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第160章 國慶之際（二）
九月二十七日，新中國授銜儀式正式舉行，‘十一大元帥’增加了粟裕，由於是主席和朱老總親自站臺，他的元帥軍銜爭議完全結束，但蕭刻的‘大將’軍銜卻始終充滿著爭議，基於他歷史上站位的問題，因此認為他的軍銜評高了，但中央還是將‘大將’軍銜也增加了一位。
本次軍銜評定中，前國民黨起義將領中有不少都獲得了共和國開國軍銜，其中：陶峙嶽、陳明仁、董其武、孫立人為上將，孔從洲、曾澤生、韓練成為中將，少將那就多了，從原本的四位直接上升到了十一位，後增加的七人都是臺灣戰役前就聯絡起義的人士。
陳蘸椭苤寥嵋驗槭桥_灣解放戰役進行之際才決定起義，因此他們沒有獲得共和國的軍銜，但國家決定對其起義有功進行了表彰，獲得‘起義功勳獎證’免除二人戰犯身份，併成為了中央政協委員，其中周至柔因阻止老蔣逃跑有功，還被聘為新中國空軍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授銜儀式一結束，主席和書記們舉行例會，討論起了會見朝、越兩國領導人的事務，會議中總理向主席和三位書記們通報了他會見阮文同和李相朝的情況。
總理說道：“兩國有一個共同特點，都對我國現下的援助方式有所不滿，他們認為認陣營兄弟國家應當守望相助，而不是斤斤計較，我向阮文同和李相朝認真的重申了中國的援助原則，認為經濟援且和貿易合作才能使彼此間都受益，但他們顯然對此頗有微詞。”
主席抽著煙沒有說話，倒是朱老總直爽道：“朝、越兩國對援助方式不滿，說直白些，他們就是想白拿，什麼都不想付出，由中國一力承擔對兩國的無償援助，這等於中國要白養幾千萬人口。這麼人，中國哪裡養得起嘛。”
少琦不知意味的笑了起來：“能白拿的為什麼不白拿？蘇聯對朝鮮和越南的援助，基本就是白給的。就拿朝鮮來說，他們的煤和礦，蘇聯其實不缺，但朝鮮還是拿出一部分礦產到蘇聯易貿，這其中朝鮮仍舊是在白賺，但和中國就不同了。”
朝鮮和中國的經貿合作確實是不同的，雙方成立的礦業公司，中國佔股49%，朝鮮佔51%，也即朝鮮開出來的礦，一半都免費給了中國，而朝鮮為了本國發展，又從中國獲得無息貸款，但貸款是要還的，而朝鮮能拿出來的依舊是礦。
朝鮮剩下的51%股份中的多數都要拿來向中國抵債，如此一來，朝鮮開礦所獲得的收益就很少了，至少在朝鮮償清中國債務前，他們想要從礦上賺取更多利潤是不現實的，正是基於這一點，朝鮮人覺得他們虧了。
實際情況卻是，朝鮮的礦業開採的大部分裝置、設施、技術是由中國出或從蘇聯等國買來的，這是中國的固定投資。這本是一個正常的投資合作，但朝鮮人不這樣看，他們覺得這些礦完全可以百分百國產化，這樣就能賺取更多的利潤了。
總理則是感嘆的說道：“正常的投資合作，在陣營內部都進行不下去，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不少陣營國家對於現代經濟學的理解還是缺乏的。”
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不僅對於總理，就是主席和老總幾人都同樣有了很大的衝擊，他們知道了經濟迴圈理論，知道了生產、銷售、投資、外貿、金融之間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認識中，這是一項正常的投資合作，彼此間都可以獲益。
然而陣營國家裡，顯然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之外的經濟學當成了妖魔鬼怪，他們不具備這種思維，甚至釐不清之間的關係。
還是拿朝鮮人的思維來舉例，中國之所以從朝鮮大量進口煤，那是基於雙方的投資合作才有的，中國本身並不缺煤，只是當前開採條件有限，而中朝礦業合作，中國能從中獲益，這才大量從朝鮮採購。
這其中，朝鮮解決了就業問題，獲得了51%的股份，他們賺不到什麼錢，並不是煤礦不賺錢，而是欠了中國債務的原因，很顯然朝鮮人將對中國的欠債和煤礦本身的利潤結合到了一起，認為把礦全部掌握在手，這樣就能早日還清中國債務，實現礦產贏利了。
