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來聊天群 第118章

　　【老程：讀者千千萬，每個人偏好不一樣，比如我就愛看《重生之我在晉察冀》，覺得這本書寫得特別好。】

　　鄧大姐搬了一個凳子，坐在總理身旁，她看到群裡說的援共文，看得直樂呵，總理見她發笑，便問道：“怎麼了？”

　　鄧大姐指著手機，笑道：“他們說的那個援共文啊，我和安娜同志都看過。”

　　“寫了些什麼？”總理問道。

　　“五花八門什麼都有，主要是改變歷史走向。”鄧大姐說道：“不過這些人裡馬列思想水平沒有一個過關的，更多是歷史修正主義。”

　　總理拿著手機略作沉吟，說道：“這類小說題材的出現，說明未來的年輕人中，相當一部分還是非常擁護黨的，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個好現象。”

　　鄧大姐點了點頭，笑容收斂了起來，說道：“那個時期發生的歷史太多了，一些…。”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總理立即抬手打斷：“這超出了你的工作範疇，有些話不能說，不要說，更不能討論。”

　　鄧大姐連忙收聲，總理見她被自己打斷話，情緒有所變化，便說道：“你說的那些事情，主席都知道了，書記處的同志們也都知道。這些年，主席帶著大家正在努力的調整。新中國有如今的局面，就是主席克服了歷史所帶來的。”

　　總理抬起眼神看向窗外，默然道：“沒有人想發生那樣的事，包括主席自己也是如此，大家都想不到後來會發展成那樣，可有些事情，不是靠個人一廂情願就能改變的，就比如中組部的問題。”

　　鄧大姐說道：“饒、安二人鬥得很厲害。”

　　總理輕呼一口氣說道：“主席知道他們在鬥，可那是老革命，大功臣，只要沒有犯原則性錯誤，就不好處理。”

　　“可這樣下去也不是個事啊。”鄧大姐又說道：“建國才幾年，搶權抓權的事越來越多了，上上下下都想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當年革命時，根本不是這樣的。”

　　總理拿起手機，翻起了聊天資訊，喃聲道：“主席有他的考慮，事情總會解決的。”鄧大姐聽到總理如此說，便也沒有再繼續話題，畢竟這些事情，夫妻間私下談談實屬正常，但是絕對不能公開討論的。

　　總理看了一會聊天資訊，大概瞭解了情況，這比看那些專業資料和論文快得多，接著他把手機還給了鄧大姐，而後接過登記薄在上面親筆做起了記錄。

　　完成之後，總理向她說道：“我國現在的文化作品太少了，型別更少，給你們0號組一個任務，把未來小說型別總結一下，看看每種型別大概都寫了些什麼，不要搞複雜了，簡單點就好，我想著讓文化部也按這些型別，展開全國徵文活動。”

　　這個任務並不複雜，鄧大姐當即應了下來，不過幾日時間，0號組就把工作完成了，而文化部的申請拔款報告也正好打上來，總理將情況向主席進行了彙報，而主席則給文化部寫了一張簡條批示。

　　上書：文化建設工作要做好，要多寫一些反映時代、反映無產階級，廣大人民群眾熱愛的優秀文學作品，文學創作的型別也要豐富一些，可以適當放寬一些，以此增加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

第180章 兩相矛盾

　　全國各項工作都在順利推進，而去蘇化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環，隨著新疆最後一塊棉田完成採摘，全國秋收工作全部結束，1955年農業水利新修大會戰又再次開啟了。這是一個大建設時代，人們充滿著無盡奮鬥精神與激情，彷彿永遠不知疲倦一般。

　　不是人們不知道累，而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整個國家上下一心，國家領袖以身作則，率領人民以‘改天換地’的氣勢，誓要將這個落後的國家發展起來！人們看到了一群完全區別於滿清和民國的革命者們，他們把人民放在心上，與人民打成一片共同勞動，人民受到了鼓舞。

　　新中國成立後，用三年時間完成了恢復，而後三年展開了全國大建設，六年時間過去了，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百姓也許不是很清楚，但是發生在身邊的事是實實在在的，他們看得見摸得著。

