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其實臺灣要發展起來，其比內地大多數省份的條件都充裕得多，完全可以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背靠內地與香港、日本、東南亞發展各種型別的工商業和金融等市場關係。
那麼，將來香港有的，臺灣可以有，香港沒有的，臺灣還是可以有，只要國家下定決心的發展臺灣省，那麼取代香港並不是不可實現的。
國外的局勢談完了，國內的經濟發展問題也談完了，問題自然轉到了最為關心的農業上來，時值六月底，全國小麥收割工作全面結束，今年春，全國基本沒有發生大的自然災害，加之前農業技術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無疑這是一個豐收之年。
總理就向四位書記彙報了，豐收情況，他說道：“全國小麥主要種植省份的報告統計完畢，小麥平均畝產量再創新高，全國平均畝產達到121.7公斤，比去年的畝產提高了10.6%。中央糧食部把前年的舊糧儲存全部更新了一遍，英國引進的首批新式糧倉也投入了使用。”
主席說道：“糧食增產了，全國老百姓的飯碗才能端得穩，但是也要注意一些問題，去年我就聽說不少地方，為了儲糧強徵老百姓糧食的情況，這樣的事，今年有沒有再發生？”
總理回道：“五月份，我就讓計委、財經委員會和糧食部聯合下發了通知，要求各省不得強徵農民糧食，除計劃徵收的話，其餘一律按國家保護價格從農民手中收糧，截止目前，尚未有收到哪個省份違背相關通知要求。”
主席再次提醒道：“這個事情一定要嚴格關注，要避免蘇聯糧食徵集制和前兩處‘過頭糧’的錯誤重現，還有今年的夏收和秋收稻穀糧徵收的比例也要合理，不能因為糧食一增產，國家就一下子把徵收比例提高，這樣太打擊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了。”
總理連忙抬筆記錄了下來，回道：“夏收開始後，我會讓國務院聯合糧食部展開全國大檢查，嚴格禁止再出現‘過頭糧’的情況。”
“全國糧食儲備了多少？”
“截止當前，全國共儲備了540萬噸糧食，夏收和秋收結束後，將達到750萬噸，到明年900萬噸的糧食儲備即可實現，這些糧食夠3600萬人吃半年，若節約一些，則夠六千萬人吃三個月。”
如此之大規模的糧食儲備，在新中國歷史之上是沒有發生過的，但主席心裡還有些忐忑，畢竟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影響，在他心中始終揮之不去，於是說道：“全國糧食增產了，但是節約仍要進行，現在多省一口，將來老百姓就多一口糧，若條件合適，可以再多儲一些。”
總理看出了主席語氣之中的擔憂，說道：“主席啊，900萬噸糧食差不多了，現在情況不一樣，三年自然災害，大機率不會造成太大的糧荒。”
那三年災害，之所以造成大規模糧荒，其歷史成因是複雜的，人為因素佔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則是大躍進的影響，各地虛報產量，導致糧食過度徵收，再加上自然災害確實頻繁，這才導致了全國大規模糧荒的發生。
但就如總理所說，情況不一樣了，那亂搞的事不會再發生，而如今全國儲備糧和備荒糧都已經建成了體系，所以總理推測，三年災害的影響仍將會發生，但是餓死人的情況，大機率不會再發生，所以他認為九百萬噸儲備糧，已是足足的了。
第190章 新的思路
“災害規模那麼大，九百萬噸糧食夠吃嗎？”會議一結束，主席便還是將離開的總理叫住了，二人緩步迴廊之下，主席依舊忍不住的問道。
總理朝身後看了看，秘書立即便停下了腳步，主席也回過首早朝秘書抬了下手，主席秘書便也止住了步。
總理向前走著，回道：“我國當前水稻畝產採用新型科學種植法和育秧法、育肥法後，平均畝產達到135公斤左右；小麥123公斤左右，都取得了超過20%的增長，這一水平相比於1949年，分別增長35%和65%。”
總理所說的是全國平均畝產，而非單田或某一地區平均畝產。要知道在1950年時，全國水稻平均畝產為100公斤；小麥平均畝產為48公斤；經過六年的不斷努力，特別是0號組提供的未來農業科學種植和管理方法，農作業產量取得了大幅提升。
總理接著說道：“1955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95億噸，達到前所未有的輝煌高峰，今年預計會破2億噸，這一資料，一直到1968年才實現。”
