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來聊天群 第121章

　　“一分鐘準備！”

　　“十、勾、八、拐、…三、兩、么，發射！”戚同學看著手中的秒錶，只到指標歸位，他立即宣佈發射。

　　噴，白色煙霧頓時騰起，隨即一陣呈黃的尾焰衝了出來，發射架上的火箭如同離弦之箭一般，射向了空中，僅僅幾秒時間，空中就只剩下了一個小黑點，而此時發射場上的所有人，都抬起頭看向了空中。

　　錢院長則舉著一個望遠鏡，認真的觀察著火箭飛行姿態，起飛階段一切良好，升空過程良好，飛行狀態良好，但望遠鏡極限只能看八公里，所以到了後來他也看不清了，但是部署在現場的高倍望遠鏡則還能繼續看，只是那裡正有學生在認真的觀察記錄著。

　　“資料高度回傳，十公里、十五公里、二十公里、二十五公里、三十公里，達到預定高度，火箭仍在飛行，最終顯示高度三十三公里。”一名同學報道：“各部注意，火箭正在下墜。”

　　比起上升的過程，火箭下墜的過程要快得多，不一會天空中，就看到了火箭的身影，它快速的朝著地面墜下，只到轟的一聲砸到了地面之上，而所有的同學即刻爆發出一陣歡呼之聲，就連錢院長也不由高興的鼓起了掌。

　　“這批學生真不錯，能飛這麼高的火箭，一次就搞成功了。”錢院長向身旁的五位教授稱讚道。

　　其實成功一點也不意外，因為這種火箭，說到底在專業導彈人士眼中，不過是愛好者水平，不論現在還是未來都是如此，而北工的這批學生，自五三年開始接受未來火箭理論方面的新教材專業知識學習，所以他們的知識水平是非常高的。

　　國家現在沒有開啟導彈工程，根本原因就是第一批學生還沒有畢業，國家工業基礎也還在建設中，而揠苗助長必不可取，所以導彈的事情，現在只能等，等到學生畢業了，工業基礎有了才能搞。

　　不過導彈工程沒有開啟，不等於前期研發與實驗不能搞，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兩次探空火箭，實則都是研發實踐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就是在學習與實踐中，把第一批導彈人才培養出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1957年，就將是中國導彈工程開啟元年。

　　屆時，一五計劃完成了，專業學生也畢業了，有了工業，有了人才隊伍，一切都將順理成章的開始。

第185章 全面推行

　　臘月的天氣依舊那樣寒冷，然而一九五五的臘月，卻是與往年不同，人們並沒有因為這嚴寒天氣而活動受阻；相反的，人們因為七屆六中全會確定的農村集體新體制和農業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全面推行而熱情始終高漲，以至於無數民眾奔走相告。

　　比如此時的湖北省宜昌當陽縣河溶區官壋村生產大隊部就十分熱鬧，只見村大隊部的門前，村民代表們各自坐在帶來的小板凳上，大家正議論紛紛，而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喜悅之情。

　　“這個農村新集體體自究竟是個啥？”村民代表梁長更，現年已經六十有二，居有這個時代老叟的一切特點，為人精瘦，口中的牙齒也大多不見了，口齒也不是很清晰，但是精神依舊矍鑠。

　　他的話剛問完，就見不遠處一條板凳上的青年回道：“就是以後啊，大家不用一起下田幹活了，各家幹各家的事。”

　　“你說的不對。”另一位青年說道：“我都聽我二大爺家的振升講，新集體就是公社以後不搞了。了”

　　“啥，不搞公社了？那以後田要怎麼種？”人群中的沈家大娘驚呼了起來。

　　那位青年，被反問一激，直接起身說道：“不是你想的那樣，不搞公社了，田還是要種的，這個農村新集制，我聽振升講，主要有兩個地方和現在不同，一個是土地的歸屬性質變了。”

