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中國的社會主義新理論，不僅社會主義陣營在讀，資本主義陣營也在讀，接著西方人就發現，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跟中國理解的社會主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這套理論，完全擺脫了蘇聯的那種教條思想框架，在如今這個冷戰時代，這套理論很可怕。
為啥可怕？因為這套理論，具有極強的普適性，其從思想、體制、經濟、文化等各層面，完全脫離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理論解讀，它還把馬列理論裡的一些寬泛的理解，直接具體化了，處於什麼階段，發展什麼階段，發展成什麼樣，具體是什麼標準全都有！
所謂高手一齣手，就知有沒有，中國的社會義理論，構建了從思想到價值觀再到實現途徑的所有過程和要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出現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無疑是一顆思想炸彈，而西方陣營同樣緊張了起來，因為他們必須也儘快，拿出一套能夠壓制的理論。
可，一套理論不是那麼好搞的，更何況中國的這套理論，幾乎把所有人類所期望的美好方面全都含蓋了，以至於艾森豪威爾看完之後，都不得不承認，這套理論即便是美國也有著很強的可取之處。
他甚至充滿忌憚的對身邊人說：“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一旦發展成現代文明國家，那將是十分可怕的，毛的理論就深刻的佐證了這個觀點。”
第216章 鐵托來訪
中國的新理論，正以飛快的速度在東西兩個陣營的高層之中傳播著，不過只有那些對理論或政治有相當見識的人，才知道這套理論的真正價值，而在那些平庸者眼中，他們只會認為這套理論，幫助他們找到了方向和目標，解決了困惑，非常之好，想不出更多的來。
時下，社會主義階段論的推出，其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打破了蘇聯始終拿在手中的馬列理論解釋權。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作用和價值，是非常之大的。
南斯拉夫的鐵托再與斯大林鬧翻之後，也想構建一套理論來給自己的‘工人自治制度’站臺，可是他的理論水平有限，所以根本就搞不出來，而東歐的哪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搞來搞去，始終脫離不了‘議會民主’那一套，不過是套了一層社會主義偽裝色罷了，比如納吉。
從馬列主義到斯大林主義，再到鐵托的‘工人自治制度’，要論對馬恩理論水平的理解，實事求是的講，馬斯都不如主席，至於鐵托，不客氣的說，他連給主席提鞋都不配，所以當主席的社會主義階段理論理出來以後，他的當代社會主義理論導師的地位，已成為基本事實。
不過，陣營內部對於主席的新理論，確實是呈現出了不同的態度，南斯拉夫一如既往的高舉支援中國的大旗，阿爾巴尼亞也表現出明顯的支援態度，羅馬尼亞一開始是稱讚的，但隨著蘇聯真理報上的新文章出來，齊奧塞斯庫選擇了閉嘴不再談論。
但與羅馬尼亞不同的是，東歐其他國家，特別是波、匈兩國內部卻是爆發了熱烈的討論，先是發生在高層之中，接著就傳到了學界，大多數人都認為，毛的新理論，比斯大林主義強得太多了。
在他們看來，這套理論不僅有理論層面的指導，為各國社會主義不同階段指明瞭方向，還有一個具體的戰略目標，同時又尊重並承認不同國情下，採取的適應性政策，整個理論呈現出來的是極具包容性與適應性。
至於中國的社會主義階段理論，為什麼沒有遭到赫魯曉夫的公開反對，其實原因就一條，因為它並沒有否定誰，也沒有要求要改變社會主義體制，由於沒有踩到蘇聯的尾巴，他們當然也就沒有了公開反對的理由。
但懂的人都懂，主席的理論一齣，從此社會主義理論的解釋權，就不只是蘇聯一家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過去的鐵托也這樣做過，只是他的理論水平不足，雖搞出了‘工人自治制度’，但是卻搞不出主席這樣的‘經義’，因而他的那套制度，自然也就在斯大林面前站不住腳，從而受到了斯大林的強烈反擊與制裁。