現實當然不是如此，若朝鮮真的收回了中國手中的礦業股份，那麼中國就不會再從朝鮮如此大規模的購煤了，中國會轉向內部生產，這樣成本會更低；並且中朝之間因為有礦業合作，這使得兩國在貿易領域不斷擴大。
短期看，朝鮮好像利益有所損失，但是當朝鮮的工業發展起來以後，朝鮮的商品就可以進入中國市場，這無疑會促進朝鮮國家的長期發展，可現下的朝鮮人並不具備這種思維，他們只看到了把現有資源全部掌控在手，就認為能拿到所有利潤。
其實，有如此看法也不能怪朝鮮，因為曾經的中國也是這樣看的，同樣認為把一切都抓在手中，就可以實現國家利潤最大化，人為的干涉經濟的基本執行邏輯。
主席曾經就批評國有企業的商品價格太高，他認為國有企業不應當以追求利潤為目的，而應當服務於國家和人民，這種觀點當然無比正確，可他忽略了商品經濟中的價值規律，而這自然也不是他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經濟學就是如此理解的。
商品價格高，不一定就是製造端國有企業的錯，關鍵還在於生產成本控制、物流和銷售渠道等因素的影響。商品價格過低，整體生產鏈上各環節都不得不壓縮生產成本，結果就是價格失真、生產條件/技術長期難以發展，國家收不到更多的稅收，而工人的收入也難以增長。
紡織廠需要機器，紡織機是鋼鐵造的，國家鋼鐵不多，生產的機器成本自然就高了，而要把價格壓下來，首先需要解決的鋼鐵產量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把布料價格壓下來，過去採用的就是這一手段。
布料價格過低，棉花的價格就低，紡織廠工人和農民的收入都會減少，消費能力也會減少，國營紡織廠的投資成本收回時間就長，這就是無視價值規律所帶來的直接影響，而這樣的例子過去在整個國家都在發生著，現下仍舊在發生，只是情況好了許多。
由於國內，仍然存在不少私營紡織廠，雖說價格受到了國家控制，但他們與國營紡織廠之間還是形成了一定的競爭關係。私營廠與國營廠採用的都是同樣的紡織機，同樣的技術標準，生產同樣的布料，但是私營企業的發展，就比國營廠要快上不少。
全國最大的私營紡織廠在常州，該企業過去幾年中，從三百多紡織機，發展到了一千多臺，員工四千餘人，儼然的大型私營企業。他們在棉花、布料價格都受到國家嚴格控制的情況下，仍然發展壯大了起來，在生產效率和利潤方面，更是直接和當地國紡廠打起了擂臺。
上海還有一家叫作申明燈具廠的私營企業，解放前就在生產煤油、汽油燈，規模並不大，全廠不足百號人，而隨著1950年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展開建設，這家企業也跟著發展了起來，截止到1954年，這家企業發展到了五千多號人，年產各類燈具一千餘萬隻。
企業從燈具玻璃製造到五金件、燈芯製造全部獨立製造，生產的燈具也是品種其全，從普通的家用煤油燈到功能與裝飾性兼具的高階燈具都有，產品主力市場雖然仍在國內，但也走向了海外不發達國家和地區。
這些企業不僅帶動了國家工業行業發展，而且還在慢慢的促進工業產業鏈和市場的發展，過去國營企業生產的裝置，都是按計劃來的，但是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計劃與需求之間的衝突已經出現了。
比如國營機床廠，根據上一年度的銷售情況，制訂下一年的生產計劃，然而私營廠是不講道理的，今年這家廠只買了兩臺機床，到了第二年，突然就要十臺，這無疑對國營廠的發展造成了影響，而國家當前的政策，依舊是優先滿足國營廠需要，私營廠陷入了擴張受限的狀態。
這些事情中央當然已經知道了，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國家要發展工業，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那麼支援國營工業的發展，就是不得不進行舉措，所以私營廠現下是被壓制的一方，而現下這種局勢，仍然不能調整，這是國家工業和經濟建設的戰略需求。
談到合作的問題，總理向主席彙報了一個情況，說道：“0號組在查詢赫魯曉夫訪華參加新中國五週年慶的資訊時，發現了赫魯曉夫這一次來，不僅增中了援助專案和技術升級，還把中蘇合營的股份部分還了回來。”
