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湖遇雨
旁邊的人操着河北口音，咬牙切齒地說道。
暴昭把玩着手裏的茶杯，笑了笑：
“一羣想當然之輩，我早就料到他們不可靠，正好將計就計。”
……
擂臺之上。
處於擂臺西側的卓敬望着隱藏在雲層中的初升朝陽，陷入了短暫的思考。
汪與立爲第一次出手所選擇的“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的這句話，非常的巧妙。
顯然對方出山後，是對當下學術界的種種思潮和爭論，有着起碼的瞭解的。
因爲這句話並非出自孔孟，而是出自荀子，頗有點“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意思……你們變法派的大儒們不是主張把荀子擡回儒家五聖裏面嗎？那好，我開頭就用荀子對於義利的觀點來反駁你們。
能駁回來你們心裏也得堵挺慌，因爲你們否定了自己人爲抬高的荀子的觀點；要是駁不回來，那好，我就直接就贏了。
事實上，這句話正是荀子的義利觀核心之所在，出自《荀子·大略》。
原文是：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慾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
意思就是義和利是人必有的兩面，堯舜也不能讓百姓不去追逐利益，但能讓他們追逐的利益不戰勝道義，桀紂則反之，所以說“義”能戰勝“利”就是治世，反之亦然。因此，天子不應當在意財物多少，諸侯不應該談論利害……
荀子大部分思想是符合變法的，但這條被單撿出來，那就是汪與立在拿荀子來赤果果地打變法派的臉。
不過，卓敬是何許人也，作爲大明第一才子一代目，他可謂是遍覽羣經，很快就找出了應對之術。
你不是拿荀子來說事嗎？好，那我直接拿“北宋五子”說事。
論斷章取義，單獨拿出對方所傾向的先哲的某一條話語來辯駁，誰不會呢？
卓敬淡然開口道：
“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此言自有解法，不需我來解釋，先賢早有定論。”
“橫渠先生有言，利之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针y言，不可一概而論……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這句話出自“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意思是利對於百姓來說是利，但是對於士大夫和國家來說，都不叫做利，是不能混爲一談的，所以說當政的人，只要恰當地滿足百姓的慾望和利益需求，那麼就不會存在社會混亂的現象。
用來解答汪與立的問題，就是說“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這個說法是不對的，最起碼來說是太過於絕對了，如果二者基本相等，不需要誰戰勝誰，那麼就不會出現亂世。而且對於百姓、士大夫、國家這三個羣體來說，同樣是“利”，但含義不同。
這裏面需要額外提一句張載說這句話的時代背景，畢竟哲學觀念都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而進步的，如果不提具體的時代背景就拿北宋的人說的話跟春秋戰國時期的人說的話進行對比，那就等同於刻舟求劍，是毫無意義的。
北宋時期，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三冗問題愈發嚴重，社會問題和外部壓力造成了我鐵血大宋急需大筆錢財來養數以百萬計基本毫無用處的廂軍和官員，並且向每一個鄰國支付每年不斷增加的歲幣。
簡單的來說，就是搞錢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得先修改一下傳統的道統理論，畢竟要是大家天天言義不言利，恥於搞錢，搞錢不道德，那怎麼過日子呢？義是沒法當錢花的。
所以北宋時期的“義利之辨”開始了，張載作爲關學掌門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錢的這一方，也就有了剛纔的那番話。
回到正題，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話語來回敬汪與立，從立題到立意，可謂是無懈可擊。
而且雖然理學通常主張“古人勝今人”，但荀子這個教出了韓非、李斯兩個徒弟的古人，在儒家體系裏顯然是有點特別的，所以汪與立也不好說荀子就比理學創始人之一、孔孟道統傳人的張載更對，否則《明報》斷章取義一下，明天頭版頭條就成了
——“金華學派掌門人師道先生認爲荀子遠勝孔孟”。
聽着臺下的一片喝彩之聲，汪與立聞言面色不變，蒼老的臉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來就沒指望靠着剛纔的出招直接秒殺卓敬這種級別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來，或者沒有相對完美的解法，其實才是怪事。
畢竟，義利觀是儒學的核心命題，都被各個學派在上千年的時間裏吵爛了，說句誇張的比喻，正反雙方辯手的答案若是寫在紙上，怕是比鵝湖裏的水都沉。
他靜靜地等待着卓敬的回合發起。
卓敬看着跪坐在當面的汪與立，輕輕開口說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
