樣由集體一起承擔。除此之外，就是分配權的問題，誰掌握了分配權，那才是關鍵，他一度認為，這是整套制度的最大漏洞，集體來搞，那不貪汙腐敗橫行才怪。
於是，鐵托向主席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主席也很坦然的說道：“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因此我們在制度上進行了一定的制度預防設計。我們把官與商分開，村幹部不得參與合作社工廠的經營和分配，而是成立村民股東委員會，由全體村民來投票選擇經營負責人。”
“這個經營負責人，負責組建經營團隊，其在一定的收入比例內，個人年利潤為配不得超過10%，但合作社工廠的利潤達到一個較高比例時，這個分配的比例就會下降。比如十萬以內，能分到10%；30萬就降到7%；100萬降到5%。”
鐵托問道：“這個收入已經非常高了，經營負責人還能與股份分紅嗎？”
主席點頭道：“具體是否參與，這要看股東委員會與其簽訂的合約聘用協議來規定，因為經營負責人，不一定是合作社內的人，也可能是外地人，因此需要雙方協商確定。”
鐵托同是點頭道：“採用的是聘用制。”
“就是這個方法。”主席說道：“一些工廠，本村人並不一定有那個能力來經營，那麼就需要從外地找來，而股東委員會則是合作社工廠的最高決策機構，經營負責人的一切行為都需要向他們負責。”
一旁的吉拉斯說道：“類似自由經濟世界的職業經理人制度。”
主席笑著看向他說道：“確有類似之處，但還是有些不同的，職業經理人很有可能撈一筆就走，至於企業是不是倒了，全憑個人職業素養，而我國的合作社工商業，是有地方政府集體資產管理局來管轄的，政府會進行必要審計，敢亂來是要坐牢的。”
“那麼，這合作社的工廠，究竟算是政府在管，還是集體在管？”鐵托聽得有些迷糊了。
主席回道：“政府只負責資產管理、監督工作，基本經營是不管的，基於這一規定，我國實則在合作社經濟上，實行的是政企分開的措施。政府搞不好企業的管理，這個事情，還是要交給企業自身來完成。”
“政企分開。”鐵托摸了摸下巴，他發現這又是中國的一個政策創舉，因為時下的工人自治制度，企業實際上的權力下放到了基層，工人可以決定企業一切，表面上看，這與中國的股東委員會很相似，但是政府對其介入，卻又不如中國。
直白一點說，南斯拉夫現在的這套制度，實則就是腳重頭輕，但鐵托卻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一直到這次中國訪問之行，他在中國看到了另一種操作模式。
股東委員會並不參與日常經營，這些活動全交給了經營負責人，也就是類似西方的職業經理人，而股東委員會只進行重大決策，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下，工人既是管理者，又特麼是實際生產者，權責完全沒有分開，這也是這套制度最終完崩的最直接原因。
而主席在與他的交談中，就明確的指出了這點，主席說：“權責要分，政企也要分開，既當裁判又當球員，這是不行的。”
聽完這句話的鐵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他發現自己創的那套制度，似乎並不那麼完美，其中存在著嚴重的漏洞。
第218章 農業農村
中國現下的農村，當然不可能都如紅星合作社這般，而這裡更多是一個示範，同時也是一個展示性的地方，就比如紅星合作社裡的近三十畝大棚，當下中國99.99%的農村都建不起，
所以它是新集體體制下，中國未來農村的發展方向。
作為南斯拉夫國家元首，鐵托自然明白這一點，但這裡所展示出來的中國體制，確實與他來中國前，所想像的中國農村農業和南斯拉夫本國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集體農莊廢除以後，除極少數國有農場外，都恢復了私有制。農村山林是私人的，土地也是私人的，基本上沒有了，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的體制，包括福利保障則完全依賴政府支出，農民可以自由退社，而合作社經濟也從生產，轉向了供銷與服務。
中國的合作社經濟，開展不過三年多時間，客觀的說，尚處於起步階段，但鐵托發現，中國所構建的合作社經濟形式，既不同於南斯拉夫的完全自願結合，也不同於蘇聯的強迫推行，更不同於西歐的合作社，而是一種完全由中國獨創的合作社經濟模式。
中國模式的不同之處在於：制度上度，它並不是如蘇聯那樣的經濟體制，而是一種組織形式。體制與形式，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由組織形式和制度形成的統一體，屬於系統性；而後者則是基於體制或制度下，形成的一種方式，屬於結構性。