　　“趙家老三，斗大的字你也不認識一籮筐，就別咬文嚼字了，哈叫性質變了，難道這天下不歸共產黨管了？”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意思。”那位叫趙家老三的青年，揮舞起雙手擺個不停，解釋道：“就那村裡的土地來說，以前的土地都歸國家，而後分到各戶，再由公社組織互助大家一起出工勞動，以後不是這樣了。”

　　“那是啥樣？”又一位婦女同志問道。

　　“以後啊，村裡的土地，變成了國家和村集的土地，也就是有的土地歸國家，有的土地歸集體。”

　　“那還不是一樣嘛，有什麼區別？”

　　趙家老三說道：“這區別可大了，比如村裡歸了國家的土地，那麼生產大隊集體和村民都是不能動的，而歸於村的集體土地，由村裡負責，而且以後土地若誰家種不下了，一不能賣，二不能租給別人種。”

　　“如果誰家新添了人口，等到三十年時間一到，土地重新劃分時，本村的土地只能劃給本村人，每個互助生產小組內的土地也是這樣劃分，總之不能讓外人來分咱們村的土地。”

　　“噢，原來是這樣啊。”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長長的明悟之聲，不少村民也兀自點起頭來。

　　梁大爺吸著旱菸，又問向起來：“趙家老三，你堂哥在縣裡工作，知道得比我們多，你講講還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你剛才講以後出工也不一樣了，這又是怎麼回事？”

　　趙家老三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這一刻他的心氣兒是很高的，便提高著嗓門繼續說道：“這個就是國家要搞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了。”

　　“以前的公社不搞了，分到各家各戶的土地，將由各家各戶承包耕種，村民小組內的互助繼續，但是互助方式也不一樣了，不再強行規定哪家跟哪家互助，而是採用自願結合互助的原則，也就是說願意跟誰互助，就跟誰互助。”

　　“那田是歸集體的，還是歸個人的？”另一位大爺問道。

　　趙家老三回道：“當然是歸集體的，一個村所有的土地，包括山林，除了歸國家的剩下的都歸集體。比如國有林場、農場、河流、礦山都歸國家，一般田地或林地歸集體，而像除田地外的林地等，由集體成立合作社共同經營，收入全部歸集體，而後分配到各家。”

　　“還有這樣的好事啊，那不是以後村裡的林地賣的木材，錢都要分給大家了？”

　　“那是當然了，要不然怎麼叫農村新集體呢，就是和過去不一樣了。”趙家老三顯然瞭解得比較多，他又講道：“家庭聯產承包，就是以後各家種各家的地，不需要像現在這樣一起出工了。國家的新政策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

　　現有階段，國家農業產出依舊實行統購統銷，農業產出分為國家正稅，這個正稅是按‘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同身份劃分交不同的稅，貧農一般7%以下；中農一般不超過12%；富農18%，加徵14%；而最多的是地主，最高達到22%，加徵28%。

　　國家正稅之外的是地方攤派，比如愛國捐、交通附加、水利附加、教育附加及其它各類攤派或附加稅，它們共同構成了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甚至省裡或市裡要搞什麼大工程，修建地方大工廠之類，沒有錢怎麼辦？那就在全省攤派或附加，所以這個時代的農業稅是很重的。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各地農業由個體經營到互助合作，再到一九五二年陸續推行公社化，許多地方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公社裡開始了一起出工農業勞動的場景，不過隨著國家在全國七省推行農村新集制，公社化的程序被打斷了。

　　兩年多以來的實踐證明，七省的農村新體制，不僅有效的發展了農村經濟，而且農業勞動積極性明顯提高，農業產出也提升了上來，這個新體制被證明是有效的，所以七屆六中全會（五中全會後的擴大會議），國家正式提出在全國推行農村新集體集制。