　　六年以來，採用新型水稻和小麥種植法，使得水稻平均畝產從建國時的68公斤，發展到了166公斤，翻了2.4倍；1954年雙季稻開始在全國推廣，水稻全年產量再次增加。小麥平均每產從產43公斤，增加到了112公斤，翻了2.6倍。

　　六年以來，全國推行新舊品種馬鈴薯種植及種植法，使得馬鈴薯平均畝產從不足200公斤，發展到平均畝產1056公斤，翻到足足5倍餘！其中新品種馬鈴薯平均每畝達到1700公斤！而採用化肥種植的新品種馬鈴薯畝產更是高達2000公斤以上，可謂收穫滿滿。

　　糧食關係到全國人民的飯碗能否端得穩，而棉花的生產則關係到人民能否穿得暖，新疆小拐墾農場是全國最大的新品種棉花試驗種植田。四年以來，該農場從最初的30畝，發展到了兩萬畝，棉花產量從不足30公斤，增加到了122.7公斤，翻了4倍餘！

　　基於新品種棉花和馬鈴薯高產且試驗穩定，農村工作部決定於1956年在全疆全面推行新品種的種植，而全國舊棉種用新型罐種法及施肥基礎保障，棉花平均畝產也從20公斤，增加到了54公斤。

　　1955年，是新中國基本解決缺棉問題的一年，而隨著糧食產量的增加，全國人民迎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好時代。

　　西北的百姓那怕在閒時，也開始吃起了白麵饃，這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而南方的百姓，從過去的閒時兩稀一干，變成了閒時兩幹一稀，飢餓的時代，弗如一夜之間就遠去了。

　　黨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黨護在懷裡，黨獲得了人民的無限擁護，威信前所未有，因為人民的感觸是最直接也是最深的，人民看到了碗裡高高堆起的白米飯，沒有什麼比吃飽飯，來得更真切的。

　　然而，11月中旬的年度財經會議卻是開得相當沉默，不是因為國家發展得不好，而是成就來得太突然，讓人有些不可思議。

　　財經委會員通報，1955年中央財政年總收入達362億人民幣，全國工農等業國民生產總值（GDP）達1277億，是新中國剛成立時的3.5倍（超過1962年水平）。全國進出口總額突破90億人民幣，約合36餘億美元（超過1970年水平）。

　　私營工商業方面，全國個體工商業戶登記總數約500萬戶，其中個體商戶411萬餘戶（含長期攤販）；個體作坊55萬餘戶（3人及以下含養殖戶）；私營工廠32.5萬餘戶（3人以上）；全國最大的私營工廠職工總數達到四千人，其中五十人以上的私營工廠總數約1.7萬家。

　　不知不覺間，一切都改變了，特別是大量私營工廠的存在與發展，他們彌補了計劃體制導致的生產不協調的問題。國家來不及計劃或者計劃不及時的，私營工廠自主經營，自主生產，有力的促進了社會工商業品的豐富。

　　過去短缺的針頭線腦、手帕肥皂等民用物品，私營作坊和工廠都在生產，而他們對於原料的需求，又直接或間接的促使，國家不斷的調整計劃，以滿足生產需求，雙方在互較中實現了互補，這種局面甚至連國家都沒有反應過來。

　　原因很簡單，國家計委看的是往年資料，再製訂新一年度的計劃，可是隨著資料不斷增長，國家計劃自然跟著調整，於是社會生產所需的物質不斷增加。

　　但隨著生產不斷擴大，又造成了新的供需不足，計劃又不得不再跟著調，可以說私營工商業的存在，倒閉著計劃體制不得不進一步完善。

　　私營工商業的存在，形成了一批新增就業，分擔了國家一部分青年的就業矛盾，但生產原料供需不足始終是一個問題，而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計劃永遠落後一步，這使得大量私營工廠，無法進一步擴大經營。