而主席在這個時期，拿出這套理論，可以說恰適時機，就中國國內而言，由於這幾年以來的‘兩個階段’理論，導致不少同志對原教旨社會主義（主要是斯大林主義）與中國現實社會主義（中國過渡時期路線）之間，造成了思想混淆，以至於產生了混亂與質疑。
而陣營之中，由於斯大林主義被批倒，波、匈事件的爆發，又使得陣營思想動盪，可是又沒有一個新的理論出來，這又使得東歐一些國家，開始走上了‘議會民主’復辟的路線，陣營的思想震盪，同樣傳到了中國，國內一些人的思想也開始迷惘與難安了起來。
曾經的歷史上，主席為何強調‘階級鬥爭’，又在五七年搞起了‘百花齊放’，而後來了一場大反右邉樱@些事情的發生，其與陣營內的大環境是脫離不開的，而始作俑者正是赫魯曉夫，他一腳踹倒了斯氏大旗，卻又沒有本事立起新的大旗，其對蘇聯和陣營的傷害都極大。
斯氏大旗一倒，社會主義究竟該如何發展，路子該往哪裡走？環顧整個陣營，赫魯曉夫回答不了，鐵托也回答不了，他們只能堅持認定自己的路子就是正確的，但是卻又沒有一個能夠讓陣營兄弟國家信服的理由，否定東歐的事件也就不會爆發了。
國內國外的迷茫主席看到了，因此他站了出來，不過特色社會主義之類的理論肯定是不能拿出來的，否則無異於火上澆油，但是階段理論可以拿出來，因為它並不觸及當前陣營的體制問題。
大家不知道將來該走向哪裡，那麼現在主席給劃分了階段，從初級到高階，夠不夠明確？大家不知道該做成怎樣，那麼小康社會夠不夠清晰？大家不知道該往哪裡走，那麼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夠不夠明瞭？
‘兩個一百年’目標，雖說的是中國，但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由此有了一個明確的指引，清晰的發展目標。現在，中國把這套‘經義’拿了出來，至於信不信，那是別國的事，中國也管不著。
比如蘇聯就不信，中國搞出‘三個階段’，它就搞出‘兩個階段’，強行想要拿回‘釋經權’，只是由於手段過於粗糙，導致東歐陣營國，嘴裡奉其為無尚法旨，但心中更認可中國提出的理論，因為大家又不瞎，兩者水平高下立判啊。
至於蘇聯，它愛信不信，而對於真理報上的那些文章，主席也只是一笑了之，愛咋咋地，中國更沒功夫與它打嘴炮，自家的事情還有一堆呢。
三月十九日，也就是社會主義理論觀點提出的十二日之後，新中國第一屆自然科學獎頒獎儀式在懷仁堂舉行。主席親至出席頒獎儀式現場，並作了頒獎發言。
主席在發言之中，首次就‘集體榮譽和個人榮譽’發表了看法，他認為二者是‘相互依存、辨證統一’的。
主席說道：“是不是有了集體榮譽，就不要個人榮譽了呢？我看這種想法就是片面的。集體榮譽要有，個人榮譽也要有。過去革命時期，我們在這兩個方面就執行得很好，既有了集體榮譽感，又肯定了個人榮譽感。”
“然而，事情還是起了一些變化，新中國建立後，集體榮譽講得多了，個人榮譽則很少講，彷彿要消滅掉個人榮譽，我看這個看法也是不正確的。個人榮譽與集體榮譽並不衝突，二者是‘相互依存、辯證統一’的。”
“只講集體榮譽，不講個人榮譽，時間久了，大家也就慢慢沒有了那個勁頭，特別是把二者進行混淆，那就更加不好，也是不正確的。因此，集體的價值和榮譽要發揚，個人的價值和榮譽同樣要發揚。今天，我們在這裡頒發新中國首屆自然科學獎，就是要對個人科學貢獻的一種高度肯定。”
新中國首屆自然科學家獎，共分三等，其中一等獎兩名，分別是錢雪森和吳俊文，由主席親自給二人配戴獎章，並頒發證書，獎金為三萬元；二等獎三名（五人以內），由總理頒發獎、證，獎金二萬元；三等獎五名（十人以內），由郭院長頒獎證，獎金一萬元；獎金不現場發。
這次頒獎，給全國科學界的刺激實在是太大了，國家不僅肯定了個人功勞，而且還由主席親自給一等獎獲得者掛獎彰併合影留念，這是多大的榮譽啊，綜觀整個中國歷史，這是前扎未有的大事件。
同時，這次表彰，也直接證明了，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並非僅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拿出了實實在在的榮譽。就是在告訴所有人，條件和標準就擺在那裡，只要能達到，國家就會表彰，所以頒獎儀式結束以後，科學界立即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熱情。
這個時代的人，相對來說，還沒有未來那麼多花花腸子，大多數人的心裡，道德水準仍然是很高的，學術造假這種事，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也基本上沒有，做學問那就是實實在在，也是踏踏實實的，做出來了就做出來了，沒有就是沒有。