　　此前，實行互助合作和公社化的農村地區，將在未來兩年內，全面轉到新集體體制上來，實行農村基層農業和農村經濟新體制。

　　家庭聯產承包的根本目的，在於確定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等權屬問題，而農村經濟新體制，也解開了過去不許農村除從事農業勞動外的其它經營性活動，屬於個人經營，確立農村經濟新構成，即以集體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共同構成的新體制。

　　農民家庭除主要糧食及農作物如棉花產出的農地（自留地、非統購統銷類）產出，允許農民自由交易，允許自留地種植一般經濟性農作物。

　　比如在宜昌市，農民自留中有水稻、棉花、大豆三種統購統銷的農作物，只要滿足了這些種類農作物的種植指標，剩下的農民愛種啥就種啥，收穫後可自由交易，國家不再強行規定農民必須種什麼。

　　這無疑是在給農民鬆綁，而國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強行公社化，全面管控農業種植，最終只會導致國家的計劃與農業種植不匹配，造成農業生產憑憑出問題；二是強迫要求的種植，再加上統購統籌，農民幾乎沒有多少節餘，破壞了小農經濟基礎。

　　兩相作用下，帶來的歷史惡果是重大的，一些農民一年幹到頭，結果年底公社財務一結算，居然還欠了公社的前，於是不得不向公款借債度日，年復一年之下，債越借越多，到了後來又還不起，公社也不敢再借，還逼著還債。

　　此番情景造成的結果就是，富農變貧農，貧農變成赤貧，而國家建起來的工業基礎，工廠生產出來的基礎工業品，農村地區的銷售及普遍率極低，不是農民不需要，而是根本就沒錢來買。

　　要把農村經濟發展起來，就必須要給農村和農民，進行一度程度的鬆綁，但這裡也有一個問題，國家全面基礎建設時期，需要大量的資源和財政來保障，如果像八十年代那樣全面放開，那麼必然會拖慢建設速度，所以現下的農村新體制，仍舊保留了大量時代特色。

　　比如家庭聯產承包制實行後，該交的稅還是要稅，一分少不了，區別就是過去由大家集體勞動，變成了為家庭自身勞動，而自留地的種植，國家也減少了統購統銷種類，留給了農民緩解家庭財政破產的一絲餘地。

　　但最大的一招，還是允許農村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這將從根本改變農民只能種地的農村生產經濟模式，村裡的那些頭腦靈光或者不願種地的懶漢，不用再強行被按到公社裡種田，他們可以去做生意。

　　很多人以為農村，沒什麼可以交易的物品，其實這是很大的認知偏差，農村可交易的物品太多了，比如鵝毛、鴨毛、頭髮、黃鱔、泥鰍、野菌菇、自留地瓜果等等等等太多了，而過去這些交易都是不被允許的，誰敢搞那就是資產階級復辟。

　　這裡就不得不說，在全面新經濟體制之前的城市與農村呈現出了明顯的體制差異化，城市裡個體和私營工商業相對能夠比較容易的發展，而農村農民則與土地捆綁得很極端，造成這種差異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五計劃建設需求造成的。

　　一九五三年至今，已經兩年多過去了，一五計劃的建設十分順利，中央的推算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一五計劃的多數專案都將會完成，一九五七年將會出現超額完成的情況，那麼工業建設完成以後，國家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市場了！

　　過去的歷史中，國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反其道而行，為了保證二五計劃建設需求，開始實行公社化，這並非是說公社化不對，它的正面價值是不可抹滅的，但是對整個國家的農業、工業和經濟的反面作用實在太大了。當國家瞭解了歷史之後，便決心做出改變。

　　一九五六年實行農村新體制改革正當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屬於提前規劃了，因為一五計劃完成時，全國的農村新體制包括家庭聯產責任制也將基本完成，農村的生產力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農村小農經濟得到恢復，工業產品的市場就能擴大，這個政策無疑是合理的。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為應對接下來的‘三年自然災害’，過去包括主席再內的不少人認為，實行公社化後，農村地區抵抗風險的能力會更高，不得不說，這是一種理想狀態，而實現卻並非完全如此。