主席瞬間就意識到了問題，他說道：“這麼說來，我們在朝鮮的投資佔股也要還回去了。”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啊。”總理說道：“取消了中蘇合營，還回股份，我們在朝鮮也有這樣的投資，要不要也還回去呢？”
從經貿合作的角度，是沒有還回去的道理的，但蘇聯這麼一搞，也確實把中國給吊了起來，還將原本的正常投資合作，變成了陣營內部的政治議題，若中國仍舊一直佔著朝鮮的股份，必然會引得朝鮮的不滿，而且朝、越兩國的投資合作也將很難再維持下去。
主席問道：“我們在朝鮮的投資成本賺回了多少？”
總理想了想回道：“這幾年一直在擴大生產規模，還從蘇聯等東歐國家引進了礦山開採設施、裝置，總投資已達一千七百萬人民幣，實際成本收回四百萬人民幣。大約還需要五年，能把所有成本全部收回。”
主席當即說道：“這要是都還回去，那我們就虧大了。”主席思索著說道：“但是不把股份降下來肯定是不行的，我國現在還沒有實行市場或商品經濟行為，因此我看可以把股份降一點下來，降到30%是合適的。”
陳芸說道：“這樣一來，投資成本收回的時間就長了，可能需要八到十年。”
主席無奈的搖起頭來：“那能有什麼辦法？總不能蘇聯人都主動把股份還給了中國，退出了經營權，而我國還無動於衷吧，要真這樣做，社會主義陣營裡又要如何說？”
總理則說道：“如果把朝鮮的股份降下來，那我國與蘇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共同合營的‘非常可樂’飲料廠的股份又要如何算？所以，我的看法，既然是投資，那就按投資來。”
“並且從長期看，一旦開了這個頭，將來我國到國外投資，股份就會被限制，而現在慣例，除個別國家規定不超過30%外，大部分都是協商比例，中國以裝置技術佔股49%，是一個很合理的股份比例，我認為不應當再調整。”
中朝礦業合營的合約是30年，由雙方共同經營企業，按現下陣營中的權重劃分，各佔五成管理權，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種合作更多是政治背書，而不是未來的正常經濟投資活動。
就以可可托海3號礦為例，截止到1950年時，中國在該礦只有幾十人，一不懂技術，二不懂管理，整個礦業開採完全由蘇聯人說了算，而這幾年來，蘇聯人不斷的教導中國人，到了如今，雙方權重也就變成了五五開，但實際管理活動中，蘇聯人仍是主要決策者。
1954年赫魯曉夫來到中國，不僅拖來了一節火車廂的禮物，其中最為貴重的就是一塊重達一噸由純金製造的國徽，而且還把斯大林時期給中國的落後工業援助全部推翻，蘇聯的高科技大門對中國開啟。除此之外，就是蘇聯從中國撤出了所有股份，中蘇合營就此結束。
總理的話說完，主席沒有作聲，他也在思考，而陳芸顯然贊同總理的觀點，他說道：“中蘇合營與中朝合營的情況是不同的。蘇聯人在東北和西北等地的合營，實則是過去強佔了中國的財產，而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同是社會陣營的新中國，他們才交還了五成股份。”
“至於中朝合營，則是由中國與朝鮮共同投資，這是雙方進行的正常且平等的投資活動，如果我們降了股份，那麼其他國家也就有理由，要求中國同樣把股份降下來。”
陳芸說道：“就我對世界範圍各國海外投資的情況瞭解，一般投資都由投資方百分百控股，重大投資則是雙方各自出錢出力，而中朝礦業合作，就是中國對朝鮮的重大投資行為，其雖具有政治性，但更是經濟投資活動，應當遵守國際投資活動的慣例。”
總理和陳芸是從投資的方面考慮，而主席考慮的則是政治性的問題，其實雙方的表述都沒有問題，只是在當下這個政治高於一切的時代，中國實則無法避免政治對投資的影響，而這也是主席認為要調整股份比例的原因。這一情形陣營中和陣營外都無法避免。
“少琦和老總是什麼意見？”主席問道。
少琦說道：“經貿合作的原則要考慮，政治的問題也要考慮，我看調整還是進行的，這也是為了維護與朝鮮關係的需要。”
老總則說道：“我與少琦的觀點一致，股份可以適當退讓一部分，但降到30%，實在太多了。”
“那就降十個點吧，降到39%，各位同志覺得如何？”主席說道。
