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旧报拾荒人
“我根在香港,相信明天會更美好。”
第229章 抄底進展
黃家豪的這句話,第二天就登上了天天日報的頭版。
標題不算花哨,簡簡單單一行字:“我根在香港,相信明天會更美好。”
但正是這份樸素,反而讓它在當天的報攤上格外顯眼。
隨後幾天,這段話在香港媒體圈裏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討論。
《明報》在社評中引用了黃家豪的話,認爲“在人心浮動的時刻,這種明確表態具有穩定情緒的積極作用”。
文章指出,1982年以來,資本外流、信心下滑成爲困擾香港的頭號問題,此時本地企業家站出來說“根在香港”,本身就是一種有份量的信號。
《成報》則把焦點放在了黃家豪的慈善行動上,評論道:“與其說他在說話,不如說他在做事。
從慰問報攤從業者到捐贈新界農村小學,這些實打實的動作比任何口號都更有說服力。”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買賬。有評論文章質疑這是“做秀”,認爲黃家豪不過是在利用慈善爲自己樹立形象。
但這種聲音很快就被淹沒了。原因很簡單,在香港經濟最黯淡的時刻,願意真金白銀往外掏的人,畢竟不多。
《星島日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寫了一篇題爲《誰在說“相信”,誰在說“再見”》的文章,把黃家豪和那些悄悄撤資的財團做了一個對比。
文章寫道:“一邊是日本銀行收回貸款,一邊是本地企業家加大投入。
一邊是有人棄定金而逃,一邊是有人捐學校、訪報攤。嘴上說‘香港再見’的人很多,真正敢說‘我根在香港’的人,太少。”
這篇專欄被不少人傳閱,甚至在一些寫字樓的茶水間裏成了熱門話題。
有趣的是,普通市民的反應比媒體更直接。天天日報的讀者來信欄目在接下來一週收到了大量來信,絕大多數是支持黃家豪的。
一位住在深水埗的讀者寫道:“聽到黃生那句話,我心裏踏實了一點。這年頭,還有人願意說根在香港,不容易。”
也有報攤主接受採訪時說:“黃生來我們這裏慰問那天,我本來以爲是走過場。
沒想到他真的一個個攤走過來,問我們每天幾點出攤、家裏怎麼樣。這個人,是真心把我們當人看。”
輿論的熱度持續了大約一週。有人把黃家豪的表態與恆隆放棄金鐘項目的新聞放在一起解讀,認爲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一個選擇撤退,一個選擇堅守。
黃家豪本人對此沒有再做更多回應。他只是在那天的會議和活動結束後,像往常一樣回到辦公室,繼續處理下一件事。
但天天日報的總編輯心裏清楚,那句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公關話術。
因爲在活動之前,黃家豪就叮囑過:“不管寫什麼,別誇張,別煽情。就那句話,簡簡單單說就行。”
有些話,說一遍就夠了。信的人自然信。
黃家豪的公開表態,不僅在媒體和市民中引發討論,也悄然引起了港府層面的注意。
1983年初的香港,正處在一個微妙的時間節點,一連串事件讓社會情緒繃得像一根隨時會斷的弦。
剛剛履新的總督尤德深知,在這個關鍵時刻,港府必須展現出足夠的治理能力和掌控力。
安撫民心、穩定預期,是擺在桌面上的頭號課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家豪這位在金融、地產、傳媒、影視、慈善多個領域同時發力,並且公開喊出“根在香港”的本土企業家,自然而然地進入了港府的視野。
不久後,黃家豪收到了一封來自港府的正式邀請函。尤德總督希望在禮賓府與他見面,聽聽他對香港未來發展的看法。
會面的那天,天氣晴朗,中環的街道上灑滿了冬日少有的暖陽。
黃家豪乘車抵達禮賓府,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穿過走廊,步入一間陳設典雅的小型會客廳。
尤德總督已經在裏面等候,見到黃家豪進來,起身握手,寒暄了幾句。
尤德是職業外交官出身,說話客氣而剋制。
落座之後,他沒有繞彎子,開門見山地表示,港府非常重視本地工商界和民間人士的意見,尤其是在眼下這個時期,“希望黃先生能暢所欲言”。
黃家豪也沒有客套。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略作沉吟,然後談起了自己最關心的教育問題。
“總督先生,香港的大學教育嚴重不足。”他說得很直接,“現在香港的有錢人也好,中產家庭也好,大多數把孩子送到海外去讀大學。
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哪兒都有,就是不在香港。”
尤德微微點頭,沒有插話。
黃家豪繼續說:“這看起來是個教育問題,實際上是個人才問題,更深一層,是個歸屬感的問題。
年輕人從中學畢業就離開香港,在海外生活五六年甚至七八年,接受的是外國的教育、外國的價值觀、外國的思維方式。
等他們畢業了,要麼留在當地不回來,要麼回來了也很難很快融入香港的土壤。”
他頓了頓,加重了語氣:“香港要長遠發展,必須有自己的高等教育體系。
要有能夠培養本地人才的大學,讓香港的年輕人不需要離開家就能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
尤德聽到這裏,身體微微前傾,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黃先生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嗎?”
