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鄧子輝顯然對此瞭如指掌,他回道:“昌果紅試驗種植為3畝,但是軍區糧食短缺,因此今年軍隊開墾了一百畝進行了種植,共收穫17萬餘斤馬鈴薯;艾瑪馬鈴薯種植已經達到153畝,產量54.7萬斤。”
鄧子輝說道:“西藏缺糧,而馬鈴薯又大豐收,藏區農民看著解放軍大批收穫馬鈴薯,藏民卻不能種,因此意見很大,老百姓認為,我們不給他們種子,不想讓他們吃飽飯,軍區向藏民不停的解釋,說是試驗種植,但是藏民不聽,這個問題要解決啊。”
糧食是個永恆的話題,現下的西藏的人口不多,但是從古至今,藏民就從未填飽過肚子,現在他們看著解放軍的地裡,馬鈴薯如此的高產,哪裡還坐得住,再這樣搞下去,藏民的意見只會越來越大。
總理微嘆了一口氣,他知道這些馬鈴薯高產,可是新糧種還在試驗,萬一後來減產,那可不是一個小事情,但現在又出了這樣的問題,不解決確實是不行的。
想了一會,總理說道:“這樣辦,允許軍區把馬鈴薯種子提供給藏地百姓種植,但要求作為副糧,要求種植兩年,如果沒有大規模減產,再讓藏民自由種植。”
鄧子輝作下記錄,接著說道:“下一個彙報來自新疆,疆的新棉種試驗田共二十畝,經過三年種植,產量一直穩定,平均畝產達到121.5公斤,是解放前平均畝產的8.1倍,新疆軍區強烈要求把新棉種在全疆推廣。”
“農村工作部是什麼議建?”
“新疆八一農學院,過去三年來,已經掌握了脫毒棉種制種技術,這一技術可以向全國推廣,即便是不推行新棉種,過去兩年,採用棉花大豆、小麥套種法及棉花缽種移栽法實驗也獲得了成功,畝產從17公斤,提高到了66公斤,這些技術都可以向全國推廣了。”
“至於新棉種。”鄧子輝說道:“我認為明年可以先種植兩千畝,如果產量依舊穩定,後年把小拐墾區的五萬畝全部種上,1956年就可以向全疆進行推廣,預計到1958年,全疆都會種上新棉種。”
總理略作思索,便點頭道:“穩步推進,不冒進,就按這個計劃來執行。另外,新式種植法和棉種制種法、移栽法,明年可以向全國推廣。”
鄧子輝記錄完說道:“預計今年的全國棉花產量會達到210萬噸以上,是去年的1.8倍,將滿足全國基本需求;如果明年在全國全面推廣新種植法,預計年總產量保守估計能達到350萬噸,全國缺棉問題將徹底解決,並且其中50到80萬噸可用於出口貿易。”
總理問道:“今年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棉花來貿易?”
“可以的。”鄧子輝說道:“20萬噸完全沒問題。”
如今國際市場棉花價格每噸約880美元,20萬噸即可換匯1.77億美元,現在國內的棉花是統購統銷的,所以這樣一筆外匯(或易貿)又能為國家省下一大筆錢。
……
9月17日聯合國第七屆大會召開,時至21日,聯大正式討論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蘇羅議案’公決。
公決大會現場,當中國代表走進會場時,現場爆發出熱烈而又經久不息的掌聲,新中國加入聯合國已是水道渠成之勢,哪怕西方陣營的代表們並沒有鼓掌,但面對如此熱烈的場面,他們也都心知肚明瞭。
待中國代表坐下,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又是拿起木槌一敲,等到掌聲平息,他才說道:“經聯合國委員會會議通過,由蘇聯、羅馬尼亞、印度等15國提議,關於種花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議案,即將正式開始表決。若各國代表還有疑問的現在可以提出。”
他說完,便環顧起了聯合國各國代表,就見蘇聯代表馬立克大聲說道:“沒有疑問,這是經過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議案,不要浪費時間了,現在開始表決吧!”
“對,開始表決!”波蘭代表附聲道,接著現場一片的要求立即投票公決的呼聲。
咚咚咚,哈馬舍爾德拿起木槌就是一陣敲,隨即說道:“聯合國各會員國一致無異議,現在正式進入投票公決。”
“阿富汗王國。”
“同意!”阿富汗王國代表毫不猶豫的按下了同意按鈕。
“澳大利亞聯邦。”
“反對!”
“波蘭共和國。”
“同意!”