自然科學獎，每兩年一次，但是要求是很高的，首先必須是國內外原創性的自然科學理論，其次在國際同類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再次這個獎，並不是每兩年就一定會有相應表彰，而是實事求是，符合條件就發，反之則不發。
正是這樣的規定，讓科學家們更加信服，因為這樣的獎彰含金量十足，完完全全的中國諾貝爾獎啊，而且中國國家自然科學獎也並不影響繼續參加諾貝爾獎的評定，或者就相應條件來說，其和諾貝爾獎的要求差不多，特別是一等獎，那真不是一般人能拿得到的。
錢雪森能拿，那是因為他的《工程控制論》，而吳俊文能拿，是因為他的‘拓樸學理論’，如果要認真的論一論，數學領域的另一位大拿華羅更，他都沒能拿到一等獎，原因是他沒有原創性數學理論出世，由此就可以知道這個獎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了。
剛剛歸國一個多月林蘭英女士，應邀參加了懷仁堂的自然科學獎頒獎儀式，如此之高的表彰，同樣讓她精神巨震，要知道歸國之前，她是知道國內一直講的集體榮譽、集體主義，可現在國家同樣重視個人榮譽，這更加讓她明白，新中國對於科學家是到了何等重視的程度。
當然，歸國以來，讓她備感激動的並不只有這此獎彰，她原以為國內的矽單晶研究，還處於原始階段，可當她瞭解之後才知道，國內雖然在總體水平上，比美國是要落後一些，但是水平並不低，中美兩國的差距，不足三年。
這個差距，並不是國家對於半導體投入不足而造成，事實上，國家對於半導體極其重視，其程度同樣令人驚訝，半導體是十二年科技規劃的排前研究專案，過去這幾年，國家的撥款近五千萬人民幣，按匯率計算，有兩千多萬美元，這個投入是真的一點也不低。
一月份，她歸國，休息完成之後，立即就向國家建議搞矽晶體研究，她原以為國家需要討論一段時間，結果報告打上去不到一週時間，上級的批示就下來了，同意並批准由她組建新中國第一個矽晶體研製小組，領導並承擔研究任務。
因而，頒獎大會一結束，她回到家中，換了衣服就騎著腳踏車，鑽進了研究所，而這樣做的不只她一人，實在是這次頒獎大會，給科學界的刺激太大了，一個個跟打了雞血似的，紛紛以十二分的熱情，投入了研究之中，只能說激勵的作用是巨大的。
錢、吳二人，更是隨著媒體的宣傳報道，一時間全國皆知，不過相比於大家的激情揚溢，二位泰斗，卻是十分的低調，他們既沒有顯擺，也沒有因此高高在上，而是收起獎彰，把大部分獎金都捐了出來，投入科學研究當中。
其實國家一開始並不同意他們這樣做，只是二人始終堅持，他們認為國家現在到處缺錢，這筆錢與其放在家中，還不如投入到祖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當中，惟此才能真正的發揮價值，如此高風亮節，國家也不好打擊，因此同意他們用於各自研究。
時至三月底，新中國迎來了一場重要的外交活動，由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率領的代表團抵華，國家給予了其極高的待遇，主席親自到機場舉行迎接活動，這讓鐵托備感有面子，畢竟從他的角度來說，他是南斯拉夫的開國領袖，自比地位並不比主席在中國的地位低。
曾經鐵托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訪華，兩黨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而另一個原因，便是他和戴高樂一樣，都拉不下來臉率先訪華，可如今不同了，他要臉，中國就給了臉，中南建交以後，總理率先訪問了南斯拉夫，這才促成了鐵托的訪華之旅。
除此之外，一九五六年二月，鐵托訪問了蘇聯，這也為他本次訪華打下了基礎，南蘇關係恢復了，他再來發展南中關係，赫魯曉夫也無話可說，總不能禁止他訪華吧，這是沒道理的。
車隊賓士，如今的長安大街又變了樣，過去是水泥路，現在變成了嶄新的瀝青路，整個北京的主幹道基本都鋪了瀝青，且瀝青道路工程正在向全城蔓延，預計到新中國建國十週年時，京城主城區，都將建成瀝青道路，至於原因也無它，主要是瀝青多。
老實說，現下的北京就是個大工地，特別是長安街沿途到處都在建設，國家重要機關單位、北京飯店、釣魚臺賓館、工人體育館、天安門廣場改擴建、人民大會堂土地平整、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等等等等，若不是因為鐵托到來，外部工程暫停，他看到的將是一片塵土飛揚。