“有。”黃家豪說,“我建議港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儘快規劃籌建一所新的大學,以科技和工程爲導向的大學。
香港的工業需要升級,製造業需要技術人才,而目前香港本地幾乎沒有培養這類人才的機構。
這所大學可以叫‘香港科技大學’,定位要高,標準要嚴,目標是建成亞洲一流的理工類大學。”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出了第二個建議,這一次他的語氣裏多了一點笑意:“還有一個建議,可能聽起來有點特別,我建議港府考慮成立一所‘藝人大學’。”
尤德微微一愣,隨即露出了饒有興趣的表情。
黃家豪解釋道:“香港的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在整個東南亞都有影響力。
但我們的藝人大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靠的是天賦和摸索。表演、舞蹈、聲樂、主持、幕後製作……這些都需要專業教育。
成立一所專門培養演藝人才的學校,既能提升香港娛樂產業的整體水平,也能爲年輕人提供多一條出路。
長遠來看,文化產業是可以爲香港創造巨大價值的。”
他說完這番話,會客廳裏安靜了幾秒。
尤德沒有當場表態,只是低頭在筆記本上記了幾行字。
寫完後,他抬起頭,語氣諔┑貙S家豪說:“黃先生的意見很有啓發性。
教育確實是香港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同時也需要社會各界鼎力支持。”
黃家豪當即回應:“放心,一旦尤德先生決定推進,我旗下的慈善基金一定第一時間站出來支持。”
此時的香港,法定大學僅有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兩所。
在黃家豪的前世記憶裏,尤德在任期間先後推動創辦了兩所高校:城市理工(即城市大學的前身)和演藝學院。
他還曾倡導成立香港科技大學,但那所大學最終要到1991年才正式開學,香港培養本土科技人才的進程因此延誤了好幾年。
這一世,黃家豪希望這一切能來得更早一些。
會面結束後,尤德親自將黃家豪送到門口,再次握手告別。
黃家豪走出禮賓府的時候,天色已經微微偏西。
他坐進車裏,關上車門,對前排的祕書說了一句:“教育這件事,沒那麼快,但總得有人先提出來。”
車輛緩緩駛出禮賓府,匯入中環的車流中。
…
…
…
弘利置業
香港這座城市的繁華表象下,暗流正在湧動,樓市自去年第四季度開始降溫,到如今已是寒意逼人。
不少中小地產商資金鍊緊繃,市場上瀰漫着一股山雨欲來的氣息。
但今天這間會議室裏的氣氛,卻是截然不同,黃家豪開場就切入正題。
“新的一年開始了。今天請大家來,主要是商量一下今年公司往哪個方向走。
我的看法概括起來很簡單:今年的大環境是別人在‘退’,我們恰恰應該‘進’。
當然,具體怎麼佈局,還得一步步想清楚。”
他話音一落,底下好幾個人都不自覺地笑了。
不是因爲話好笑,而是那種感覺實在太暢快了。
外邊不少同行連自保都難,做事縮手縮腳,他們弘利卻因爲老闆一直以來的判斷和定力,反而底氣十足。
財務總監梁博濤摘下眼鏡擦了擦,笑着說:“老闆,你是不知道,上禮拜我參加銀行業的一個酒會。
幾個相熟的經理都在抱怨,說現在地產商來貸款,他們都不敢批。唯獨我們弘利,銀行是追着問要不要融資。”
“可不是嘛。”李國基接過話頭,“前兩天我路過灣仔一個地盤,去年恆基還跟我們搶過的那塊地,現在擱在那兒不動了。
看門的阿伯跟我說,承建商三個月沒收到工程款。”
黃家豪微微點頭,臉上沒有太多得意之色。他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
這間會議室裏坐着的,是他從創業初期就帶過來的班底,跟着他少說也有四五年了。