聽到總理這樣說，主席的臉上頓時放起了光彩，說道：“0號組的作用重大啊，當真是一個利器！”
總理微笑著著說道：“全國現有人口6.28億，即便算6.3億，那麼全國人均糧食佔有量也達到619斤，而1949年時，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為420斤，即增長了32%。這使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即便是農閒時，也能吃得上‘兩幹一稀’了。”
“既然糧食多了，那就多儲備一點。”主席說道。
總理卻是輕搖著頭說道：“我之所有沒有贊成主席在會議提議的多儲糧，主要有三個原因。”
“你說說看。”
總理說道：“一是糧食儲備的損失率很大，咻敿觾鋼p耗，即便用盡了辦法，損耗率依舊在12%至15%之間，個別地區能達到18%；我國現下的糧食儲備技術相對還過於低下，大量儲糧就意味著承擔不必要的損失，惟其如此，此還不如把糧食給百姓多分一些。”
“第二原因，提高老百姓的留糧比例，有利於農村地區的養殖業發展，老百姓在手裡沒有多少錢，而多分的糧，省一省養些家禽，這樣就能換些餘財了，這也有利於農村地區基礎工業品的消費。”
“第三便是有利於地方發展，全國多數地方政府的財政並不寬裕，現在全國的徵糧比例總體變化不大，多出來的糧食，地方若是攤派一些，對農民的影響不會太大，但地方上卻能多些收入，有利於地方建設。”
總理向主席解釋了，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的區別，而曾經國家採用的方法是，一力把稅收絕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用以支援全國重點工程建設，這樣一來，中央是有錢了，可是地方的發展就出了問題。
而現在，總理的思路變了，隨著農業產出的增長，國家收上來的農業稅，已經能保證全國重點工程建設需要，那麼就沒有必要把稅全部收上來，而是分給地方一些，也即形成國稅和地稅的概念。
總理說道：“國稅用於保證全國建設，而地稅則用於地方建設，如果把稅全部集中到中央，會對地方發展造成直接影響，如此一來，地方要發展就只能依賴中央財政拔款，實際上是在剝奪地方的基本發展權力。”
主席一下子就聽明白了，說道：“也就是說，中央在向地方放權。”
總理肯定的點頭道：“是啊，權力向中央過度集中，並不是一個很合適的方式，這會造成地方上的負責人，缺乏工作上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也不利於地方幹部綜合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以適當的放權還是需要的。”
“不過，當前是國家一五計劃的重要時期，需要中央統一來部署全國工作，直接放權顯然還不現實，但是可以變通一下。如果地方幹部有這個意識，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契機，適當的增加一些攤派，而後利用這個條件，促進地方事業的發展。”
主席思索了一會，他也發現總理的這套方法是非常可行的，但三年自然災害的事，他一直非常關心，所以便又回到了之前的問題：“關於三年自然災害，國務院的任務很重，這個事情，一定要嚴肅認真的對待。”
總理答道：“這幾年，我閱讀了不少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相關文獻，從情況看，災害從58年就發生了，所以準確來說，全國的缺糧問題，不是三年，而是四年，一直到1962年才有所緩解。但若仔細研讀這些文獻，我發現，災害是有的，但人禍也是有的。”
主席朝一旁的亭子指了指，二人便來到亭中坐了下來，主席吸起煙，思緒萬千的說道：“天災人禍，‘三分天禍、七分人禍’，這個過程之中，我是犯有一定錯誤的。”
“這些事都還沒有發生，主席不要這樣說。何況，這樣的事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總理說道。
主席則是說道：“大躍進是一個錯誤，至少是方法論的錯誤，全國畝產萬斤，放衛星，大煉鋼鐵。就拿國有工人來說，從3193萬，一下子增加到了5194萬，差不多12個農民，就要養一個工人。”