　　財經會議一結束，陳芸就找到了總理，向他反映了私營工商業的情況，他向總理說道：“全國32萬餘戶私營工廠，若原料充足，供應不斷，再解除價格限制，那麼只需幾年時間，其中起碼有四分之一，都能增長為20人以上的中型規模工廠，將會帶動超130萬人就業。”

　　“這還只是工廠方面，工商業、服務業是同步發展的。”陳芸說道：“工業生產規模擴大了，商業和服務業也會隨之擴大。製造業每增加一個崗位，可帶動社會工商業兩到三個崗位，也即能帶動260至400萬人的新增就業。”

　　總理說道：“也就是說，現在的體制，制約了私營工商業的發展。”

　　陳芸點頭道：“現有計劃體制，是以前一年計劃資料匯數及來年計劃分配而制訂，可實際的生產需求是不同的。造成一些原料或裝置過多供應，而另一些供應不足，這個矛盾自實行計劃體制以來，就一直反覆出現。”

　　“另外就是現有的價值機制仍舊不合理。國家去年調整後，從對私營工商業20%的增價比例下降到10%，這使得今年的全國消費市場大幅增加，市場異常繁榮，可價格受控，又對私營工商業發展形成了制約，規模難以擴大，而且價格也不能反應實際市場價格。”

　　“就以布料為例，我國棉花的供應總體是充足的，可是中央計劃中的鋼鐵、煤碳產量不足又使得紡織機械的生產數量不足，面對高漲起來的棉布消費，國營和私營紡織廠的生產都跟不上，布匹又成為了搶手貨，市場實際價格從國有定價的0.2元每尺上升到了0.27元每尺。”

　　由於個體戶和私營工商業沒有被全面合營，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的日益繁榮，城鎮居民的收入可見的增長了，消費也就跟著長了起來。老百姓過去一年到頭捨不得做一件新衣服，可如今做新衣成為了正常需求，對布料的需求必然的增多了。

　　布料還只是其中之一，像農具、基礎日用消費品的需求量都在迅速增長，甚至高階消費品，如收音機、腳踏車、縫糿機也跟著增長了起來，那些有條件的城市個體戶，買一臺縫糿機支個攤子或鋪子，就搞起了縫縫補補或制新衣的工作，可以說各行業的各類需求都在增長。

　　過去國家面對這些增長，能做的就是不斷調整計劃，增加配額外的生產，可計劃如何能趕得上變化？既然趕不上，那就只能搞憑證，憑票供應。

　　如今中央的書記們都知道，這種搞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是對國家工商百業發展形成阻礙，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調整計劃體制，放寬配額限制，增加供需生產；二是全面解禁對個體和私營工商業的價格限制；三是增大外部資源獲取。

　　但這三者本身就是矛盾的，計劃形象點說，就是畫了一個圈圈，要求各行各業都在這個圈圈裡完成，可這個圈圈根本無法滿足，一個擁有近六億人口大盤子的實際需求，哪怕是不斷的及時調整計劃，也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個體和私營發展得越快，對國家計劃體制的衝擊就越大，若進一步實行限制，那麼他們就難以獲得更大的發展，國家經濟增長、工業發展、社會就業等全方位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和制約，這就是所謂‘前三十年’發展中存在的矛盾。

　　共和國成立六年了，國內早已從戰爭的硝煙中走了出來，社會的穩定促使了工農商經等業的全面發展，而個體和私營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各業對資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直接造成了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體制之間的矛盾，僅僅幾年時間就顯現了出來。

　　聽完陳芸的講述，總理說道：“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對計劃經濟體制實行改革，但現階段我們仍舊不能這樣做。現在國有企業的發展剛剛走上了正軌，盤子總體上還不算太穩固，沒有公有制經濟作為基礎，想要一步邁進市場經濟，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國家的根本，不能實行這一條，那麼國家對於社會經濟的控制就將失效，中國就有可能蛻變成私營資本主義佔主導地位的形態，這是在動根本，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陳芸當然知道這些，他說道：“我是贊同對個體和私營經濟做出限制的，這幾年國家也一直在這樣做。”