“印度尼西亞。”
“贊同!”
“法蘭西共和國。”
“贊同!”隨著法國大使投下贊成票,各會員國一陣驚呼,大家沒想到法國居然贊成了。
…,投票很快來到了美國,但哈馬舍爾德喊完美國後,各國都秉住了呼吸,而美國代表洛奇,則是按下了中間的按鈕說道:“美國棄權。”
隨之迎來的卻是一片擂動的掌聲,這顯然不是為了歡呼美國,而是在歡呼美國投了棄權票,不久之後,投票又來到了英國。
英國代表同樣選擇了棄權,這一次不是掌聲,而是唏噓之聲了,一直到最後一個國家投票結束,聯合國大會會場右側的計票顯示牌上已經有了結果。
哈馬舍爾德接過秘書遞過來的統計記錄,隨即宣佈道:“本次大會表決,出席投票國74國,1國缺席。贊同票39票,反對票22票,棄權票13票。”
“根據聯合國憲章的有關規定,本次投票中贊同票超過半數,符合相關規定,聯合國大會正式宣佈:種花人民共和國即日起正式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恢復種花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及一應權利。”
當這一刻到來之時,伍修權和喬冠華高興合不攏嘴,而現場給中國投贊同票的國家,更是紛紛起身把中國代表圍了起來,掌聲經久不息,而美國代表則在投票結束之後,迅速的離開了會場。
訊息傳回祖國,國家第一時間,將如此大好訊息向全國進行了廣播,人民日報早已準備好的新聞通告連夜開始了印刷,而伍修權則被正式任命為新中國第一任駐聯合國大使。
當新一日的第一縷陽光,從地平線升起之時,一個嶄新的國際性大國正式登上了世界歷史的舞臺。
第139章 國營與私營
新中國四週年國慶,在一片舉國歡騰之中度過。時值十月中下旬,新中國農業農村工作會議召開前夕,主席在北戴河召見農村工作部長鄧子輝、第一副部長廖魯顏,聽取了農村工作部的有關彙報。
鄧子輝彙報說:“上半年受到霜打麥災害影響,全國糧食有所減產,但通過馬鈴薯副糧種植及國家的救災措施及時,全國農業生產情況總體穩定,冬春小麥總產量相較1952年增產12%;全國單項農作物產量增長最快的是棉花,截止當前,全國棉花大體收穫完畢,已上報達205萬噸,增長率36%。”
“也就是說今年棉花產量比去年翻了近四成,這個資料是否得到了驗證?”1952年全國棉花總產量130.4萬噸,今年直接增長75多萬噸,主席顯然也被這個大的增長給驚到了。
廖魯顏回道:“主席,棉花產量大幅增長,主要得益於今年華東、華南、西南幾個省棉花移栽種植法和育種法推廣取得的極大成果。農村工作部收到各省彙報時,也有對這個資料表示懷疑,但從派到各地的工作組回覆,棉花產量確實是大幅大增長了,資料沒問題。”
“這麼說來,我國棉花短缺的問題初步解決了。”主席說道。
鄧子輝肯定的答道:“全國今年棉花需求量有170萬噸足夠了,預計可以抽出30萬噸用於對外貿易。基於各省棉花新種植法推廣取的成果,農村工作部計劃明年在全國進行全面推廣,按各省的新種植法效果來看,明年估計能達到300萬噸,全國缺棉的情況將成為歷史。”
主席臉上頓時掛起了光彩,他笑呵呵的說道:“你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過去中國缺棉缺的厲害,特別50年和51年,國家棉花嚴重不夠用,棉花的問題能解決,對於國家來說是絕大的好事情,明年棉花新種植法和育種法全面推廣工作一定要做好,棉花要多多生產。”
當下,全球棉花主要生產國為中國、美國和印度,這三國也是棉花的主要出口國,但隨著中國人口的大幅增長,國內棉花一邊要出口易貿,一邊又要滿足國內的需求,這使得中國棉花不僅出口減少,反而需要進口。
經歷二戰之後,世界各國都在恢復當中,人口也都在增長,世界棉花市場始終處於供貨短缺的狀態,這使得棉花的價格依舊保持在高位,國際市場每磅棉花0.88美分,一噸約880美元,所以若中國能拿出更多棉花來出口,將為國家帶來可觀利潤。
就以今年為例,全國可抽出30萬噸易貿,即價值2.64億美元,但由於現下東西陣營對抗,並沒有穩定國際價格,各國都在易貿,按1953年9月22日剛發行的新版人民幣,1元:2盧布計算,統購統銷國內棉花(50千克80元)每噸價1600元,即價值9.6億盧布。
基於巴統協議,西方陣營對東方陣營進行物資禁撸@使得國際貿易受到嚴重影響,就蘇聯來說,美國人禁止了包括小麥、大豆、棉花、糖在內的各類農產品,使得蘇聯在這些農產品方面主要依賴中國。