“這麼多人進了城，城市人口是增加了，但是卻沒有達到提高消費水平的根本目的，反而對國家的財政體系，造成了更大的負擔，且城市的住房供給壓力更大了，從這一點上來說，還是在認識上出現了偏差，單純把增加擴大城市人口、規模，看成了城市消費就能同比擴大。”
主席反思道：“城鎮化率、城鎮消費水平的提升，其與工業發展水平、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成正比關係，過去啊，就是太急了，急於提高中國的城鎮化率水平，而沒有看到這背後的發展因素和分配體系這兩個關鍵性問題。”
新中國成立時，國家的城鎮化率約10%，超過九成以上的人口都在農村，因而國家急啊，城市規模不擴大，怎麼提振消費水平嘛，所以在一個時期內，看待問題確實是存在不足的，認為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那麼就得趕緊把城鎮化率提高上來。
結果就是，1949至1957年，八年之內，全國城鎮化率從10.64%，提高到15.4%，平均年增長為率0.6%，而1958年，一年之內就提高到了16.25%，增長率為0.85%；到了1960年，更是達到19.7%，三年平均年增長為1.3%。
這是什麼概念呢，以1960年來計算，當年全國人口總數為6.6億，即一年之中就有約八百萬人進城，看著好像不多，可要知道當時國家實行的是全面國有化，這些進城之人都是要安排工作，且需要商品糧供給的。
大量人口進城，造成了糧食供給和住房雙緊張，於是全國開始大規模建設分配房，而這些建設依舊由國家財政支付，變成了單位福利，所謂的全民公有利，變成了工人階級的單向福利，而這個福利，是由全國人民來共同承擔的，形成了典型的分配不公局面。
城鄉二元化，也在這種體制下，越拉越大，農民越來越窮，工人雖也沒好到哪裡去，但起碼有商品糧吃，有免費的筒子樓分，農村窮得一塌糊塗，而城市裡的筒子樓則越建越多。
顯然，包括主席再內的書記們，都已經意識到這種搞法是不行的，就拿五千萬國有工人來說，扣掉彼此成為雙職工家庭的，大約需要四千萬套房子，而到了八十年代更誇張，國有工人總數達到八千萬，扣除此前已建的，起碼還需要三千萬套房，也即全國至少需建七千萬套房子。
這麼多的房子，全都是國家財政支出的，如此巨大的分配不公，就這樣堂爾皇之的發生了，而這一時期，卻沒有一人，敢於站出來喊一聲‘分配不公’，或得說既得利益階級，他們把這一切都看成了天然如此，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實則流於了形式。
總理說道：“目前，全國國有工人總數已達到1400萬，到今年底大約會突破1600萬，按這個速度增加下去，保計估計到1960年，國有工人總數會達到2500萬，這個數字比歷史同期會少600萬左右。”
主席說道：“三千萬就是一個紅線，不再繼續增加了，否則會對全國經濟產生反面作用。”
主席的觀點並不是亂說的，因為這可不是單純的增加人數的問題，而是會帶來一系列的影響，國有工廠產生的利潤是屬於全民的，那麼國有工人越多，就意味著支出越多，佔用的全民利潤也就越多，相對的分給全民的就越少，這是一個滐@的道理。
總理說道：“如果要穩住三千萬的紅線，那麼就只能開放個體和私營經濟，但我國現有體制的限制又無法做到。可若按現在的這個方式發展，到1962年左右，國有工人總數可能會達到3000萬，甚至更多，到時分配體制就會出現更大的不公。”
主席抽著煙，蹙進了眉頭，說道：“國有、集體、個體/私營，三方要協調發展。全國現有的專案，基本都是國有的，個體/私營經濟現下雖有限制，但發展仍在，全面開放也不合適，因而綜合考慮，發展集體經濟是一個舉措。”
“主席的意思是，把重點放在農村地區？”
主席點頭道：“加速城鎮化率的方案不可取，並不能徹底解決城市工商業品的銷售瓶頸問題，而要擴大銷售市場規模，目光就不能只盯著城市，更要考慮到全國佔比最大的農村地區，可農村又很貧窮，國有利潤也不能直接發給農民，那怎麼辦？”
主席彈了彈菸灰，說道：“唯有發展農村，這一條正確道路，而要讓農民能得到最直接的利潤分配，改變城鄉不合理分配，那麼優先發展集體合作社經濟就是一條較為恰當的方式。”
主席接著說道：“集體經濟所產生的利潤，直接分配到農民頭上，而農村地區再發展個體經濟，這樣農民就有了多元的收益，等到農民都有了一些錢，國家建立起來的公有制企業，也就有了更大的市場，同時集體企業又互補了國有企業發展不足的行業，可謂一舉兩得。”