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躋身於廟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與吾言：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鄉里愁嘆之聲尚猶未息，百姓常有凍餓之虞，豈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義於天下乎？”
卓敬的反擊，是在說利和欲都是正常該談論的，光說利和欲，而不以禮規範，那麼其實是違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說“何必曰利”是過激的。
而下半段則是拿親身經歷舉例，老朱跟卓敬說過，“老百姓沒喫的，就算有禮義也白扯，教化不了”。
嗯，看得出來，這句話確實是老朱能說得出口的，畢竟他是有切身經歷的，一家人基本都被餓死了，自己也差點餓死，餓死的時候，禮義確實沒法當飯喫，所以老朱樸素的治國理念裏，對於這一點看的很清楚，反覆地給身邊的近臣提及，屬實是好心。
然後卓敬又問，如今百姓經常受凍捱餓，嘆息聲從未停息，難道是老朱沒有給天下施仁義嗎？
話裏話外拿老朱來當擋箭牌，可謂是跟鐵鉉在濟南拿老朱的牌位來阻止朱棣攻城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這也確實是老朱一貫的治國理念。
此言一出，汪與立頓時臉上一黑，心頭暗道好一個無恥小人，我枉當你是君子。
這怎麼反駁？難道要說老朱是錯的？命不要了？
朱棣自己說老朱錯了不要緊，可你一個外人要敢當着朱棣的面這麼說，我看你是嫌自己家裏的族譜太厚了。
汪與立陷入了長考。
樓上，朱棣聽了層層轉述的話語，和善的笑了笑。
只見朱棣向身後的朱高熾問道：“你覺得卓尚書能贏嗎？”
“不好說。”
朱高熾諏嵉卣f道：
“義利之辨儒家從董仲舒開始，便是強調‘正其義不制淅髌涞啦挥嬈涔Α瑥奈鳚h到北宋，主流的定義都是說要‘重義輕利’，而非絕對忽視‘利’，或者‘義’與‘利’相對立……如果汪與立拿之前的說法，避開糾纏，尋本溯源，是有機會扳回來的，如此一來兩個回合的試探算是結束了，汪與立很有可能出殺招，接下來萬一卓尚書接不住，就有可能會輸。”
在儒家傳統的義利觀，也就是漢儒的主要觀點，從《鹽鐵論》（在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爲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爲另一方，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的大辯論）以後，就是“義利兩有”，但是“重義輕利”。
也就是說，漢儒既承認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主張對於人們追逐利益的行爲通過道德的準繩來評價，同時要求儒士“恥於言利”……漢儒還是相對務實的，不攔着人們搞錢，但是對搞錢不給予高評價。
朱棣微微蹙眉，反問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後，‘義’與‘利’相對立？”
“是。”
“爲何？”
“啊這……”
還能因爲啥？
當然是因爲完顏構建炎南渡以後，拋棄父兄，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岳飛，簽訂了《紹興和議》，宋金兩國東以淮河中流爲界，西以大散關爲界，從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來，鐵血大宋的三冗問題就被神奇地解決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財政情況極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學家們不需要面對搞錢的壓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對着“利”指指點點，甚至將“義”與“利”、“天理”與“人慾”徹底對立起來。
至於燕雲、兩河、關陝、中原、山東、淮北等地的漢人百姓，都說了“南自南，北自北”，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你陳亮想倡導事功之學，收復中原，那我一定要把你駁倒、駁臭。
哦，忘了說了，辛棄疾那首著名的《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裏面的“陳同甫”，就是事功之學也就是實學的代表人物，陳亮。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夢裏想去吧。
所以，漢唐－北宋－南宋，關於“義利觀”的思想脈絡轉變，便已經是一目瞭然了。
漢唐的主流是“義利兩有，重義輕利”；北宋有張載主張“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不可一概而論”，也有二程主張“和於義乃能利物”；到了南宋朱熹則是極爲偏激地主張“君子只見得義，小人只見得利”。
而這一切哲學思想的轉變，都是因爲時代背景不同而產生的，與時代的經濟條件密不可分。
事實上，當“義利觀”的轉變與時代的經濟條件緊密結合的時候……難道不已經是一種答案了嗎？
等朱高熾給朱棣解釋清楚的時候，汪與立也終於結束了思考。