　　“那你是什麼想法？”總理問道。

　　陳芸沉思片刻，便回道：“國營的地位不能動，國有經濟還要進一步發展，因此要緩解當前局面，最好的方式還是要加大資源開採。一年八千萬噸煤夠什麼用，明年至少要提高到一億噸；初步估計到1960年時，年產五億噸恐怕都不夠用了。”

　　總理點了點頭：“我國今年的煤碳總產量為7500萬噸，從朝鮮進口了1300萬噸，從國家實際需求來說，這個量確實還不夠，明年全國估計需要1.2至1.4億噸煤。”

　　“還有鋼鐵。”陳芸說道：“我國鋼鐵產量為300萬噸，這一資料和曾經沒有多少變化，國內的鋼鐵缺得厲害，雖說與日本貿易換來了一些，可自己的產量上不來，靠買鋼鐵，成本太高了。”

　　中日貿易開展以來，日本已累計向中國出售了60萬噸優質鋼鐵，並從中國換取了大米、大豆、小麥、石油等急需物資。靠著從中國的物質輸入，日本國內迅速解決了糧食危機，這使得日本經濟得到了更快的發展，而中國剛好缺鋼鐵，雙方因此形成了貿易互補。

　　總理蹙著眉頭說道：“鋼鐵是個大事，確實需要解決了，總不能再搞大躍進，大煉鋼鐵。”

　　談到歷史二人陷入沉默，最終還是總理開口道：“國內石油不缺，實在不行，就拿石油到英國去換一座鋼鐵廠回來。”

　　陳芸說道：“這要花不少石油啊。”

　　1955年，全國石油產量達到1300萬噸，而全國實際用油量約260萬噸，也即一千萬噸都用於出口，這筆石油的價值為1.4億美元，是國內目前對外最為堅挺的外貿物資。

　　國內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用石油作為貿易貨物，畢竟這東西挖一點就少一點，可是國家依舊還很窮，全國到處都在建設，到處要用錢，而錢從哪裡來？不用石油換，就要用糧食換，可國內的糧食雖然增長了，但是糧食同樣是外貿的唯二重要物資。

　　農業國家要工業化，除了賣糧食、賣礦產別無出路，曾經新中國的一二五建設靠的就是全國大規模徵糧，在滿足國內工業建設需求的同時，大量用於對外易貿，可以說新中國的工業化，就是靠糧食撐起來的。

　　現在國家除了糧食、稀有礦產、稀有金屬，還有了石油、新型藥品、可樂等額外的貨物商品交易，這確實讓如今的新中國，比歷史上節約了大量的糧食，國家每年因此增加了約1.7億美元的額外外匯，而這些在歷史上都是不存在的。

　　這些錢又進一步促進了國內的工業等建設，國家的發展也因此加快，但開展的建設實在是多，要錢的地方仍然多，國家缺錢的總體形勢依舊沒有大的改變，唯一變化就是國內百姓的日子比歷史同期好過太多了，社會進步飛速，市場一片繁榮。

　　面對陳芸的感嘆，總理說道：“不解決基礎原材料的生產問題，其它調整都是枉然，但你說的也是事實，計劃體制的問題，也確實需要做出一些調整。”

　　總理說道：“過去兩年，我國的計劃體制，強調控制一切，大到原材料生產、加工，小到國有企業的計劃生產，什麼都被計劃控制，而計劃又趕不上變化，才出了這麼多問題。”

　　“因此。”總理說道：“總體計劃可以不變，但計劃的方式可以變一變。計劃的重點，不該是要求所有國有企業年度要生產多少，而是要重點把控關鍵原材料的生產供給，至於國有企業本身的生產，可以適當放開一些限制，這樣也可以讓國企逐漸適應市場，以免將來突然改革，大家反應不及。”

　　陳芸接連點頭道：“總理這個方法好，我贊同這樣做。”

　　總理卻是說道：“計委的事，還是要通過高副主席，到時我跟他談一談。這個調整，不僅涉及計劃工作方法的轉變，甚至方針都要跟著變一變，其中還涉及到國有企業調整的問題。”