陳芸則說道：“我同意主席的觀點，但不要一下子降下來，可以先向朝鮮提出降到42%或者45%，朝鮮同志一定還會希望我們降得更多，而最終我國再退讓一點，降到39%，這樣朝鮮同志會覺得他們贏了。”
主席笑道：“這是鬥智啊，我看可行。”
總理依舊說道：“這是一次特例，而不應成為慣例，今後與越南或其他國家的合作，還是要按原則來。”
主席收斂笑容，向總理說道：“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對策，現在與朝鮮及接下來同越南的投資合作，我國退讓一部分股份，這是為了維護陣營團結需要，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為了在陣營中為中國爭取更多利益，所以我認同總理的看法，這是一個特例。”
政治上最忌諱的就是教條，如今中東、非洲國家為何反美反西方？就是因為美西方國家佔據了他們國家的大多或全部利益，就以沙烏地阿美石油為例，美國人的股份佔到了70%，這還是沙特爭取後的結果，在此前是100%。
阿拉伯人最終毛了，他們要收回全部股份，美國人當然不願意，雙方拉據了幾年，最終美國人把股份退讓提高到了40%，然而阿拉伯人依舊不同意，整個中東國家一度反美流行就是這麼來的，而最終沙特把石油公司股份全部收了回去。
所以，赫魯曉夫要把中蘇合營中的股份全部免費還給中國，而中國對朝鮮和越南的合作中，就不能不有所表示，否則就是吃相太難看，因此不能用21世紀的思維來衡量當下。
在如今這個冷戰對抗激烈的格局下，‘正常’本就是世界各國追求的目標，但現在的世界是不正常的，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
第161章 國慶之際（三）
金秋時節，秋高氣爽，萬里碧空，天空中一架伊爾14映著太陽，周身散發著熠熠光輝朝著機場降落而下。機場之上萬眾仰目，顯然已經做好了歡呼迎接的準備，不過當飛機降落以後，歡迎群眾卻並沒有歡呼，而是依舊在安靜的等待著。
伊爾14的機艙門開啟，總理抬眼望去，隨即向身旁的少琦輕聲說道：“果然不是赫魯曉夫的專機，下來的是克格勃主管謝洛夫。”
赫魯曉夫這次訪華，可謂是排場十足，他帶領著布林加寧、米高揚等七十多名蘇共高官訪華，其中僅飛機就十二架，其中六架為官員專機，剩餘六架為安保、生活等團隊人員的乘坐，僅吉斯防彈裝甲車就邅砹巳v，另有一架備用機更是提前就來到了中國。
伊爾14下來的謝洛夫，他原以為中國人會歡呼，趁機耍一把中國人，顯擺蘇聯的大國實力，然而他看到的卻是一片安靜，這讓他有些詫異，要知道通報給中國的原計劃是，下來的第一架飛機就是赫魯曉夫專機，是他臨時進行了修改，這是絕密，中國人是如何知道的？
一切都來不及多想，謝洛夫下機之後，隨即向中國通報了情況，赫魯曉夫的夫專機在後面，要等幾分鐘才能降下來，說這是為了安全考慮，而主席卻是十分大度的笑了笑，告訴他沒關係，可以理解。
天空中一架嶄新的伊爾14破空而來，不過依舊沒有降落，而是在機場上空轉了一個好大的彎，繞了大半圈，這才開始了降落，而當總理看到這架伊爾14時，立即就通知地面山呼歡迎。
赫魯曉夫看著地面如海潮一般揮動雙臂的人群，他的心情是極好的，要知道這一次他能來訪問中國，也是在蘇共中央進行了一場鬥智鬥勇的過程。
新中國五週年國慶，確實邀請了赫魯曉夫，不過一開始，蘇聯的安排是派米高揚來，他們認為這已經足夠了，不過當情況上報到赫魯曉夫手中批示時，他卻改了主意，決定親自到中國來。
這當然不是因為赫魯曉夫突生對中國的好感，而是蘇聯內部的權力鬥爭來到了關鍵時刻，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的鬥爭已是白熱化階段。
早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離世後的第九日，當時的馬林科夫受到貝利亞的擠兌，於是決定辭去已經弱化了的黨的第一書記職務，交將其交給了赫魯曉夫，而也正是他的這一舉措，為接下來的鬥爭埋下了炸彈。
晚年的斯大林，意識到權力過於集中並不好，所以他要把第一書記廢除掉，不過受到了黨內的一致反對，他被迫保留了這一職務，但增加了主席團的力量，同時為了決策集中，又搞了一箇中央五人執行團。