自新中國以來,糧食等農作物一直是‘易貿’的主要產品,特別是一五計劃開始後,農產品易貿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新中國對外的主要大宗交易產品,這也是國家為何要實行統購統銷的原因,中國用糧食和各類主要農產品到國際上換取各類所需產品。
當前,蘇聯在中亞的棉花供應體系種植還沒有推行開來,加之教條式計劃經濟指令,這使得蘇聯國內的棉花供應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蘇聯不得不尋求棉花外部保障渠道,而剛好中國今年棉花豐收,蘇聯人自然喜出望外,他們愉快的接受了中蘇棉花易貿。
而在國內,由於提前進行統購統銷,因而棉農並沒有因為棉花增產,棉價下跌而受到損失,相反的由於國家採取的是保護收購價,農民因棉花增產,反而增加了收入。
過去紡織廠缺少棉花的歷史就此過去,全國紡織廠開足馬力瘋狂生產,然而新的問題產生了,棉產量雖增加了,但國家銷售價格由於採用的國家恆定價,也即棉花大幅增產並沒有導致國內棉花和棉布價格下降,布料及紡織品的價格依舊穩定。
這種穩定是違反市場經濟學規律的,國有企業的沒有商品流通稅,國企之間的內部流通都是免稅的,而國家為了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市場價格又恆定,使得全國紡織品的銷量增長並不顯著,這是不正常的。
1952年國內棉花勉強夠用,棉花價格80元50千克,現在棉花增長近四成,市場棉棉還是這個價格,棉布仍是一米一元,國家並沒有因為棉花增產而帶來布料的銷售增長,可國有和私營企業由於棉花不缺便開始了瘋狂生產,又導致了布料出現了滯銷。
為保證國有企業的競爭和利潤,國家規定私營企業的採購和銷售價格都要比國有高10%至15%,大量紡織布料、紗絲出現積壓,國有企業壓力還不是那麼大,畢竟他們是按國家計劃來生產的,可私營企業是真的受不了了。
過去,他們要拿棉花、紗錠只吃國有企業的殘羹剩飯,現在好不容易等到國家敞開了供應,私營紡織企業自然抓住機會,大量進行採購並囤貨,不顧一切的開動機器生產,可市場上紡織品供應太過充足,導致了產品大量積壓,經營陷入困頓。
私營工廠主們找到紡織工業部反應情況,他們希望國家解除價格限制,把價格降下來,他們表示一米布七毛錢都可賣,如果國家不能幫助他們解決積壓的問題,那麼就只能倒閉了。
倒不是這些資本家威脅國家,而是他們真的沒辦法了,過去雖然價格高,但是由於國家生產資料供應並不多,市場布料又緊缺,老百姓能買到就不錯了,因此是能夠接受較高的價格,可現下市場供應過多,現有價格嚴重妨礙了他們的銷售。
私營工業紡織品出現大量積壓,而這時國有企業的影響還並不大,可沒多久國有企業也出現了積壓,國有、私營紡織業的經營都出現了問題,國家不重視是不行了。
紡工部長蔣光鼐??一封報告打到了國務院,總理看完報告後,立即召見了他。
西花廳裡,蔣部長彙報道:“國家棉花供應充足,按理說紡織工業應當大發展,可現在情況是,公私企業的經營都出現了問題,過去一個月,全國紗綻和布料生產都出現了大量積壓,這是不正常的。”
總理翻著報告說道:“我看報告上講,紗線和布料價格是導致銷售不暢的原因,可是按照棉花的國際價格算,我國一噸棉花才650美元,國際市場約880美元,國內價已經比較低了,不應該還出現這種情況。“
蔣部長則是說道:“總理,今年國內棉花供應特別充足,公私企業都滿負荷開啟了生產,市場供應一下子就充足了,可是因為棉花、紗錠、布料的價格都是恆定的,一下子多出了這麼多供應,市場消化不了。”
“你的意思是要降價促銷?”總理問道。
蔣部長肯定的點起頭來:“國有企業的價格本就比私營低,都還出現了積壓,而私營企業的經營就更為困難了,如果要儘快解決積壓的問題,降價是最好的方式。還有就是一些地方印發了棉布購買證,需憑票購買布料,這也限制了布料的銷售,應予取消。”
1953年初,為減輕國內布料供應壓力,全國各地都印發了‘棉布購買證’,但萬萬沒想到的是,行至第三季度末,全國棉花大增產,這一‘憑證’反而阻礙了銷售。
“另外。”蔣部長又向總理說道:“私營企業強烈請求,國家允許他們自由定價,他們說,一公尺七毛都可以賣,但是現在一公尺的含稅價格達七毛四分,比國有企業高了兩毛,這不公平。”
國有企業一公尺布料賣一元,而就這個價格都已經銷售不暢,就更別提私營企業了,他們的經營陷入困難是正常的,而造成這一情形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造成了衝突。
總理聽完後,便又問道:“紡工部認為棉布定價多少合適?”