　　這一招下來，計委要從過去控制一切，到控制重點，等於是在放權了，而其中涉及到國有企業上面，放寬計劃生產控制，不僅縮小了計委權力，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都要跟著變，好在國企廠長負責制剛推行不久，還沒有形成後來那種教條局面，一切都還來得及。

　　結束會談，總理給高岡掛去了電話，雙方約定時間後，他便來到了東交民巷8號。會客廳中，總理向高岡講述了一應情況，而後說道：“當前的計劃體制，已經出現了這些問題，還是需要做出一些調整，不知高副主席是什麼看法？”

　　總理是給了高岡極大面子的，因為職務上看著，高岡比總理高半級，但二人實則都是正國級，而且總理是五大書記之一，地位上完全是平等的，權力上總理實際上要比高岡大一些。

　　高岡抽著煙想了一會說道：“計劃經濟體制是國家的根本體制，在這個上面若是動作太大，是不是有些問題？”

　　總理回道：“並不會動搖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只是做一些調整。現在的情況是，不調整的話國內的工商業發展就將會進一步受到制約，這對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也不是很有利。”

　　如果放在以前，總理這樣說話，他必然會在心中極為不快，可是自從1952年，主席與他長談之後，他知道總理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而且也知道了主席的一些內心看法，包括對蘇聯的看法，所以他其實並不反對調整，他不願意的是，自己的權力隨著調整會越來越小。

　　高岡明面上管著計劃，但實際上計委又放在國務院，實則是受雙重領導，高岡對計委的工作有指導權，可最終的決策權又需要與國務院商量，而在具體的執行上，則由國務院說了算，所以高並不能做到過去那樣在計委工作上一言堂，這讓他很難受。

　　位置看著很高，堂堂副主席，可是真正能做決策的事沒幾樣，現在總理又來和他談計委調整的問題，如果真的按總理說的實行了，那麼計委就等於完全被國務院控制在了手了，所以這不是事情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權力分配的問題。

　　高岡沉默的吸著煙，不再說話，而總理耐心等了一會，便又向他詳細的解釋了起來，各訴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但高岡始終沉默，只到第二支香菸抽完，他才向總理說道：“這個事情，還是要了解清楚，再此之前還是不要輕易動。”

　　總理明白了他的心思，便點頭道：“那好，高副主席什麼時候想明白了，請再通知我。”說完便起了身。

　　高岡這才笑著起身道：“行，讓我好好想想。”

　　高岡這一想就到了十二月，國家開始了保障春節生產的重要任務，全國各地工廠都在加開馬力生產著，可全國生產資料供應又一如既往的出現了老問題，而為了保障首都和大中城市需求，解決的對策還是過去的老辦法，集中保障城市，農村暫且靠邊。

　　總理實在是等不了了，於是便又找到了高岡，尋問他考慮得如何了，但這一次高岡的回答很直接，他認為這個調整，有動搖計劃經濟體制之嫌，涉及到全國根本經濟體制的大問題，而且這個調整，明顯偏向個體和私營經濟。

　　高岡對總理說道：“這樣的調整，究竟是在支援國營經濟，還是在支援私營經濟？過渡時期總路線講的建立國有經濟為主導的路線還要不要？”

　　高岡這是明確反對總理的意見了，但總理也沒有多說什麼，畢竟這已經不是政策調整問題，而是上升到了政治路線的問題，根本還是在於中央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解釋上。

　　過渡時期總路線講‘國有經濟為主導’，關鍵在於‘主導’二字上，國家沒有取消個體和私營經濟，但也沒有說大力支援兩項經濟的發展，而總理建議做出的調整，不僅直接對計劃經濟體制下手，而且還加大了對個體和私營經濟的扶助力度，在高岡看來，其方式在政治路線上存在疑問。

　　政治路線是大事，任何一項政策，哪怕是調整政策，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認為其是正向的，也可以從中找出疑問，證明其是有問題的，如果上升問題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可以成為路線問題。