三月，斯大林逝世；六月貝利亞被馬林科夫、赫魯曉夫聯合朱可夫直接幹掉，權力來到了馬林科夫手中，那時的馬林科夫認為自己已經成為了斯大林意志的延續者，蘇共中央權力的掌控者，然而他萬萬沒想到，事情遠遠沒有他想的那樣簡單。
蘇共高層為了權力展開了鬥爭，而增補為新的五人團成員之一的莫洛托夫，一開始也認為自己能重新掌握權力了，然而他很快發現，包括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再內的所有人都防著他，而之所以讓他加入五人團，完全是為了借用他的名頭，穩定蘇聯大局的需要。
五人團中，貝利亞被滅，莫洛托夫被架空，布林加寧對於核心權力沒有興趣，蘇聯最高權力的實際競爭者，只剩下了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
此時的馬林科夫還沒有意識到，隨著斯大林的離去，蘇聯從上到下官員的心態全變了，他仍然堅定的主張延續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政策，繼續搞個人崇拜，這無疑不符合蘇共中央及蘇聯各級幹部的利益，於是一場站隊開始了。
赫魯曉夫一邊支援開啟蘇聯新政策，包括反對個人崇拜，改革農業，改革經濟體制等一系列主張；一邊又把在扳倒貝利亞過程中支援的莫洛托夫給邊緣化；這使得他獲得了大批支持者。另一方的馬林科夫依舊在主張繼續斯大林路線，雙方鬥爭如火如荼。
僅僅三個月的時間，馬林科夫在與赫魯曉夫的鬥爭中越來越落於下風，但赫魯曉夫要想把他幹下臺卻是很難，因為馬林科夫的支持者同樣不弱，而赫魯曉夫為了展現自己的權力及在陣營和世界上的影響力，表明自己是蘇聯的實際領導人，他需要一個巨大的秀場。
無疑，同陣營中的中國就是他最好的秀場。時下的中國剛剛打贏了朝鮮戰爭，又成為了五常國家之一，在聯合國和世界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因此無論是從政治作物的角度，還是政治需要的角度，他認為都需要來一趟中國並獲得中國對他的支援。
赫魯曉夫為了拉攏中國，取得中國對他個人及蘇聯的支援，確實是下了血本的，他在來中國前，蘇共高層裡就有不少人有意見，認為他沒必要親身前往中國，只因過去都是中國到蘇聯拜訪的，認為他打破這種慣例不好。
但赫魯曉夫卻不這樣看，他認為在亞洲及世界上，中國的影響力是不能忽視的，特別是在亞洲問題上，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援，那麼蘇聯就什麼事也搞不好，而蘇聯也需要中國支援，來鞏固國家在陣營和世界上的地位，所以中國他是非去不可。
蘇共中央說不過他，只好同意了他前往中國，然而此時的赫魯曉夫又放了一個大招，他要對中國進行全面援助，從過去的15項重點工業援助，提高到156項，若包括中國從蘇聯引進其它專案，中蘇援助及共建專案總計將達到207項。
如此大規模的全面工業援助，受到了蘇共高層的激烈反對，特別是伏羅希洛夫，他堅決不同意在援助中國的方案上簽字，而赫魯曉夫則直接找到他，問他為什麼反對，伏羅希洛夫則認為，蘇聯沒有力量承擔中國的這項事業。
赫魯曉夫當場無比強硬的告訴伏羅希洛夫：‘如果不給社會主義中國的工業化施以援助，那麼蘇聯的一個高階代表團到北京去，同毛會談，就是沒有意義的。’他的強硬，迫使伏羅希洛夫退讓，最終不情不願的簽了字。
主席得知蘇聯要給中國全面工業援助，還有那一噸的純金國徽國禮之時，他就一針見血的指出，說赫魯曉夫是來‘行賄’的，但對於此時中國自然也樂見其成。
要知道，斯大林時期，中國與蘇聯確實從41項工業援助，談到了91項，但重點工業援助只有15項，其它專案，要麼是中國全資從蘇聯引進，要麼就是以適當價格獲取，而且這些援助不成體系，倒不是此時的中國不知道工業體系，而是當時斯大林防著中國一手。
在斯大林的思想裡，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物件，所以他並不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但蘇聯又無法無視中國的存在及價值，所以當中國提出請求援助之時，他無法直接拒絕，不過卻在援助上做手腳。