但哪怕外部工程都停了，鐵托透過車窗，他仍然被如此眾多的工程給驚到了，未來到中國之間，他聽到的是，這幾年中國正在展開大規模建設，國內的經濟和民生事業發展十分迅速，只到他如今身處其間，他才深刻的體會到，這個規模究竟有多大。
從燕郊的機場，一路走到，他露過了已矗立的工廠，還有整片工業區，也看到了大量民居被拆遷，新的樓房正在拔地而起，哪怕一直到了核心區，長安街兩側依舊是工地，首都的建設就這樣了，若是放到整個國家，那麼這場大建設該是有多宏偉。
官方歡迎儀式不提，主席對鐵托的招待同樣是十分到位的，彼此明明是第一見會見，卻如同老朋友一般，主席沒有一點架子，兩人互相遞煙，互相點菸，談笑風生，會談始終輕鬆、親切，而又友好，這也讓鐵托感到十分的放鬆。
主席稱呼鐵托為‘總統同志’，而對方則稱主席為‘主席同志’，這無疑又進一步拉進了雙方關係，鐵托最為擔心的就是像蘇聯那樣，實在是因為南斯拉夫巴爾幹地緣戰略不得不認了他們，但是卻並不真的將南斯拉夫當同志國，而主席則不同。
期間，鐵托還向主席問道：“主席同志，不知您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有何看法？”
這是一個看似請教，但實在也是鐵托期待能夠得到主席正面回答的問題，而主席的回答，同樣沒有讓他失望，並且十分的高興。
主席笑著說道：“中國和南斯拉夫雖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同志國家，但各自的國情不同，因而採取的國內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這是正常的，中國充分尊重南斯拉夫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關於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主席吸著煙微笑道：“雖然我沒有親自去看過，但就我瞭解到的資訊來看，這個制度是符合當前南斯拉夫國情需要的。況且，南斯拉夫實行的工人自治制度，更是對社會主義未來發展道路的一次探索，中國認為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主席的回答，讓鐵托高興壞了，但高興之餘，他也從主席的話語中，抓住了一個關鍵詞‘社會主義道路探索’。
於是他又問道：“主席同志，您剛剛所說，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是對社會主義未來發展道路的探索，這個觀點我非常贊同，也謝謝您對南斯拉夫現有制度的肯定，但關於探索社會主義未來發展道路的問題，您能否再多予指點。”
主席回道：“總統同志，我們之前不存在指點一說，而是相互交流。我認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存在不同階段，每個階段所實行的對策也並非都是統一的。就當前初級階段來說，由於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時間尚較短，因此就需要實踐。”
鐵托微微點頭，也聽得極其認真，主席的理論水平，他心裡是有數的，而主席則說道：“那麼理論實踐，是否就只有一條呢？我看這是不一定的。理論相同，但各自國家的國情不同，因此對理論的理解也就會有所不同，從而在制訂政策或某些制度上就會有所詫異。”
“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鐵托連忙問道。
主席回道：“這是正常的。就像以前，我國採用的是‘武裝奪取城市’的革命，結果就水土不服，導致中國的大革命失敗了，後來我們結合自身國情，採取了‘農圍包括城市’的新策略，從而獲得了成功。因而，若中國當初堅持不改變，那麼很可能就不會有新中國了。”
主席這話說得不算很直白，但其實也很直接了，理論還是那個理論，結果行不通，而中國換了一個適合國情的方式，最終就成功了。言之下意是，若教條的執行蘇聯的那套方式，那麼中國的革命將很難取得成功。鐵托這樣的聰明人，他哪裡還聽不懂。
主席又說道：“無論是中國，還是南斯拉夫，兩國現在所實行的一些政策或體制，從理論上講，都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道路發展，而進行的探索，這一點是相同的。”