結構上，它由蘇聯的單一生產、供銷模式，演變成了由生產、加工、銷售、信貸、服務等為一體的綜合性多元結構。因此，它並不是把基礎農產品生產出來就完事了，而是同時還提供基礎的農產品加工、銷售和服務等，雖然它很原始，但它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並且，中國農村經濟的總體構成形式上也與南斯拉夫和蘇聯不同，除合作社經濟外，同時還屬於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並由此形成了一個混合制經濟。
而中國的這種模式與西歐的荷、法、意、丹麥的合作社經濟也不同，西歐採取的是基於資本農業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資本合作，這種合作模式，最終的走向是農業領域的壟斷，而中國則用制度下的合作社經濟組織形式，保障了公共利益，主動打破了這種壟斷。
主席就對鐵托講述了其中的原由，他說道：“社會主義國家在搞合作社經濟，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搞，各國採取的組織形也都不同，而中國則同樣構建了，基於本國國情的合作社經濟模式，它既要防止資本壟斷，危害公共利益，又要防止這種組織形式在制度或結構上出現教條。”
鐵托看了這麼久，已是看出了不少道道，他說道：“中國創造的這種合作社經濟模式，更像是一個混合了多種經濟形式所形成的模式。”
主席坦然的點頭道：“您的總結很到位，它確實是一種混合制經濟模式。其中合作社經濟是基礎，佔據主導地位，個體和私營則圍繞它展開。前者保根本，保基礎公共利益；後者促進步，促發展，防止合作社經濟走向教條。”
鐵托若有所思的問道：“若要防止一種經濟體制走向教條，那麼就需要引進競爭體制，您是否在中國的合作社經濟中，加入了這種設定？”
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提問，因為在現有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下，競爭是不存在的，那是自由經濟的標緻，因而誰敢搞競爭，那就是‘修正主義’。
只見，主席給鐵托遞了一支菸，而後又點上，一連吸了兩口，才正式的回道：“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反對社會主義否定價值規律的。”
鐵托吸著煙，微微點頭，而主席則又說道：“馬克思在提出‘勞動二重性學說’時，重點分析了價值規律，而恩格斯在闡述馬克思學說時也認為，‘只有通過競爭的波動從而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才能得到貫徹’；這說明價值規律是一直存在的。”
“關於價值規律，一是來自於勞動必要時間與社會總需求量的‘勞動二重性學說’；二是基於價值量的等價交換，從而確定價格；但無論哪一種，其內部都是存在一定競爭關係的。”
“就以‘勞動二重性學說’來說，勞動必要時間少的，生產效率就高，生產成本低，價格自然就會低，而相反的則成本就高，二者之間事實上形成了競爭關係。就個人看法，我們不能因為國有工廠主導了生產，就否定其存在競爭，因為這個系統內部本身也存在競爭。”
鐵托聽得一愣，這種觀點還真是第一次聽到，但是主席的觀點，在邏輯上確實是自洽的，並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就拿計劃主導下的生產來說，表面看似沒有競爭，實則不同的生產單位內部，因為生產效率等的不同，競爭是事實存在的；而同一生產單位，各部門內部，同樣存在競爭，比如誰的設計比誰更優秀，誰的方法比誰更能提高生產效率，事實競爭同樣存在。
但蘇聯對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計劃體制）的理解中，他們既否定外部競爭，同時也否定內部競爭，一直到1987年，戈爾巴喬夫《國有企業法》出臺，才有限承認了‘事實性競爭’的存在。
蘇聯之所以不承認‘競爭’存在，它自有一套自己的邏輯，蘇聯認為：國家一年生產多少，是由計委指標確定的，而後分配到了各個企業進行生產並完成任務，這怎麼會有競爭呢？但蘇聯人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生產總量不等於單位量，也不等於種類，其中就有競爭。