蘇聯的重點工業、關鍵工業、科技工業，在斯大林時期基本不對中國進行援助，因此在羅布泊鉀鹽礦、雲南/湖北磷肥礦的建設方面，都是中國全資從蘇聯引進的，國家為此花了極大的代價，而石化工業的援助，完全是當時朝鮮戰爭的實際需求迫使斯大林同意了。
如今的新中國，蘇聯援建的91個專案，有些已經建成，而大多數仍在開工之中，但這些專案總體的技術水平並不高，有些甚至是落後的，對此中國和蘇聯都心知肚明，而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來說，有工業比沒有強，所以蘇聯給什麼中國不會拒絕。
赫魯曉夫顯然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這次來北京，其給中國的工業援建，全是重點專案，而且是成工業體系的打包式援助，過去援建的落後工廠及生產技術也會在這輪援助中進行更新，其中還包括蘇聯對中國的科技援助，這個份量可是不小的。
蘇聯有蘇聯的戰略，美國人在亞洲搞共產主義遏制，而亞洲能對抗美國的只有中國，所以蘇聯需要提高中國的實力，那麼對中國進行工業和科技援助就是最好的方式，而這一方面，不只蘇聯在做，美國也同樣在對陣營國家進行工業援助。
朝鮮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就對南朝鮮開啟了全面援助，大筆美金不要錢一樣往南朝鮮投，工業更是成套的往那裡搬，而這也是蘇聯為何同樣瘋狂開啟對北朝鮮援助的重要原因，這是蘇聯為了平衡東北亞半島局勢的需要。
但在東南亞方向，英美等西方核心勢力圈，蘇聯就得依靠中國來擺平，按照斯大林當時的思路，中國不需要太強，只要能應付美西方就行，但赫魯曉夫調整了這一戰略，他認為亞洲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用以制衡西方陣營。
不同的思路，自然就帶來了不同的結果，所以赫魯曉夫對華進行全面工業援助，其中包含的蘇聯亞洲戰略因素，個人因素等交織在一起，並非單純的赫魯曉夫出於個人利益需求來拉攏中國。
機場之上，赫魯曉夫步下舷梯，主席主動邁步向前，彼此兩雙大手緊緊的握在了一起，主席滿面春風的歡迎道：“熱烈歡迎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率團訪問中國！”
赫魯曉夫同樣精神煥發，他握著主席的手使勁的搖，笑著回道：“感謝主席同志親自前來迎接。蘇中兩國是牢不可破的同盟，我是帶著蘇聯人民的情誼而來的。”
主席聽完翻譯，哈哈大笑道：“我也是帶著中國人民的熱忱，熱烈歡迎您的到來，中國人民熱情歡迎並盼望著您來中國訪問吶！”
主席的親切與熱情，頓時影響到了赫魯曉夫，他立即一改官方式的話語，將頭一歪，趣言道：“主席同志，顯然我已經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熱情，看來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友誼同樣是牢不可破的。”
主席認真的點頭笑答著：“此情此景，就是中蘇牢不可破同盟的最好見證。”
正式訪問流程開啟，雙方互相介紹隨行人員，中方除主席外，老總、少琦、總理全部到場，而蘇方布林加寧、米高揚等聲名赫赫之人也都來了，雙方的會面是親切而熱烈的，就如同時下的中蘇關係一樣親密無間。
九月三十日，懷仁堂舉行五週年慶祝大會，蘇聯的赫魯曉夫、朝鮮金斗奉、越南金日成等同志國領袖及高階官員悉數到場
總理在致詞中勝贊蘇聯對中國的幫助，而赫魯曉夫才直接給出了承諾，他說：‘蘇聯政府根據中國政府的請求，為實現中國的經濟計劃，蘇聯將給予廣泛援助’。
同時還表示：‘1959年底以前，蘇聯將參加141項大型企業的建設和改建工作，並對中國從蘇聯引進的企業提供新技術改建或升級支援。’
十月一日，國慶當日，一場勝大的因慶典禮閱兵儀式開始了，這是一支從血與火鍛煉出來的英雄革命軍隊，他們的氣勢一往無前，看得赫魯曉夫連連稱讚，在城樓之上，赫魯曉夫就對主席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蘇聯紅軍一樣，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之一。’