　　若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無恆產者無恆心’，什麼都是公家的，分配也是一樣的，那麼對於農民來說，做多做少都一樣，拼命努力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所以理論成立、理想狀態可以有，卻不能無視現實的客觀規律。

　　集體為單位的理想生產狀態，在現階段或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內，依舊無法取代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模式，原因很簡單，土地收益是農民家庭的唯一收益，而公社集體化之後，這個收益沒有了，農民也就沒有了奮鬥目標。

　　要讓農民看到希望，就得給農民看到通過自己雙手的努力，能夠改變家庭的生活境況，那麼農民就會越來越努力，而國家要做的就是建立合理體制，做好農業政策引導、支援，發展農業新技術研究、推廣，最終現實雙贏局面。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固然不能改變農業產出大規模提升，更改變不了化肥、種子、農藥這些農業新技術對於農業產出的根本性提高，但是它能解放農業的生產力，能給農民一個希望。總之就是一句話：多勞者多得，少勞者少得，不勞者不得。

　　過去兩年多來，新集體體制在實驗的七省，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證明，平均畝產就比公社化集體體制地區要高十幾公斤，而且農民的種植積累性特別高，許多重新確立了田地承包經營使用權的農民半夜就起來勞動，這在其他地區是看不到的。

　　實驗省與非實驗省的農民收入差別也明顯不同，實驗省農民的日子越來越寬裕，年年添新衣，買得起搪瓷茶缸，給下一代讀書的願望也高，家庭工業日用品開始逐漸購買，而這在非實驗省是看不到的，他們變化總體上仍舊不大。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留糧比例，新體制實驗省份，由於農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人均留糧最高的華東華南實踐省份，甚至達到了370斤，牲畜留糧也多了起來，這又迎來了一個新變化，那就是農村集體和個體養殖業發展了起來。

　　陝西是西北的實驗省份，人均留糧從過去的260斤，提高到了280斤，隨著農村經濟新體制的推進，個體經濟開始活躍，自由集市、趕集辦得紅紅火火，一些有了條件的農民，開始砸新窯，白石灰把窯洞刷得亮堂堂，而這一切都是給農村解綁才實現的。

　　一九五五年的整個冬季，全國各省都在推進農村新集體的建立大會，田地重新分配到家庭承包，所以當一九五六年的春節到來之時，這個年過得無比熱鬧，人們看到了新的希望，只因嚴冬即將過去，春天就要到來了。

　　國家當然並沒有盲目的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而是要求各省逐步推行，第一年完成比例不超過50%，等到獲得經驗之後，第二年看情況再全面推行，爭取到1957年底，完成基本覆蓋，但中央仍舊著重提醒，各地要結合實際，不得搞冒進，貪高求快。

　　中國的農村新集體體制，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如此大的動作，自然引起了蘇聯的極大關注，赫魯曉夫發現，中國居然僅僅按蘇聯集體化模式搞了幾年，就變向的廢除了，他因此感到不滿，並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中國提出疑問。

　　西花廳裡，尤金大使接到總理的召見，他向總理疑問道：“總理同志，中國正在全面推行的農村集體新體制，是否違背了農業集體化原則？”

　　總理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尤金大使所認為的農業集體化是指什麼？”

　　尤金答道：“根據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和總結，我國認為，唯有把集體農莊建立起來，通過國家控制的方式，才能真正的發揮出農業生產水平，從而提搞農業生產效率。”

　　總理則是笑著說道：“蘇聯的集體農莊確實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農業發展模範，這一點中國始終充滿著深深的敬佩之情，過去幾年，我國也一直在借鑑和推行蘇聯農業集體化模式，但是中國有自身的國情，因此決定從自身國情出發，發展中國的農業集體化。”