蔣部長回道:“紡工部認為,以今年的行情,定價到六毛都是合適的,私營企業的定價也不應當超過一元,再把布料購買憑證取消掉,讓百姓自由購買。”
總理思考了一會說道:“這樣,考慮到私營企業經營遇到的困難,可以把對私營企業的棉花和紗錠、顏料的進貨價降低合適比例予以供給,銷售定價也降低到10%。”
私營企業的商品銷售價格最低要比國有企業高10%,某些產品最高甚至能達到30%,還對私營企業進行高額徵稅,但即便如此,私營企業仍舊頑強的生存了下來,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私營企業的雖然面對政策不公,但是資本家們可以讓出個人利潤,保證企業生存。
如果僅從表面看,私營企業似乎在國有企業面前沒有競爭力,比如他們的生產資料受國家控制、有限分配,價格也受國家控制要比國有企業高,稅收更是高,可私營企業通過提升生產力、提高工人工資,壓縮企業開支,依舊有利可圖,哪怕這個利潤比過去少了一大半。
就比如同樣生產一公尺布,國有企業的成本是五毛二,出廠價格為七毛三,而國家給私營的生產資料價格都高,可是私營企業不需要考慮工人住房等開支,但他們還是能把成本壓到六毛四左右,但工人工資卻比國有企業高。
以上海為例私營紡織女工月平均工資55元左右,工作年限長的老工人能達到70元,個別技術工人能達到一百元,而國有企業工資不到50元,上海以外地區的紡織工工資普遍在2/30元一個月。
私營企業的利潤演算法也與國營不同,棉花每斤價格8毛,20支棉紗181.44公斤每件,價格741元,合每斤2元,賣給私營企業加收10%流通稅,即2.2元。
常規型每公尺用量約100克,成本0.44元(國營為0.4元),算上工人工資、電費、稅收等開支成本約為五毛(比國營低二分),而後還要再加10%增額價,總成本約0.55元(比國營增加三分),出廠價為0.85元(含企業及個人經營所得稅),市場價為1.15元(國營為一元)。
同樣紗線同樣機器生產,若公平競爭,二者的利潤相差無幾,而增價後淨利潤減少到了約0.15元(扣除一切稅收後),其與國營企業一公佈料0.21元的利潤只差了六分。
所以情況就是,國家以為通過提高流通稅、採取增價制,就能增加私營開支,壓縮其利潤,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私營企業沒有國企那麼多負擔,增加的價格部分確實對私企造成了一些制約,但總體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事情就是這樣,如果只收一道流通稅(比如紗錠增稅10%),私營企業利潤將直接超過國有企業,但增價之後,國家靠的是增價來壓縮了私企的利潤和銷售空間,只能說,國家是基於國企的成本計算,而沒有考慮到私企實際的執行成本控制。
這一切,當然不是因為國家不會算,而是從財政層面考慮,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稅收,同時支援了國營紡織工業的發展,比如國營企業布料比之私營企業便宜,這保護了國有企業的銷售,同時在私營企業身上收到了更多稅,缺點就是當物資充裕之後,它會限制企業的銷售。
今年棉花豐收,全國紡織工廠都在滿載生產,而不變的交易價格,顯然阻礙了銷售,現在私營企業寧願拿出多餘利潤,主動降價來促進銷售,若是以前出現這種情況,國家鐵定會認為資本家破壞市場,損害國家利益,但現在不同了。
總理早已熟讀《經濟學基本原理》也看過改開後的市場經濟體制,他知道問題出在了哪裡,所以才指示紡織工業部主動給私企降低流通價格和出貨價,這一行為,實際上就是在保障私企利潤的同時,增加他們的銷售量。
從國有企業層面來說,棉花、紗線的價格也同步降下來,企業的利潤也幾乎沒有損失,反而是私營企業承擔了這一輪的‘降稅’成本,但其提高的銷售量,不僅能促進市場供需,還能幫助國家提高更多的稅收,可謂一舉三得。
蔣部長並沒有想通其中的原理,不過他也知道一點,把棉花、紗細和布料價格都降下來,價格便宜了,市場的銷售自然就增加了,所以他十分贊同總理的指示。