總理認真想了想，隨即說道：“主席，我看這個事情，宜早不宜遲，要在全國範圍內，鼓勵集體合作社經濟的發展，先把集體養殖、集體經濟作物種植這兩項優先開展起來，等幾年後，農村地區的百業，也會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而興旺起來。”
主席說道：“國務院研究一下，出臺一個支援政策，可以從今年開始，每年拔付一筆專項資金，用於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總理略作思考，點頭道：“今年可以先拔20億，往後每年追加，明年把這個專項資金納入國家計劃，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投入調整，爭取用十年時間，在農村地區形成一個較為完備的‘五小工業’產業體系。”
主席說道：“該支援的支援，但也要讓這些集體企業具備一定的市場應對能力，不能為了支援而支援，最終演變成和過去一年，變成了國家和集體的一個負擔。”
總理說道：“可以劃一個時間線，比如就用十年來進行支援，十年之後，集體企業都要自己去發展，國家的扶持也將轉向重點集體企業，至於那些發展不好的，無法產出利潤分配進行集體分配的，該到閉就到閉。”
“要得。”主席說道：“凡事都要有個底線，過去國有企業，就是靠國家養著，結果越養越廢，這樣的事不能再重複發生。就拿現有的‘廠長負責制’來說，這也是一個時期不得不實行的措施，我看一五計劃完成後，就可以著手調整，甚至是直接改革。”
新中國採用蘇聯模式，建立起了國有企業的‘廠長負責制’，但實際上是‘廠黨委負責制’，企業中廠黨委說了算，擁有最終決策權，這套模式，甚至連解放軍中的政委體制都不如，起碼軍隊之中，分工是明確的。
指揮員負責打仗及軍隊訓練、管理等一應事務，指揮員擁有相對高度的指揮自由，而政委在軍隊系統參與決策，但是卻不能決定具體如何作戰，可是到了企業中，就完全變味了。
蘇聯模式下，廠黨委變成了完全的領導者，廠長這個‘指揮打仗’的人，反而靠邊站，變成了背鍋俠，如此一來，政治形態高於指揮形態，一切都變成了滿足政治要求，這種體制很快就陷入了教條主義。
而在中國，這種教條主義更甚，國有企業職工，每天上班前，要進行政治宣導和宣佈，搞得連蘇聯人都受不了了，但卻依舊在實行。這種情形的發生，固然有國家建立公有制政治意識形態的需求因素，而自身所發展出的教條主義，同樣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也許有人會認為，既然知道廠黨委集中制所帶來的壞處，那麼可以直接從開始直接全面推行正式的‘廠長責任制’，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只能說這種看法，只看到了好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另一面。
對於一個新政權來說，政治體制的建立是一個長期過程，如果一開始就直接放鴨子不管，那以新政權的思想，就難以深入各階層，最終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就會走形，要麼走向純利潤獲取，要麼走向官僚資本壟斷或成為家族企業，這種事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廠黨委領導在一個時期內，有它的作用和價值，不能一味的否定。總而言之，任何事物的發展和演變都有一個過程，想一步直接到位並不現實，就像時下的美國，經過羅斯福的一通操作，美國國內照樣有著大型國有企業，資本完成全面壟斷，那是七八十年代才完成的。
當下，新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工業化過程中，如何來減少分配不公，建立一個全新的，相對合理的分配體制，而這方面，依靠單純的國企並不能實現，這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國家沒有辦法將國有企業的利潤，直接分配給全民。