　　高岡沒有贊同總理的調整觀點，其原因就在於此，他不想本就不多的計委權力再被分割，所以他直接扯起了‘路線’大旗，可他不知道，如果是在曾經的歷史上，總理根本就不會提出這樣的政策調整措施，但如今是不同的，因為中央核心的國家發展思路，早就定下來了。

　　眼見高岡這邊走不通，總理便不再猶豫，而是向主席進行了彙報，談了他的看法。

第181章 政策策劃

　　“…這個調整設想，目的在於進一步釋放國有和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動力。”菊香書屋裡，總理向主席講述了他和陳芸商討的情況，但並沒有說高岡不同意調整之事，因此在總理看來，他是向主席彙報的，而不是來打某人小報告的，這樣的事，總理不屑於去做。

　　主席聽完總理的彙報，略作思考，說道：“基礎原料供應不上，國有和私營企業的生產也跟不上，這就說明是有問題的，既然有問題那就要解決，國務院有什麼具體方案？”

　　總理說道：“國務院的初步設想是，把國有企業進行一個分類，把基礎原材料如：煤碳、鋼鐵、棉花、蔗糖等基礎工農業原材料歸為一類。”

　　“這類企業要重點強調計劃，而這個計劃是由計劃委員會與財經委員會根據國家市場宏觀需求來確定計劃指標，而不是現在這樣，以為國有需求為主、市場需求為輔的計劃指標。”

　　“也就說，要讓國家資源開採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制訂宏觀計劃，而不是現在這樣的具體計劃。”主席總結道。

　　總理將頭一點：“是的，就是這個意思。”接著又說道：“把基礎工商業生產劃為一類，國有工廠計劃生產限制要適當放寬，讓他們參與到市場當中去；私營工廠的生產資料分配比例要增加，而這就需計委宏觀指標來解決。”

　　國家現有的計劃體制與蘇聯完全一致，即以國家制訂一個總的計劃指標，而後分解到相關單位，集體聯動來保證指標的完成。

　　打個形象的比喻：國家年家度要求煤碳生產一億噸，這個總計劃指標定下，而後分解到全國煤碳生產單位，每個單位再製訂具體的指標。由燃料工業部負責實行生產，而機械工業部則負責裝置製造或引進，其它相關單位配合，來實業指標的完成。

　　表面上看，這似乎沒有的問題，關鍵就在於，這個指標的制訂上，它雖然部分根據了國家整體宏觀工業和經濟發展、市場發展來制訂的指標，但沒有國家宏觀戰略的支撐，因為在指標制訂上，根據的是上一年度或過往年度指標總結及下一年度指標推算而來。

　　在具體的實施上，指標完成分解以後，各生產單位按指標生產，完成了指標，就等於完成了任務，其生產不能反映國家宏觀實際需求，而是計劃需求，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這就好比一張試卷，總分數是固定的，而是分數分解，同時也是需求分解。

　　整個計劃指標圍繞國有需求為主，一切原材料生產全部由國有控制，分配上也是國有為主，佔了絕大部分，因此現下的國有與私營製造業的實際情況是，滿足了國有需求或超額生產的部分會有一定比例分配給私營製造業。

　　原材料上是如此，基礎材料也是如此，目前國內的大多數私營企業，實際上命脈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比如紡織工業，私營紡織廠的棉紗八成為國有工廠提供，1954年紡織工業公私之爭之後，國家進行了調整，要求國有工廠提高給私營工廠的配額，但總體形勢並無改觀。

　　私營工廠需要更多的棉紗和機械來擴大生產規模，可是國家計劃指標分配上的限制，又使得他們難以快速擴大，很多企業實際上不是沒有擴大規模的需求，而是在等國家的分配指標下來，沒有指標就拿不到更多機器，沒有機器就生產不了更多棉紗或布料，情況就是如此。

　　主席思索著說道：“今年全國五百萬中國小畢生的就業就是個問題，國有工廠安排不下這麼多知識青年，私營工廠有能力，卻又受到了限制，這個情況和歷史同期如出一轍啊。”