鐵托與主席的交流不到一個小時，他就感覺整個人的思想都昇華了，以前他和斯大林吵，後來的赫魯曉夫吵，但是總吵不到點子上，而中國的主席，幾句話一說，整個意思就升維了。
在主席的眼中，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也好，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也罷，包括社會主義各國，所實行的不同政策，都是在為社會主義未來道路發展而進行的探索。
就這麼一下，就把矛盾，直接變成了共同貢獻，雖說道路共識沒達成，但是卻達成了一種更高階的理論共識——大家都是在為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做貢獻！
瞧瞧！啥是高超理論水平，這不就是麼！~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鐵托還是不吐不快，他說道：“但也有一些國家，他們認為自己的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不同意其他的探索道路，認為那些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這是一個挖坑式提問，主席一聽就明白了，他並沒有順著問題回答，而是說道：“馬克思辨證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實踐取得了成功，因而有了制度自信，這是符合客觀認識的，但是還有再實踐和再認識的過程。”
主席看向鐵托笑著說道：“我一向有個觀點，就是說‘成績是過去的，它並非未來的決定性因素，而未來還需要不斷努力’，也就是再實踐和再認識，這才是一個完整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發展過程。”
這話如果套到蘇聯身上，就是說：‘你蘇聯現在成就很高，有了制度自信，這很正常，也因此就覺得別的道路都不正宗，都要反對，這就是缺少了‘再實踐和再認識’。’只是，主席當然不會點名蘇聯，完全沒有那個必要，他更不會被鐵托所利用。
不過主席的話，使得鐵托有了極大收穫，這表明，中國的主席，從來不相信蘇聯體制是‘唯一正確體制’，包括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也是一樣，如果脫離再實踐和再認識，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鐵托不由想起，一九五五年五月和去年二月，他與赫魯曉夫的兩次會談，講的是什麼？
赫魯曉夫說的是：‘你搞的工人自治制席就是反僦贫龋俏疫�是很包容的，只要你能滿足我的條件，我們還是可以談的。’
鐵托講的則是：‘蘇聯憑啥認為工人自治制度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你們蘇聯必須認！否則老子就不跟你們玩了！’
赫魯曉夫捏著鼻子，回道：‘只要你不跟北約同穿一條褲子，別和美國如膠似漆，我還是可以大度的將南斯拉夫納入社會主義陣營的。’
瞧瞧，這特麼的就是陣營領袖國的領袖和他談的話，而現在再來看看陣營二把手國家領袖講的話，啥叫高屋建瓴？誰更像領袖國？誰更合適當領袖國？鐵托心中就曾鄙視赫魯曉夫私下說的那樣：那傢伙應該和幼稚園裡的孩子坐一桌。
他不知道的是，中國還是高看赫魯曉夫了的，給了一個‘國小生’身份評價。他只到後來才明白，赫魯曉夫已經算是很有水平的了，其後的勃烈日涅夫更垃，再往後‘垃’都不足以形容蘇聯領袖了，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園大班生集體上位了。
僅僅一場談話，當鐵托回到下榻處後，他就私下對秘書直白的說道：“中國更合適當陣營領袖國，毛主席才是陣營國領袖的最佳人選，但很不幸的是，社會主義陣營領袖國是蘇聯，這是一場悲劇。”
只是這句話，一直到他去世才公開了出來，但其實有同樣看法的遠不只他一人，南斯拉夫一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波蘭、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的高層或理論界裡的許多人都有著同樣看法，然而就如同鐵托說的那樣，悲劇的是，他們無法選擇，更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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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不同模式