國家也再不可能實行全面國有化，因為事實已經證明，那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1988年，全國國有工人八千多萬，生活在那個年代的農村人，總會發現村莊或熟人，誰誰家是國有工人，但他們多半處於停薪留職狀態，不是他們不去上班，而是那時的許多國企已經混不下去了。
很多人以為是改開讓國企倒閉，其實自從國企和地方企業成立以後，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的問題，就從來沒有停止過，雖說這本身也只是一種正常發生的經營狀況，但到了七十年代，開始出現全面性的經營困境，這就不是單純經營問題，而是體制問題了。
根據《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1949–1978）》的揭示，全國三分之一的企業處於虧損狀態，而這一切的發生點，就在1969至1970年，中央將國營下放至地方管理所導致的。
那麼說否說，一直歸於中央管理，就不出問題了呢？事實並不成立。中央之所以要下放管理權，實質上，就是因為中央管不動了，以為把權力下放給地方，換個方式就能有所改變，而結果卻是出人意料的，情況變得更糕了。
以前國企歸中央管，國家財政還能直接負責，而到了地方以後，這些企業瞬間就變成了地方責任，可一個地方要管那麼多，那麼大的國企，可以想像壓力有多大，而原有管理權移交之後，此前國企內部協作也斷裂了，企業經營瞬間就陷入了困難。
為了穩定國企，保住經濟，維持經濟穩定，國家又不得不加大扶持力度，結果就是企業執行資金，依舊需要財政拔付，但企業原本還能創造的一些效益，又因為管理權移交所產生的問題，最終產生了更大、更多的問題。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國企經營困難加劇，國家財政也支撐不起了，舊有體制到了不得不改革之時，而隨著國企改革的進行以及改開後國外技術和商品的進入，國企瞬間來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所以，一個事實就是，不是因為改開讓國企紛紛倒閉，而是國內體制的巨大矛盾，積累到了臨界點，體制教條、政企不分、人浮於事、缺乏創新、裙帶關係等等等等，其所造成的困擾，非實行改革，非推倒重來無能解決。
如今，國家允許私營工商業和個體經濟發展，就是在盡力減少原有問題的發生，包括對國有企業行業和工人數量，做出一定的規定和底線限制，同樣也是這個原因。
全面國有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國有體制下，無法做到所有行業全面發展，因為很多細分行業、技術或者需求，只有在市場化機制下才會產生，才會形成規模效應，這不是高度計劃所能實現的，因為在這種體制的制約下，甚至連需求都很難會出現。
第191章 事態發展
主席和總理正在涼亭裡聊著農村事業發展的工作，而他們的秘書則坐在另一端迴廊坐凳之上，此時一位通訊秘書匆匆而來，將一份電報遞給了何謙，簽完回執之後，便立即向總理打起了招呼。
總理聽到呼喚之聲，便抬手朝他招了招，何謙快步上前電報遞了過去，總理一看便笑了，主席見此便好奇的問道：“這是有什麼喜事？”
總理抬手揮了揮，何謙離開，他將電報遞給主席，笑道：“赫魯曉夫正式批准，從中國撤回蘇聯的顧問和專家組成員‘休假’結束，將於明日起程，乘坐三架伊爾飛機回中國繼續工作。”
主席雙目一掃電報，隨之哈哈一笑，他放下電報說道：“看來我們的對蘇策略起了效果，赫魯曉夫最終還是選擇了退讓。”
總理笑容收斂，說道：“赫魯曉夫的那份《個人崇拜其及後果》的秘密報告在蘇聯國內和東歐造成了不小的動盪，其對國際共產主義邉痈窃斐闪穗y以挽回的惡果，法國共產黨上個月分裂了，現在的赫魯曉夫急於穩定國內的局面，而中國的支援至關重要。”
“我聽說波蘭那邊鬧得很兇啊。”主席點起一顆煙抽了起來。
總理點了點頭：“駐波蘭大使館傳回的訊息，自6月21日開始，始波蘭國內就爆發了工人罷工事件，這幾天罷工規模越來越大，國內大批民眾呼籲蘇軍撤出波蘭，國內實行民主改革，今天是28日，如果不出意外，波蘭那邊要出大事情了。”
“對我國是個好事啊。”主席抬起夾著煙的手指了指石桌上的電報，接著說道：“這是赫魯曉夫要動手前，想借此機會把我國穩住，但蘇聯這些專家們能夠回來，對我國確實非常重要，所以這個面子我們還是要給的。”
“主席有什麼想法？”總理問。