　　總理微微點，不過卻是說道：“情況還是要比歷史上好得多，今年的五百萬畢業生中，大約有七十萬進入國有企業，約二十到三十萬從事個體工商業，約三十萬進入私營工商業，另有十二萬人進入教育行業體制內，剩下的三百多萬自殖雎贰！�

　　主席沉聲舒氣道：“青年就業安排不下，就只能號召他們到農村，這又給農村增加了負擔，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向。”

　　主席顯然已經穿透歷史，看到了這其中的矛盾，過去因為全面國有化，導致1955年的五百萬知識青年工作安排不下，主席因此發出號召‘廣闊農村大有可為’，因此開啟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造成這種情形的根本原因，還是國家體制的限制。

　　為了解決就業，國家不得不擴大國有工廠規模，可是國有規模越大，國家需要養的人就越多，財政的壓力也就越大，而國有的盤子還沒有建得那麼大，個體和私營經濟又被廢了，導致國有生產的工商業品銷售不足。

　　同時，國家為了支援國有工業的發展，國有企業之間的許多稅都是免除的，比如流通稅就不存在，國企之間的交易，不收任何稅賦，這又導致國家財政收入難以增長，為了增加財政，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市場商品流通和交易稅，導致商品價值居高不下，矛盾就此產生了。

　　國家為保障就業，擴大了國有企業的規模，而財政養的人多了，企業成本上升利潤下降，而市場銷售又不暢，工人的工資同樣難以提升，導致自己生產的工商業品，自己買不起，而國家為了養工人，又不得不加大對農村的徵稅，這導致農村也買不起大多數基礎工業品。

　　現在的情況，比歷史上要好太多了，大量的個體和私營工商業的存在，使得社會的銷售渠道沒有被破壞，隨著它們的發展，銷售渠道得到了進一步拓展，就業渠道也不再是過去只有‘端鐵碗’一條路。

　　全國個體工商業從業人員已經突破一千二百萬，各類服務業人員三千多萬，所以五五年畢業的五百萬知識青年，嚴格的說至少一半人還是能找到餬口的工作，只是很多工作知識青年不願做，在他們看來，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脫離農業勞動，否則這個書就不白讀了。

　　不僅知識青年如此看，老百姓家庭也是同樣看法，這是一種基本的利益思維考量，畢竟家中一個孩子讀書，就等於少了一口勞動力，而家庭還要出糧食和錢供養，結果幾年書讀下來，還是要回到農村種田，請問這樣的書誰還願意讀？

　　曾經知識無用論，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發生了，特別是千萬知識青年下鄉之時，國家到一些地區的農村調查，農民就說‘讀了書還是要回來種田，讀書有什麼用？脫褲子放屁。’這番言論，就是百姓對於讀書最真實的看法。

　　可國家要發展，就得需要大量知識分子，而他們培養出來以後，就業又難以保障，這就是很大的矛盾。1956年，面對知識青年就業形勢非常不利的局面，總理到東北等全國各地視察，他看到的是大學生們對於就業和前途的迷茫。

　　總理在東北一所大學操場上與同學們席地而坐，他對學生們講，國家現在的就業形勢確實出現了困難，而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國家工業發展還不夠，而大學生又大規模的培養了出來，所以造成了就業矛盾，總理向學生們講真話，講實話，實事求是的態度，迎得了學生們的理解與愛戴。

　　現在同樣的情況出現了，而總理就是根據對歷史的分析和未來國家解決發展過程中就業問題的方向，提出了他的見解。

　　總理說道：“國家現在還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就已經出現了知識青年就業矛盾的問題，將來一旦推行義務教育，大約五到九年，就會增加幾百萬到千萬知識青年，這個就業矛盾會更大，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重點不在國有企業，而在私營工商業及社會服務業。”

　　“國有企業用於保障國家工業基礎盤，保持國家核心穩定，但國有企業掌控一切的做法，最後的就結果，就會造成國家整個發展的困境。1958年大躍進時期，是我國國有工人在職人數最多的時期，工人及公職人員總數5194萬，其中國有工人約40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