在這個人心浮動的年代,能留住這樣一支隊伍,本身就是一種信心的證明。
“好了,閒話少說。”黃家豪放下茶杯,“李經理,你先彙報一下過去兩個月土地儲備的收購情況。”
李國基翻開面前的文件夾,清了清嗓子:“以佔地面積計算,我們一共收購了10.2萬平方尺的‘新界換地權益書’,代價是4500萬港幣。
這批權益書主要集中在新界北區,位置還不錯,未來如果政府發展新市鎮,價值會翻幾倍。”
他翻過一頁,繼續道:“另外,我們還收購了4個地盤和地皮,佔地總面積11萬平方尺,總代價7500萬港幣。
這些地盤分別位於九龍城、深水埗和屯門,都是舊樓重建項目,拆遷難度不大。”
黃家豪插話問了一句:“可建樓面算下來多少?”
“以可建樓面計算,我們新增了約100萬平方尺的樓面儲備。摺合每平方尺樓面的地價成本,大概在120港幣出頭。”李國基抬起頭,語氣中帶着一絲得意。
“老闆,這個價格,放在兩年前連想都不敢想。82年的樓面地價動不動就三四百,現在直接打了三折。”
黃家豪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幾筆,沉吟道:“這樣算下來,我們目前總共持有多少儲備?”
“已經擁有可建樓面280萬平方尺的儲備地皮,平均成本每平方尺120港幣左右。”李國基翻到彙總頁,“總花費約1.2億港幣。其中有大約一半是用美元支付的,按6.5的匯率結算。”
會議室裏安靜了幾秒,每個人都在心裏默默算這筆賬。
建築成本加上各種稅費,撐死了每平方尺300港幣不到。
也就是說,弘利置業在這批土地上的綜合成本不會超過420港幣。
而即便是在當前樓市不景氣的環境下,市區的住宅售價也穩穩站在600港幣以上。
換句話說,這些項目只要建起來,利潤率至少在30%以上。
等市場回暖,這個數字只會更高。
“很便宜呀。”黃家豪的聲音打破了沉默,“但我看,收購得有些急了。”
李國基一愣:“老闆,現在的市場正是撿便宜貨的時候,錯過了這個村……”
“沒說要停。”黃家豪抬手製止他,“是放緩,不是停止。接下來速度緩一緩,步子放慢一點。另外,公司持有的美元要逐步兌換成港幣。”
這回輪到財務總監梁博濤露出疑惑的表情了:“老闆,美元現在挺強勢的,市場普遍預期還會繼續走高。這個時候換成港幣,是不是……”
“按我說的做。”黃家豪的語氣不容置疑,但隨即又緩和下來,解釋道,“不是全部換,是分批換。
每個月換一部分,到年中之前把大部分美元頭寸調整過來。記住,速度要慢,不要引起市場注意。”
他沒有解釋更多。有些話沒法說,說了也沒人信。
他清楚地記得,現在是1983年初,美元兌港幣的匯率是6.5左右。
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港元會經歷一場驚心動魄的震盪,到9月份,美元兌港幣會飆到8.36,最高的時候甚至逼近9.6。
那是香港人對貨幣信心最低迷的時刻,直到10月17日,港府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匯率固定在7.8,這場風波纔算平息。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把手裏的美元握到10月份再換,同樣的美元能多換將近20%的港幣。
但問題在於,弘利置業是一家地產公司,不是外匯投機商。
在這個節骨眼上持有大量美元,在市場上會釋放出什麼樣的信號?外界會怎麼解讀?股東會怎麼想?這些都要權衡。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港幣現金去抄底。
市場最恐慌的時候,纔是資產最便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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