紡織工業部與中央商業部進行了討論,並經中財委批准,把棉花市場價格從80元降低到73元,給予私營企業在流通環節的增價部分,由20%調整到10%,如此一來,國有企業的棉布價格也降了下來,國營常規布料價格每公尺出廠定價來到了六毛五,而私營企業定價為七毛五分
一直到年關時節,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棉花原料等價格減一步下降,布料價格也隨之降低,國營布料市場價格來到了八毛五分,私營布料也降到了九毛五分,私營企業的每公尺淨利潤從0.14元,降到了九分,但私營還願意進一步降價,每公尺利潤只有五分,他們都願意幹。
之後的事且不說,就講當前,中央商業部和紡織工業部聯合下發了棉產品生產原料的調整價格後,私營工廠主就表示,他們可以把出廠價再往下降,希望國家能夠批准,這一下真的把國家誰多幹部給整不會了。
於是,不少人反對給私企減少增價的聲音傳了出來,他們認為這些資本家試圖惡意降低棉布價格,目的就是為了搶國有企業生意,是要把國有企業搞倒閉,從而壯大資產階級,他們的行為就是在破壞革命,因此要求把減掉的10%增價部分再漲回來,不要漲,還要大漲。
風聲越傳越洶湧,上海的報紙還報道了一個事例,說是一家資產階級染布廠,為了擴大經營,誘導群眾買他們的花布,搞出了許多資產階級風格的印花圖案,搶佔了國有染布廠的生意,認為這家工廠就是在破壞國家紡織工業建設,宣揚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典型代表。
企業老闆見自己的工廠被點名,嚇得惶惶不可終日,當日就把圖案調整了過來,只生產黃、藍、灰、黑這些基本顏色,還有一些國內常見的花色,再也不敢印那些鮮豔奪目的‘資本主義花色’了。
與此同時,國內諸多紡織國有企業人士,都在反對私營紡織工廠,批判之聲不絕於耳,理由就是這些資本家惡意搶佔國有工廠的市場,因此要求國家打擊這些不良資本家,還有的建議,把他們統統公私合營掉。
新中國成立四週年,國有與私營企業之間的首次經營矛盾出現了,不過國家並沒有接受這些呼聲,而是認真的展開了調研,中央要搞清楚,到底真是這些私營企業惡意搶佔市場,還是現有制度本身就存在一些問題。
第140章 調研
隆冬時節,大雪紛飛,而全國紡織業界就如這九寒之天一樣,一場大氣候終於是抑制不住的爆發了。自從十月底,國家下發了紡織業的調控措施之後,國營與私營紡織工業,卻是呈現出了兩種不同態度。
私營企業的利潤進一步被壓縮,但是隨著布料價格的降低,銷量漲了上去,不少私營企業除了給國營廠、供銷批發公司供貨外,還對個體批發商們供貨,幾乎是來者不拒,其所下降的利潤被大幅增漲的銷量給填平了。
而國營企業的銷量實際上也在增長,國營(含公私合營)紡織工業佔比已達60%,但剩下的那40%的私營企業,其銷量居然在過去兩個多月裡,超過了國營的銷售,這無疑擠壓了國營企業的市場,因此各種反對私營企業之聲便就此爆發了出來。
從一開始的呼籲與批評,發展到12月份的批判,新中國的上海、江蘇、天津三大紡織工業基地,地方政府自然站在國營企業一邊,他們沒有平息雙方的爭端,反而加入了爭端,動用國家政治力量開始對私營紡織工業進行批判與打壓。
12月中旬,天津日報就發表了一篇名為《紡織業資產階級反攻倒算》的文章,章批判私營企業惡意銷售,通過虛開價格票據,把原本‘七毛五’的出廠價,私下降到了‘七毛三’,多出的錢退回給私營批發商,而開的票據卻依舊是‘七毛五’,說他們宣揚資本主義自由競爭。
而私營印染廠更是為了擴大銷售,違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印製資本主義的花色,印出的布料花枝招展,公然挑戰社會主義‘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樸素作風,公然宣傳資本主義奢侈享樂之風、宣傳資本主義審美等等,諸如此類的批判不一而足。
隨即上海、山東、江蘇、廣東等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批判,一些地方幹部對私營紡織業冷眉以對,刻意刁難,原本國營包銷,現在以產品有瑕疵、不合格為由拒收,原本由國營供應的紗錠,國營廠也以國營生產不足不由掐生產資料供應,包括地方政府調配的棉花也一樣。