國慶結束後的第三日，主席與赫魯曉夫展開了正式會談，主席向赫魯曉夫說道：“我們在原子能和核武器方面很感興趣，希望你們能提供幫助。”
赫魯曉夫確實沒有想到中國會提這個問題，所以他當場就愣在了那裡，過了好一會，他才說道：“搞那東西太費錢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核保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它。”
主席卻是說道：“我們之間在對外方面和國際活動中，多進行磋商，協調步調，一致對外；在對內方面和生產建設上，則互相幫助，互通有無，互相協作，這不是很好麼！”
赫魯曉夫陷入思索，沒有答話，主席也不好強求。現下的中國在原子彈理論和氫彈理論方面的工作其實已經全部完成了，但是中國沒有核工業，如果全部從零開始研製，自然也能搞出來，只是那樣時間就太久了，中國實在是等不起。
原子彈研製需要知道中子的加速及反應過程，需要中子加速器進行物理實驗驗證，但中國沒有這個科學裝置；鈾礦現在也秘密開採並儲備了許多，但沒有分離技術，離心機的原理都知道，可中國的工業太落後了，那玩意現在造不出來；重水反應堆沒有，鈽搞不出來。
濃縮鈾的水平，直接關係到原子彈的最終效果，而離心機的製造對材料和焊接技術有著超高的要求，否則一旦洩露，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可中國連精密焊接工藝都沒有，高階焊接裝置同樣沒有，離心機需要的關鍵精密軸承及高速電機中國同樣沒有。
這些東西，並不是通過0號組就能買來的，且對於一個國家的工業來說，買辦思維並不可取，自己不能製造，靠買只能解決一時問題，而核工業涉及的學科太多，工業及技術要求同樣多，它是一個國家整體工業的最終反映。
很多在21世紀看來並不複雜的事，但在如今的中國或世界多數國家是非常困難的，原因就在於多數國家，包括中國再內都不是工業國家，一個農業國也不可能抬手就能搞出核武器，更不是搞清楚的核武器理論原理及構造就能製造，它的背後是工業的支撐。
赫魯曉夫開啟了中國的各地訪問之旅，從北到南，剛開始他還沒有意識到什麼，可是隨著上海、廣州一圈下來，他發現了許多特別的地方。
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還很落後，但是農業技術的發展卻很迅速，而剛剛經歷了大水災的中國，看上去也並不是他之前所認為的那樣，中國災害極其嚴重，人民生產和生活受到了嚴重打擊，相反的他每到一處，看到的都是人民的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很穩定。
這讓赫魯曉夫感到很詫異，他詢問陪同的總理，這是怎麼回事，而總理則將中國應對災害及恢復社會生產、生活的情況向他進行了完整的講述。
赫魯曉夫驚歎道：“也就是說，國務院應急領導小組在這場災害處理中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總理答道：“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在統籌和協調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赫魯曉夫問道：“你們是如何想到成立這樣一個處理突出災害的小組的？”
總理笑著回道：“我們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有過類似的中央小組，後來又借鑑了共產國際及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思路，認為這樣的小組在應對突出情況時能有快速的反應能力，所以就此成立了國務院應急領導小組。”
赫魯曉夫讚歎道：“這是一個很好的建立，蘇聯也應當有這樣的國家級突出災害應急處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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