紅星合作社，位於南苑區南海子地區，這裡原是皇家園林所在地，不過新中國成立之後，這裡便開始了開發，一九五二年時，這裡還只有八戶人家，其後按蘇聯模式組成了集體農莊，如今六年過去，這裡已是一座擁有一千多戶的大型合作社了。
今天，鐵托在主席的親自陪同下，一起來到了紅星合作社，而之所以選擇這裡，原因便在於，它是新中國實行的新農村集體體制的示範地，最具有代表性。
剛進入四月，還不是北方水稻春播時節，不過育秧前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了，而紅星合作社種植的不僅有水稻，還有普通蔬菜和大棚蔬菜，因此當兩位領袖抵達之時，便看到了地裡一片綠油油，而大棚薄膜也正亮閃閃的映著陽光。
紅星村委裡，仍是一別老農模樣的王長鎖，難掩心中的激動，他向主席和鐵托介紹起了紅星合作社的基本情況：“…，一九五四年，根據國家的政策，集體農莊改成了紅星村合作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戶。”
“經過六年多的發展，我們合作社如今有集體奶體牛養殖廠一個，奶牛一百五十三頭；擁有供銷合作社一個；村集體創辦的合作社工廠兩個；個體商店十七個；私營工廠一個；個體作坊有榨油坊、輾米坊、米麵米粉加工坊、釀酒坊等各類工坊等，計二十二個。”
聽著翻譯的講述，鐵托始終保持著微笑，倒是沒有表現出什麼，而一旁剛接任農業部長職務的吉拉斯，則是忍不住的問向中方農村工作部鄧部長。
他問道：“部長同志，這個合作社內部，明明擁有集體、個體、私營三種不同的經濟體制，同時還分田到戶了，我有些不理解，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體制？或者說，它具體合作了什麼？”
鄧部長側頭聽完翻譯，便微笑著回道：“我國對合作社的理解，並非僅僅限於土地互助合作，而是採用一種經濟合作形式。比如村集體共同出資出力創辦的工廠，它就屬於合作社範疇，集體共同修建的大棚蔬菜種植也同樣是這種方式。”
“那麼這裡的農民家庭，又如何勞動呢？”吉拉斯又問道。
鄧部長回道：“家庭勞動是以家庭為單位實行的。”
“那集體勞動呢？”吉拉斯又問。
鄧部長則回道：“過去集體農莊體制時期，大家一起下田勞動，但新集體體制實行以後，集體勞動主要體現在，涉及到集體的公共事業上。比如集體內的水利建設、道路建設、學校建設等，農業生產勞動，已經不再採用原先的集體出工模式了。”
吉拉斯微微點頭，說道：“1949年開始至1953年期間，南斯拉夫也實行過一段時間的集體農莊模式，但僅僅四年，我們就發現，它嚴重打擊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所以給予廢除。”
對此，鄧部長不予置評，而他心中，其實對於集體農莊那套搞法，實在是不夠苟同，過去的中國也和南斯拉夫一樣，實行蘇聯那一套，而實踐的效果確實不是很好，這才有了後來的農業集體化新政策。
鄧部長不想談及蘇聯，於是便轉了一個話題，說道：
“我國在農業生產組織上，把每個村設定為一個村生產大隊，其下由若干個村民組組的生產小隊，每個生產隊內部實行自願互助合作的原則，共同幫扶生產能力不足的家庭，而大型勞動生產工具，比如插秧機、抽水機、收割機、脫粒機，則由集體共同出資購買、保管和使用。”
吉拉斯從中聽出了不同意味，鄧部長的話剛落音，他便立即問道：“請問，這種互助合作當真是自願的嗎？”
鄧部長肯定的回道：“是自願的。以前在推行互助合作時，確實出現了一些的強迫現象，但新集體體制實行以後，我國採用的是倡導方式，比如孤寡或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家庭，就會由村民小組，也就是生產隊負責人，組織村民會議倡導大家一起自願來幫扶。”
“如果村民不願呢？”吉拉斯之所以如此逼問，實在是他對蘇聯那一套很反感，他的心中更更願意接受資本主義世界‘民主議會’那一套，而中國雖然實行了農業政策的改革，但他始終認為這種改革是基於蘇聯集體農莊模式，而那套模式啥樣，他是十分清楚的。
鄧部長沒有回答，而是趁著主席再向鐵托解釋之機，把村支書王長鎖喊了過來，讓他來回道，就見這位耿直的老農，粗著嗓子回道：“這有什麼不願意的？大家都是十里八鄉的熟人，現在又是鄰里鄰居，誰家還沒個困難的時候，今天你不幫我，明天家裡出了事，誰又來幫你？！”