比如，蘇聯計委年度計劃生產一百萬量汽車，這批指標分配到了各工廠，其中某廠分配到了三十萬輛的指標，這是一個生產總量。
可是某型號的汽車（單位量），由於企業規模、產線等原因，其分配生產量只有一萬輛，而另一家工廠由於規模大，產線先進，分配到了十萬輛，那麼問題來了，都是生產同一型號汽車，兩家工廠成本一樣嗎？顯然是不一樣的！
再比如，甲乙兩家企業都生產襯衫，按計委指標，都要生產一百萬件，但甲企業的人頭腦靈活，發現新花色更好賣，於是就搞出了某種新花色，結果服裝大賣，而乙企業按傳統要求生產，結果導致產品積壓。
這兩家是不是存在了事實上的競爭？然而，蘇聯就是拒絕認定，存在這種競爭。不承認競爭也就罷了，還強行規定價值。烏克蘭的小麥、鐵礦；哈薩克的銅；烏茲別克的棉花；亞塞拜然的石油等等等等資源，蘇聯計委說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根本無視價值規律。
這是一種長期對內的掠奪模式，哪怕一九五二年時，斯大林意識到了問題，並親自撰文試圖扭轉，然而還不等真正落實他就死了，但話又說回來，即便斯大林還活著，斯大林模式下的結構性矛盾不改革，承認價值規格，尊重商品價格，也沒有什麼球用。
烏克蘭、哈薩克的煤，一列列火車的往外撸墒沁@些煤的價格不僅極低，而且地方上得不到多少好處，更過分的是，蘇聯工業地區拿這些低價煤生產出來的產品，反向又高價出售到資源國，形成了二次掠奪。
資源地區（或加盟國），沒有從本地資源開採中，獲得什麼好處，反而還成為了工商業品傾銷地，就問誰能忍？
這就好比在中國，一面拼命的在山西挖煤，並以超低價強購，一面實行農莊政策，又把農民的糧食再以超低價都收上來搬走，而賺到的錢，不分給山西就算了，還不允許山西自己搞工業，反手又對山西拼命的傾銷工商業品，假設這種情況發生了，就問山西人炸不炸？
蘇聯內部的這種掠奪不是一兩天，也不是區域性，而是系統性，長達幾十年的反覆掠奪。當然，這種情況在中國也曾經發生過，比如山西、河南都曾有深刻體會。
山西是煤產地，大量煤叩饺珖瑓s並沒有收到多少回報，因而一度窮得一塌糊塗（類似哈薩克），而河南作為糧食產區，國家的規劃裡，一度是糧食保命底線，也曾窮得掉渣（類似烏克蘭）。
東三省的人說他們是共和國長子，犧牲大，可是若看看全國，許多地方犧牲也大啊，東三省好殆還享受過幾十年的榮光，可許多省份，卻是窮了幾十年啊。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一部分老百姓能夠脫離農業生產，到別地打工了，緩和了這種矛盾，而另一面，又實行國內均衡發展，解除限制，縮小地域發展差距，進一步緩和了矛盾，否則估計也會和蘇聯一樣，天估計也要被掀了，這真不是開玩笑的。
未來的發展歷史和遇到的基本問題，主席心中早已熟知，所以他不僅承認價值規律，而且也認同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如果沒有這些認知作為基礎，也就不會允許英國人到中國來投資了。
顯然，主席的觀點，讓鐵托備感驚訝，倒不是說這些知識有多難理解，而是驚訝於主席的思路，十分的開明，完全不是蘇聯人的那種認知，鐵托也因此，深刻的理解了，這些年的中國，為何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
是的，中國所實行的政策，名義上用的就是‘調整’，而鐵托明白，這分明就是改革，而中國不用這個詞，自然也是因為不想和蘇聯起正面衝突，那麼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也就很明確了。
鐵托認為，中國將來必然要走上一條和南斯拉夫類似的‘市場經濟’道路，而他最終肯定這種認知，就是在對北京、天津、瀋陽、上海、廣州的訪問過程之中確認的。
中國的街道上，除了那些較大的商場和政府設立的供銷批發公司，一大半都是個體和私營經營的商戶，因此各類招牌花樣繁多，而蘇聯那種排隊購物的情況也存在，不過基本都是從國營供銷公司進行各類批發活動時才出現的場景，而個體和私營商戶的經營則是自由的。
中國的私營商業公司大量存在，私營工廠同樣大量存在，國有或公私合營銀行的信貸對他們都是開放的，這無疑極大的促進了私營工商業的發展。中國的商場裡，貨物也琳琅滿目，國內外的商品，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都有，中國一點也不保守。
鐵托完成北方的訪問後，又來到南方，首站自然是上海，在這裡他不僅參觀了國有工廠，也參觀了時下全國最大的私營企業申燈照明廠，這是一家擁有四千餘人的大型私有企業，不僅鐵托感覺三觀被重新整理了，隨行的南斯拉夫官員同樣如此。