　　尤金說道：“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違背了農業集體原則，集體農業生產，因此由國家領導組織農業集體進行生產，這才是農業集體化，而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家庭經營，這是否是在私有化呢？”

　　總理放在沙發上的手指輕輕一捻，顯然他對尤金訴罪式的話語感到十分惱火，可是表情卻始終從容淡然，他解釋道：“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土地分為國有、集體所有，農民自身並沒有土地，他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這同樣是農業集體化，只是與蘇聯略有區別。”

　　“這個不是略有區別，而是很大的不同。”尤金說道：“赫魯曉夫同志得知中國正在進行這種與蘇聯完全不同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他感到十分的擔憂。”

　　聽到這裡，總理很想說一句：‘不勞擔憂，這是中國內政，中國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要走’，可是他還忍住了，至少現下還不是中蘇兩國翻臉之時。

　　總理依舊保持著耐心，解釋道：“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是成功的，中國對此很讚賞，也一直在學習和借鑑當中，而蘇聯國土廣大，可耕地面積比中國要廣，農業耕作機械化程度高，而中國則有很大不同。”

　　“我國華東、華東，主要以丘陵、半山地、山地為主，大規模機械化推行不開；西北的土地貧瘠，西南幾乎都是山地；這使得農業發展水平嚴重滯後。”

　　“要如何發揮出農民的積極性呢？過去我們也借鑑了不少蘇聯農業化的政策和方法，可是幾年下來，農民的積極性提升相對有限，而我國分析後認為，中蘇兩國的農村農業情況都有所不同，不能完全採用蘇聯的農業組織方式和生產方式。”

　　“蘇聯可以派出更多農業專家和顧問來幫助中國。”尤金大使說道。

　　“這是赫魯曉夫同志的議建嗎？”總理問道，而尤金則是點了點頭，見此總理便立即說道：“我們十分感謝赫魯曉夫同志的無私與感慨，但中國暫無此需求。”

　　話到這裡，尤金知道自己是無法說服中國廢除農業集體化新政策了，於是便將情況彙報到了莫斯科，而此時的赫魯曉夫正在秘密準備對斯大林進行清算，但他得到彙報之後，還是對中國的農業新體制提出了批評，而這個批評就出現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期間。

　　也因此，中蘇兩國第一次大分歧公開發生了。

第186章 風波之起

　　時間回溯，當中國冬奧隊在義大利奮戰之際，朱老總也正率團在歐洲訪問，這場訪問從12月份就開始了，不過最後一站並不再是波蘭，而是南斯拉夫。

　　原本的歷史中，中國代表團都沒有訪問南斯拉夫的打算，原因便是兩國意識形態有所不同，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而南斯拉夫實行的是‘自治經濟體制’，但隨著中國在國際上身份的改變，這一次朱老總再結束波蘭之行後，抵達了貝爾格萊德。

　　朱老總的到來，把鐵托高興壞了，要知道時下的南斯拉夫既不是華約與不是北約體系國家，國內實行的是自治經濟體制，對外奉行的更是不結盟政策，所以南斯拉夫被吊了起來，導致其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關係始終貌合神離，而老總的到來，讓鐵托看到了外交突破的希望。

　　考慮到蘇聯的感受，中國代表團在南斯拉夫的訪問時期是最短的，僅有三天，而這三天之中，鐵托幾乎全程陪同老總在南斯拉夫的參觀及一應活動。

　　在一次交談之中，鐵托向老總瞭解中國正在推行的農村新集體體制，而後表達出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還表現若有機會希望親眼去看一看新中國的建設成就，這番話語就鐵托本人而言，確實是非常難得的。

　　二戰之後，成立的許多國家，其領導人民族情結都很重，比如戴高樂，又比如鐵托，他們都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外國的領導人不到他們國家，他們就不會去。這番表達，其實就是在擺明國家立場，只是歷史已經發生了許多改變。