私營紡織企業經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擊,部分工廠經營受阻,還有一些企業主更是被拉到臺上進行公開批判,還有一些地方更是趁此大批判之機,強行進行公私合營,不少私營工廠迫於壓力,最終選擇了合營。
時至1954年1月,全國紡織工業中國營、公私合營佔比已達68%,私營企業佔比下降到了32%,然而這一切並沒有結束,全國針對私營紡織工業的資產階級批判反而越來越猛烈了。
這一日,紡織工業部蔣部長來到西花廳,向總理彙報了全國紡織業當前的情況,他對總理彙報道:“紡織工業佔比中,國營已達到68.7%,私營佔比31.3%,而私行銷售佔比,由去年的58.8%,下降到了十二月份的35.4%,目前仍在持續下降。”
“不少私營紡織類企業,因為遭到批判和刻意針對,導致經營受阻,據地方上報的情況看,一些私營企業陷入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年關將近,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好,春節期間的布料供應將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總理蹙眉翻了翻報告,顯然這份報告他早就看過了,只見他放下報告,停頓了好一會,說道:“棉花、紗錠、染料都是由國家控制與調配,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執行的也是內部調撥價,沒有流通稅,生產成本與價格也比私營低,就這樣還是搞不過私營企業,現在又搞這麼些名堂。”
講到這裡,總理吁了一口氣,頗為生氣的說道:“這是商業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搞不過人家,就拿政治來打壓,這算怎麼回事。”
蔣部長是從國民黨那邊過來的,所以他不屬於我黨根正苗紅的幹部,所以面對總理所說,他沒有接話,不過他在內心裡是認可總理觀點的,於是說道:“紡織工業部就這一問題開了一個會,準備這兩日就組織工作組到地方實際瞭解情況,我親自去。”
總理點了點頭:“這樣也好。我看這裡面涉及到工業生產和物價控制的問題,你們一個部門瞭解是不夠的,我看這樣,由紡織工業部牽頭並中央商業部組成一個調研組,到地方上去開展一個調研。”
“好,就按總理的指示辦。”蔣部長說道。
總理接著說道:“你下去後,把那裡搞過火的要糾正過來,要恢復各私營企業的正常生產,至於具體的對策,等你們調研回來後再討論。”
蔣部長的動作是迅速的,總理批准了成立調研組,第二日蔣部長就親自帶隊出發前往天津,展開了首站調研。
天津的國營紡織廠,蔣部長看到的是一片繁忙,生產處於飽和狀態,國營生產穩定了國內的棉布供應,過去紗錠和棉布的積壓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而私營工廠卻是不同景象,生產經營陷入了困頓。
天津恆源紗廠董事長邊守靜,這兩個月的日子有些不好過,地方政府說他破壞國營紡織工業,同行的國營工廠也擠兌恆源廠,導致棉花供應時斷時續,之前說好的包銷,也屢屢以產品不合格、保障國營紗錠生產為由降低了採購,工廠實際已經陷入半停工的狀態。
與此同時,工人也在鬧,工人們一邊要求保障收入,一邊又批判他這個資本家,破壞國家紡織工業建設,他就這樣被夾在中間,裡外不是人。上個月,他跑到天津市政府,向政府提出,自願公私合營,然而市政府卻以不滿足合營條件為由拒絕了,這下他是真的無計可施了。
作為天津知名私營紡紗廠,蔣部長的私營調研第一站就來了這裡,邊守靜向部長反映了實際情況,他說:“我沒有破壞國家紡織工業建設,紗錠的價格都是按國家定的,棉花的供應價格也是國家定的,棉花也由國家提供,而紗錠提供給國家時,還要交流通稅,廠子的利潤很薄。”
蔣部長看著車間裡開了不到一半的機器,問道:“你們經營遇到了哪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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