一滴汗水從他的額頭滑落，墜落在團墊上暈染開來，汪與立的臉色已經有些微微發紅了，老年斑顯得異常刺眼，顯然剛纔的思考耗費了他大量的腦力。
事實上，辯經跟圍棋是極爲相似的，國手對弈，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絕非妄語，而像汪與立和卓敬這種上了年紀的老人相對跪坐辯經，還是在萬人矚目的環境下，對生理和心理更是雙重考驗。
不過卓敬的優勢是，他比汪與立更年輕，身體素質更好。
汪與立八十多了，他“才”六十多。
汪與立緩緩開口，聲音已經有些嘶啞：“二程有言，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然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人皆知趨利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前面的意思很簡單，不用翻譯，唯有汪與立的最後一句話，引用自《朱子近思錄·卷七》第二十六條，原文是：“孟子辯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後續同上）……”
這裏要注意的是，大儒辯經，引用的先賢話語絕不是隨便引用的，不是說覺得哪個應景，就用隨便拽一個，而是在回答得體的同時，都有着更深層次的涵義作爲給對手挖坑的陷阱，如果對手水平不夠品不出來，無法在回答時及時避開，那麼下一個回合，這個陷阱就會馬上變成殺招。
汪與立之所以引用朱熹的話，是因爲朱熹引用了孟子關於“舜、蹠之分”的話，而爲什麼孟子的話很重要，稍後再解釋，先說朱熹這句話的主旨涵義，也就是朱熹把重點放在了“間”上，朱熹認爲這個“間”，說明舜、蹠二人相距不遠。
意思是說，孟子對於義與利的關係區分的並不是很遠，一般情況下對於義、利二者的判斷，只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時存在於人心，因而說天下之常情是俗人的通用標準，而聖人則從不計較利害，也就是在義與利之間不做計較。
換言之，就是巧妙地用朱熹的解釋，繞開了卓敬拿老朱當的這面擋箭牌。
所以翻譯結束，汪與立是想說，像大明太祖高皇帝這樣的聖人，凡事只以“當爲或不當爲”而定，從不想“利”，因而雖然太祖高皇帝說了“利”，但這個“利”其實不能狹隘的理解爲利害，只是他作爲皇帝要當爲，所以才說。
另一側的觀邢�
“原來是這個意思。”
經過了曹端的解釋，之前慘敗於他手裏的江南士子，方纔恍然大悟，而後愈發慚愧了。
“若非您的講解，我恐怕根本聽不明白師道先生話語裏的深刻含義。”
另一名士子感嘆道：“那是自然，也就是師道先生處驚不亂，卓尚書的提問太過兇險，有些小人之心了，畢竟陛下就在旁邊看着，若是稍有不慎，無法完美地繞開太祖高皇帝，給出合理的解釋，恐怕陛下一怒，金華學派都會化爲齏粉。”
“師道先生的機鋒非止如此。”
同樣在下面觀邢菹⒌母哌d志冷不丁說道。
“還有別的含義？”這回連徐老都有些驚訝，因爲他也僅僅想到了曹端剛纔那個維度，沒意識到這裏面還有更深的涵義，而徐老看着曹端毫不驚訝的樣子，心裏更是升起了幾分異樣的情緒。
曹端是在不懂裝懂，還是他早就看透了，只願意恰到好處地解釋一層涵義以免顯得自己太過優秀，引來更多地妒忌？
“當然。”
高遜志資歷夠深、地位夠高，他不在乎這些，裝逼就完了。
他淡淡地解釋道：“孟子所說的舜、蹠之分，有個典故想來你們都聽過，也就是孟子說，聞雞而起，孜孜不倦行善的，是舜一類的人；聞雞而起，一刻不停地求利的，是盜蹠一類的人。因而孟子說，二者只在義利之間。”
這不是什麼生僻的典故，在場學理學的，當然都聽過，所以他們顯得有些費解。
“您的意思是？”
“這是孟子說的。”高遜志看似說了一句廢話。
“那又怎樣？”
見腥藢嵲谟掴g，曹端悶聲解釋道：“道統。”
當曹端開口後，方纔有聰明人陸續明白了過來。
道統！
這裏便是說，孟子地位提高並非宋儒搞的，而是中唐的韓愈搞“古文邉印睜懥嘶謴偷澜y，重視《孟子》一書，主張提高孟子的地位。
韓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思想，原文太長，簡單來排序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死後，道統失傳。
到了北宋，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不同，雖然慶曆新政的時間更短，但范仲淹和歐陽修是有水平的，他們開始急劇地抬高孟子的地位，來統一當時理學誕生前的混亂思潮。
而理學繼承了韓愈的“孟子道統論”，王安石更是將孟子政治地位提高，親手把孟子抬進了配享孔廟的行列。
所以，汪與立給卓敬挖的坑，就是等着卓敬順着他的話反駁孟子的說法，從而把道統論拋出來壓人的同時，再以王安石變法來隱喻今日姜星火主持的永樂新政，後續的殺招，一定是藏在這裏面的。
當然了，汪與立的殺招到底是什麼，高遜志和曹端也很難猜出來。
但毫無疑問的是，第一場辯經擂臺賽，經過漫長的互相試探、較量，馬上就到了殺招見勝負的時候了。
就在這時，隨着天邊的海東青落地，幾名逡滦l從詔獄裏疾馳而出，隨後慌張地棄了馬，通報之後，直接登樓覲見朱棣。
“陛下不好了！”
前來彙報的逡滦l百戶舉着手裏的紙條，汗水已經快要把自己浸潤的模糊了，等他登樓見到朱棣的時候，嘴脣都在劇烈的哆嗦着。
“怎麼了？慌慌張張成何體統？！”
朱高燧訓斥道。
逡滦l百戶臉上的笑比哭都難看，他剛要開口，就被朱高燧示意噤聲，來不及解釋什麼，手裏的紙條直接被朱高燧奪了過去。
朱高燧匆匆瀏覽一眼，登時面色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