　　1953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54年底，中南兩國在蘇南恢復關係前建交；隨著南斯拉夫派出了副總統和外交部長訪華；1955年，由於南國派出了高層先到了中國，因此總此理對南斯拉夫進行了回訪，而朱老總來到貝爾格萊德，鐵托心裡的那點堅持，就此蕩然無存了。

　　鐵托知道朱老總在中國的地位有多高，表面上只是一個副主席，然而他是中國紅軍的建立者、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在中國黨內、國家和人民心中擁有著無比崇高的地位，所以鐵托還有什麼面子拉不下的。

　　老總當即向鐵托發出‘訪華’邀請，而鐵托則愉快的答應了下來，他表示在今年或明年的合適時機，他會到中國進行訪問，而中南關係，隨著朱老總的到訪，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結束南斯拉夫的訪問，老總率領代表團出發前往莫斯科，他將以黨代表團團長身份，參加蘇共二十大，只是他剛抵達莫斯科，就立即接到了米高揚的會見請求。

　　米高揚是帶著赫魯曉夫的任務來的，雙方的會見在老總下榻的別墅之中，米高揚向老總說道：“1953年開始，中國在七省實驗農村新集體體制，並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些政策與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完全不同，蘇聯對此感到不解。”

　　米高揚原本要說‘感到擔憂’，但他是一個老牌政治家，他知道蘇中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也具備戰略思維，所以他的觀點表達要謹慎得多，或者從某種意義來講，其實米高揚是最適合當蘇聯領導人的，只是他空有才華和資歷，而在蘇共黨內的支持者太少了。

　　老總看著米高揚那嚴肅的表情，也謹慎了起來，回道：“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黨推行的土改政策，就是分田到戶。新中國成立後，我黨結合本國曆史、土地革命經驗並結合蘇聯革命的經驗，建立了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形制。”

　　米高揚問道：“那麼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形制是怎樣的？”

　　老總回道：“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形制，分為國有和集體兩種所有制，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土地全民所有權形制，而在管理上，國務院代行土地所有權管理許可權，這一點在我國第一部憲法之中就有明確的規定。對此，當初斯大林同志也沒有反對意見。”

　　米高揚這才想起，早在1953年中國製訂憲法大綱之時，就向斯大林彙報過，而當時斯大林確實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簡單，在他看來，中國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只要不違背蘇聯政策的框架、路線和原則，具體體制之上沒有太大區別就行，其他的都是細枝末節。

　　然而，斯大林萬萬想不到，也正是他的‘高抬貴手’，讓中國有了建立農村集體新體制的條件。中國的土地分為國有和集體兩種，國有土地所有權與蘇聯一致，而集體土地所有權卻與蘇聯不同。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二次會議上宣佈：‘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地主、皇室、寺院、教堂等所有土地無償收歸國有，並由農民無償使用’。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上臺，他根據列寧在全俄第二次會議上的觀點，再次宣佈廢除一切土地私有制，包括分配給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也全部收回，正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被收回，變成了集體農莊，而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分糧。

　　兩者看似區別不大，實則大了去了。列寧時期，土地歸於國家，但農民是擁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權。形象的說，整體上就是在‘單幹’。然而斯大林的一刀下來，農民連土地的使用權都沒有了，其成立的集體農莊，歷史功績自不必多說，而造成的不良結束也是事實。

　　時下的中國，一是基於蘇聯歷史上土地管理的經驗教訓，二是中國後來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歷史教訓，所以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而中國與蘇聯土地管理的區別也就出現了。

　　蘇聯的土地規定為國家所有，實現了名義上的全民所有，但農民沒有對土地一絲一毫的使用權，就連種植什麼作物，蘇聯的農民都沒有基本的自由權，集體農莊之下，一切都需按照國家的規定進行。

　　關於蘇聯土地所有權管理邏輯是這樣的，蘇聯的土地歸於國有，為全民所有制，但由集體農莊召集農民集體耕作，而土地又歸於國家機構管理，國家又是由蘇共來領導，因此蘇共代表人民的一切利益。