話雖糙，但是理卻是一點也不糙，不過吉拉斯對此卻是有些不太理解，畢竟社會文化氛圍是不同的，鄧部長見吉拉斯有些疑惑的表情，便解釋道：“中國古代皇權不下鄉，農村地區便形成了一種各類鄉規鄉約，基層基本都靠著道德秩序來約束。”
“而且，農村地區，一當一家農民落戶，大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起，鄰里幫扶這類是一種傳統習慣和美德，比如在解放前，大量的農村地區，都會有公田，這些公田的產出，專門用於供應村學教育和孤寡老人的生活支出。”
吉拉斯這才點起頭來，說道：“這種文化氛圍與歐洲很不一樣。”
其實中國社會，除非是亂世，但凡太平年景，自古以來對於公共義務一向是熱心的，大家一起修橋修路通水渠，瞻養孤老寡幼，這些都是傳統，正是有這些基礎在，所以自願互助才能推行得下去。
當然，若說互助完全沒有一點強迫性，那自然也不可能，就連公共義務，總也會有人反對，但是因為有了道德的約束，哪怕心裡不是很自願，但是也得接受。
比如，某家有牛，而另兩家沒牛，用自家的牛給別人耕田誰會樂意？可若不願互助，難道眼睜睜看著別家用手刨地，然後全家收成不足餓死？真到了那個時候，村裡亂了，大家誰都沒好日子過，所以這種互助，哪怕心裡不願，也同樣只能同意。
中國有中國獨特的農村生態，過種環境一直到工業社會全面到來，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徹底轉變之後才出現了改變，而在此之前，大家都是守望相助的。況且，時下的中國，還是一個道德秩序，仍然非常強的時期，自願互助的推行，自然沒有受到什麼阻力。
鐵托對於中國農業生產水平，其實一點也看不上，但是卻對農業組織和生產模式，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而原因也不復雜，因為這種集體體制，既區別於南斯拉夫，更區別於蘇聯的集體農莊體制。
聽完主席講述的鐵托說道：“也就是說，中國的田地，只有國有和集體兩種，不存私有模式。”
主席回道：“是的。中國封建時代，自周以後，就一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夢想，設有公田和私田，但始終沒能實現。由於大量私有土地制度，存在著巨大矛盾，土地兼併嚴重，導致自耕農破產，使得朝代不斷更替，歷史證明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完全行不通的。”
“中國農村有自身的特點，如果把農村土地全部收為國有，那又是行不通的。”
鐵托不解的問道：“這又是為什麼？”
主席笑了笑，說道：“首先，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本保障，若把土地全部國有了，農民沒有了土地，也就沒有了保障，農民心裡不踏實，生產積極性就會低，一旦出現農業歉收，國家就會亂。”
“其次，加劇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耕者有其田’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歷朝歷代至今所有人形成的理想與共識，違背這個理想這個共識，人民對國家就沒有了信任，而土地全面國有後的徵收、耕作都一系列問題，都將徹底激化矛盾，使得國家動盪難安。”
“除此之外，中國的農村傳統結構十分複雜，就以南方為例，多數村落都是同宗同姓同族，土地革命和土改邉樱m基本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若把田地全部收歸了國家，老百姓沒有了任何恆產，他們的信念就會崩塌，從而對國家政策產生質疑，甚至是集體反對。”
主席這話已經說得夠清楚了，若把農村土地全都國有了，天下的老百姓沒有了基本生存保障，更沒有恆產，大機率要集體造反，這真不開玩笑的，所以新中國建立前的土地革命，說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建國後，搞的也是集體土地制度，從未說過全部國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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