主席略作思考說道：“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的‘三和路線’，我國一直沉默以對，不支援也不反對，現在看來，我國可以做一個較適當的回應。”
總理立即從胸口取下鋼筆，掏出記事本，他知道主席接下來要有指示了，但主席卻是擺了擺手示意不必這麼認真，而後說道：“我有一個看法：當前國際形式，中蘇是同盟，美國的艾森豪威爾對華採取的是遏制政策，中蘇關係很重，但中美關係也要認真考慮…。”
中國之所以沒有像過去一樣，直接反對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最大的原因，便是中國已經實現了臺灣解放，中美之間沒有了地緣利益上的根本矛盾，中國也就沒有必要再像曾經那樣與美國死磕。
但是對於‘三和路線’，主席本人其實並不看好，他認為，蘇美間或者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間的根本矛盾，其在現階段是無法從根本上調和的，原因便在兩處：一是北約與華約的直接對抗；二是兩個陣營意識形態的死結解不開。
美國人拉著一班小弟，搞了一個北約，僅隨其後蘇聯就搞了一個針鋒相對的華約，雙方在東歐陳兵佈陣、戈矛林立，而彼此間誰都沒有主動撤兵，因而在此情形之下，所謂的‘和平’，蘇聯人信不信不知道，但是美國人是不信的。
更何況，蘇聯國內大力發展軍備，其導彈水平比美國要高，鋼鐵洪流更是讓歐洲瑟瑟發抖，這種情況下，赫魯曉夫卻在那裡說‘我們要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別說美國人了，換成任何一個大腦正常的人，誰會信？
蘇聯不是沒有正確的處置方法，哪怕蘇聯不從東歐各國撤兵，它若真的想打消美國的顧忌，完全可以減少軍備發展，實行全面經濟建設，先把這個姿態擺出來，讓北約國家看到，如此再提出‘三和路線’，美國人大機率會放鬆一些警惕。
但這依舊不能解決蘇美兩國間存在的全部矛盾，當下的世界，國際共產主義發展如火如荼，而這背後基本都是蘇聯支援的，蘇美兩國在中東、亞洲、非洲等地區，展開了意識形態競爭，蘇聯支援這些地區的民族反殖民獨立，而美國則想繼續保持資本主義的原有勢力。
當下不少國家的共產主義勢力都不小，遠的不說，就拿東南亞的印尼來說，艾地領導的印尼共產黨就是一個很大的勢力，而蘇加諾正在計劃，將印尼從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改造成社會主義國家，他甚至計劃讓艾地接班。
南亞的印度也是如此，他們同樣在試圖將本國定性成‘社會主義國家’，而在‘秘密報告’發表之前，歐洲腹地的法國、義大利等國家的共產黨派的影響力同樣不小，因此整個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比資本主義要強勢不少，至少對資本主義世界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然而，隨著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三和路線’一齣，其給國際共呤聵I造成了難以想像的打擊，前者否定了斯大林，等於否定了斯大林的革命鬥爭路線，法國共產黨由此形成了‘武裝鬥爭’與‘議會鬥爭’兩條路線之爭，最終分裂。
後者，則是基於放棄斯大林鬥爭路線的疊加影響下，各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紛紛放棄了‘武裝鬥爭’，等於是在自廢武功，國際共吒锩拇蠛眯蝿荩纱吮灰坏秲蓴唷Ｊ聦嵕褪菑奶K共二十大後，國際共吒锩男蝿蓍_始滑坡，並最終滑向深淵。
如果說已是社會主義並完成了統一的國家，還並不會對自身造成多少困擾，那麼朝鮮和越南，則是受到了最直接的影響，兩個國家一個在追求統一，反對與美國媾和；另一個在反殖民，努力實現國家統一，同樣反對向美媾和。
所以，赫魯曉夫的報告和路線一齣，朝越兩國立即就決定緊緊靠攏中國，而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蘇聯的做派，完全出於本國利益的需要，而沒有考慮同陣營國家的實際利益。