是這家工廠有多麼先進嗎？當然不是的。相反的，這家工廠的水平，頂破天，也就是三十年代末的水平，因為他們生產的，還是那種煤油燈、汽油燈、甚至乙炔一類的傳統照明燈具，這類工廠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基本沒有活路了，可在中國不僅發展得很好，而且還是私營的！
如今的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頂多完成了半工業化，全國的電力設施是十分落後的，因而傳統的照明工具如油燈、蠟燭，依舊是香鋍鋍，別的不說，全國僅煤油燈一項，每年就需要一兩千萬盞，而這還只是國內需求。
亞洲、中東、非洲許多國家時下也同樣落後，那裡的大多數國家的工業水平，還不如中國，電力更是緊缺，因而這種傳統照燈工具的市場非常之大，加之中國的商品，物美價廉，自然也就不缺市場了。
不過，若是放在二三十年代，許多國家的民眾，哪怕是煤油燈也是買不起的，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二戰後，各國經濟的恢復，殖民地的獨立，經濟都有了好轉，基礎工業品的需求也起來了。
特別是中國生產的這些落後玩意兒，不僅如今在西方的生產成本高，而且也已經淘汰，自然是看不上的，可那些不發達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又生產不了，因此可以說，中國實則是在吃二次工業革命，最後的一點殘羹紅利，而它大概還能再吃上十年。
鐵托來中國，當然不只是單純來參觀中國社會發展的，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那就是達成南中兩國的全面貿易協定、科技合作協定及投資合作等協議，由於兩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因而比起英國來，要放得開得多。
從此以後，兩國官方和民間，可以進行直接貿易，相互投資，彼此間給予相應優惠待遇，所以這些協定和協議，都是基於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則敲定的。南斯拉夫看上了中國的龐大市場，而中國則看上了南斯拉夫的中高階工商業品市場和技術。
比如鍺電晶體，現下的南斯拉夫就生產不了，而在中國，它已經開始進行民用化普及了，所以中國給予南斯拉夫的反差是很大的，基礎工業比其差得多，可在高科技領域，中國又比南斯拉夫高得多。
南斯拉夫不僅從中國買電晶體，而且還購買了兩臺15萬次咚阌嬎銠C，基於兩國的友好關係，中國同意在半導體和計算機技術方面，保持兩國的交流及一些合作。
南斯拉夫甚至在私底下，詢問從中國購買電晶體技術，而中國也很爽快的答應了，可當中國報價以後，卻是將鐵托都嚇了一跳，鍺晶體二級管全套技術售價達八百多萬美元，而三級管則高達一千一百多萬美元，這個價格南斯拉夫實在是買不起。
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開的這個價格，真的很良心，若現下的南斯拉夫咬咬牙買了，實則是賺的，等到平面矽晶管出來，那就不是一點錢了，要知道日本人從美國引進全套技術，花了1.2億美元，到那時候，南斯拉夫基本沒可能再發展半導體產業。
別說南斯拉夫，就連英法意，這些歐洲工業強國都搞不起來，原因無它，實在是投入巨大。要知道日本為了趕上半導體時代，那可是舉國之力，花了七百多億日元，才搭上了這趟車，至於最終成功，就是靠著美歐中三個世界級市場支撐起來的。
可若中國也在半導體領域發力，那麼這個局面就將徹底改變，首先中國市場，日本想進來就沒那麼容易了，而歐洲市場，也將是美中日三國角逐之地，至七十年代，美國對日本的電子半導體市場，實際上採取的本國保護主義政策，因而將來日本的日子預計也不會太好過。
鐵托在中國的訪問，原本計劃是七天，結果為了更好的瞭解中國，延長到了十二天，可以說從南到北，把中國工業、經濟、農業主要地區看了個遍，而如此之長的訪問時間，也讓蘇聯和東歐各國意識到，中南兩國關係，正進入全面親密時期。
當然，事實也確實如此。
第219章 水利工程
“主席同志，我代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真盏难埬瑢砜臻f之際，能夠訪問南斯拉夫。”中南相關協定、協議簽字儀式即將舉行，休息室裡鐵托向主席發起了邀請。
主席聽完翻譯，當即便笑著回道：“感謝總統同志，感謝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和人民的真昭垼視谫F我兩國都方便的時候，前往南斯拉夫進行訪問。”