　　蘇聯人至今也沒有意識到這裡有什麼不對，甚至對於一般人來說，還真看不出有哪裡出了問題，實則蘇聯的根本問題，就在於‘黨國不分’！這是非常要命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局是黨的領導機構，而國家的管理機構是國務院；蘇聯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把其中的關係搞錯位了。

　　國家的正常決策過程是這樣的，由政治局討論並制訂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黨的決策在黨內實行，國家重大決策需經人代會批准，再由國務院負責落實，政治局具有對國務院的領導作用，但不直接領導國務院。

　　蘇聯是怎麼幹的？在斯大林成立中央執行團之前，蘇聯的一切決策出自蘇共中央書記處，實則由斯大林一人說了算，而在其臨終之前，他意識到權力過於集中帶來的壞處，所以要求廢除總書記職務，推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成立中央執行團，把權力下放。（五人主席執行團）

　　然而，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沒有親定好接班人，導致了黨內的權力鬥爭，而黨與國家關係處理上，斯大林和其他人一樣，始終沒有意識到二者的聯絡與區別，所以哪怕五人執行席成立了，蘇聯依舊是黨等於國，黨大於國。

　　這一點在蘇聯土地所有權管理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土地名義上歸於全民，實則全民沒有使用權，只有勞作權，而國家又歸黨管理，因此黨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可實現真的是這樣嗎？事實並非如此。

　　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間並不完全一致，黨不一定就代表人民利益。正確的認知應當是，人民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黨所做工作就是實現黨、國、人民之間利益的高度統一，而不是黨所作所為，天然就代表人利益，這種觀點也不具有天然性。

　　蘇聯恰恰是走向了這一邏輯誤區，他們認為蘇共所做出的一切決定，就是在天然代表國家和人民利益，所以蘇共的一切決策都是正確的，人民不許提反對意見，誰敢反對，誰就是反黨反國，就是人民敵人。蘇聯在黨國不分的這條道路上，貫穿始終從未改變。

　　如果再拿21世紀一個經典例子，那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徵收房產稅的問題，國家的一切利益為全民所有，無論是土地還是房產，人民同時具有所有權和使用權，而對人民本身就具有的這兩項權利中的使用權徵稅，這是典型的違憲。

　　從政府的角度（國家角度）看，政府徵房產稅有利於財政增長，符合國家利益，但是卻損害了人民利益，所以人民反對；而黨始終代表人民利益，所以正常邏輯上，黨和人民在房產稅的徵收問題上，觀點和利益都應當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房產稅遲遲推不出來的原因。

　　黨需要在國家和人民彼此利益上進行平衡，但這一平衡，不能突破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不能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則哪怕對於國家有利，也不能推行。因為損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在損害黨的利益，損害國家的長遠利益。

　　在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搞出一個房產稅的政策話題，並且還有一群人在努力的推動，這件事本身不是一個簡單的事，這麼明顯的違憲，違背黨、國家和人民根基的政策，一堆研究馬列的，他們看不出來？那麼多高階知道分子，政策專家看不出來？這就很奇怪！

　　最終，還是一堆百姓在網上大聲疾呼，強烈反對，這才導致房產稅的話題，始終沒有定論；而若有一天，這個政策真的通過了，並且開始對全民進行房產稅徵收，那麼只能說明一點，這個國家體制，正在向資本主義體制進化，任何說辭也掩蓋不了這一事實。

　　老總解釋了一番中國農村新集體體制的由來，搞得米高揚很難受，因為中國的政策，正是基於與蘇聯土地所有制不同，而形成的新政策。

　　蘇聯的土地是全面國有的，是全民所有制，而中國分為國有和集體兩種所有制，但同樣是全民所有制，中國正在全國推行的農村新集體體制，並不沒有動所有權，而是使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