過去幾個月來，中國首先堅決的反對‘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而就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中國沒有直接反對，但也沒有贊同，採取的是一種‘中間路線’，而中國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就是中美間的地緣根本矛盾已經解決，中國也需要緩和同美國的關係。
但中國與蘇聯在對美的態度上是不同的，中國並未放棄與美國的交流，甚至於朝鮮戰爭結束以後，中美間展開了大使級會談，但在涉及中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重大利益上，中國從來沒有妥協退讓，更沒有出於本國利益需求而放棄兄弟國利益。
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國堅定主張越南統一，而蘇聯則主張越南分治，也是從這一刻起，蘇聯把越南得罪的死死的，而在朝鮮問題上，中國的主張也始終如一，朝鮮半島的問題，由朝鮮內部自行解決，任何國家都不應干涉。
正是由於這些核心問題談不妥，所以中美兩國至今仍在對抗，至於兩國何時建交，時下根本看不出時間表，若是中國和蘇聯一樣，直接對美妥協，那麼中美關係根本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至少兩國那怕沒建交，也還不至於看不到緩和跡象。
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無疑又是一次對陣營兄弟國利益的出賣，越朝兩國是真的不能忍了，所以當他的‘路線’提出之後，兩國立即派人到中國來，所談的也只有兩條：一、請示中國態度；二、期望中國堅定支援兩國，不要接受‘三和路線’。
但中國有本國利益需求，不可能因為支援兩國，就放棄本國利益，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主席認為，中蘇兩國大鬧一場後，赫魯曉夫對華退讓了，那麼中國也要適當的展現姿態，對他給予一些支援。
因而，主席說道：“‘三和路線’從根本上講對蘇聯短期有利，而對國際共哒w不利，但其呼於的‘和平’也是中國一直所主張的，所以不能全盤予以否定，這並不符合中國利益。”
總理說道：“我也是這個看法，若是歷史同期，我國必然要堅決反對，但現在我國對外的國際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再繼續反對並不符合我國利益。”
主席點頭道：“我就是這個看法，考慮到我國及陣營的利益，所以對於‘三和路線’我們要有所表態。”
“那麼說些什麼呢？”總理問道。
“我國可以這樣說，中國一向主張不升級冷戰對抗，所以‘三和路線’所呼籲的和平、緩和矛盾，對於世界和平有利；而中國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間存在的根本性矛盾，有可能出現短暫緩和，但不會就此結束。”主席說道。
總理略作思考，說道：“主席的這個觀點，既擺明了立場，也堅守了底線，同時也向蘇美兩國透露出了支援‘緩和’的意思，只是這番表述出來後，越南和朝鮮恐怕會有意見。”
主席說道：“這個事，要怪就讓他們去怪蘇聯，要向他們講清楚，中國這樣做，也是出於陣營團結的需要，中國本身並不會改變對越朝兩國的繼續支援，至於後面他們要怎麼想，那是他們的事。”
總理點了點頭，將主席所述的核心觀點記錄了下來，而後擱筆說道：“如果中國出於維護朝鮮和越南的利益，而選擇放棄自身利益，這種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何況國家間最終還是要靠利益維護，有利則來，利盡則散，過去我國在這方面就吃了許多虧。”
“那些都是教訓啊。”主席頗為感嘆的說道：“就拿朝鮮來說，蘇聯一口氣給了朝鮮二十多億盧布的援助，派出的顧問和專家包括技術人員一萬多人，讓朝鮮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一點中國是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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