鐵托沒想到主席回答得如此爽快，他向主席遞出一支雪茄，說道：“若主席同志要訪問南斯拉夫，我們什麼時候都方便。”
主席哈哈一笑，不過卻是擦著火柴遞向了鐵托，二人互推一番，最終鐵托還是接了下來，但見主席吸了一口雪茄，緩緩點頭，思忖著說道：“十一月份，我就應當是有時間的。”
鐵托神色微微一凝，他這番表情，主席自然是看到了的，不過卻並沒有作什麼表示，但鐵托的反應確實非常之快，他轉而笑道：“那真是太好了，南斯拉夫期待著您的您訪問行程。”
十一月份，國際共邥h將召開，這麼大的事，當然是提前安排的，所以包括南斯拉夫再內各國都已收到了訊息，而這次會議具體要討論什麼，其實大家心裡多少也都有些數，蘇聯要鞏固其領袖國地位，要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豎立新的權威，無非就是這些。
但是，讓鐵托萬萬沒想到的是，如今的中國，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陣營中的老二，主席竟然會親自參加，那麼中國又將是什麼態度？是繼續支援蘇聯當老大？還是把桌子掀了？鐵托的大腦高速咿D片刻之後，他覺得中國很大可能會選擇前者。
“主席同志，您對東歐近期發生的問題如何看？”鐵托突然問起了東歐的事情。
主席吸著煙，沉思了一會，說道：“就個人看法，東歐近期發生的事件，有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出現的反社會主義問題，也有陣營內部造成的問題，但從大的方向上來說，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更多一些。”
一九五六年東歐發生的波、匈事件，時至今日依舊在討論，還沒有最終的結論，而這個結論，一直到四月份才完成。
這其中，蘇聯和中國在東歐問題上的思維就很不相同，蘇聯認為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就是其國內的反社會主義者與西方陣營相勾結，屬於陣營叛亂；而中國則認為，該事件確實存在反社會主義的顛覆活動，但應將其定性為內部矛盾。
就主席看來，無論是陣營內部矛盾或是事件國的人民內部矛盾，這兩個定性，不僅可以將其在國際上的不利影響力降下來，同時也有利於緩和陣西方陣營矛盾，而後騰出手來，先把陣營內部的矛盾解決了。
明顯人都看得出來，中國的看法和建議都是正確的，可是蘇聯堅決不贊同，非要定性為顛覆、反革命叛亂，對於蘇聯的這種搞法，包括主席再內的中央高層們，不由滿頭都是問號。
中國方面是真的無法理解這種迷之操作，因為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年大上，剛提出‘三和外交’，而後又要陣營各國遵守，結果遇到了波、匈事件，自己又跑出來升級事態。要知道東歐事件發生之後，整個西方陣營及中立國和第三世界國家，都對蘇聯產生了很大的反感。
反殖民主義，追求民族獨立是如今世界的潮流，你蘇聯倒好，在別人國家駐軍，人家要趕你走，不僅不走就算了，人家出來抗議，你還派出軍隊鎮壓，這簡直就是霸權行徑啊。別管內裡原因如何，蘇聯表現給世界，讓世界各國在東歐事件中看到就是這樣。
客觀的說，匈牙利十月事件，其中有沒有反社會主義的問題？可以肯定當然是有的！匈牙利國內的資產階級反動力量，企圖通過顏色革命直接奪權，這些都是事實，可問題就在於，人家拿的是軟刀子，結果你上來就坦克、大炮、機槍，‘仗’是打贏了，然後卻輸掉了一切。
這個時候，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把其定性為內部矛盾，比如匈牙利人民追求的權利，其並非完全不合理的，而造成匈牙利和波蘭的如今局面，蘇聯領導陣營是犯有錯誤的，難道不應該好好的檢討，好好的反思，然後糾正？
結果，蘇聯並不認為自己有問題，而是把一切問題，都推向了西方陣營，推向了北約，非要說匈牙利事件，就單純的是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反革命叛亂，無視匈牙利人民的合理訴求， 使得波匈兩國人民對蘇聯更加仇恨，其對蘇聯自身也是不利的。
面對蘇聯的堅持，總理曾多次勸說赫魯曉夫，然而蘇聯方面依舊不願改變，面對此情此景，中國這邊也是傻眼了，所以此後，中國只是把自己該做的做到位，其它的不想再管，也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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