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四、明春在全國推廣農民自留地馬鈴薯種植，以彌補小麥、水稻大規模減產的糧食不足。”
“五、由中央撥款從蘇聯及東歐國家等採購抽水泵、機，並在今冬開展全國性基礎水利建設，多挖溝渠、水塘儲水，為來年抗旱作準備。”
1953年是一個災年，好在現在有了0號組，每年發生啥事都能提前發現並預防，別看這只是基礎訊息，但對於國家來說，它的價值是巨大的，就說‘霜打麥’的補救、馬鈴薯種植和及水利設施的提前準備，不僅能為國家減少損失，還能恢復百姓的信心。
當年，這裡還有一個原因，1951年推著全國土改的推進，人民爆發出極大的勞動熱情，全國糧食產量在這一年獲得了大豐收，而1952年全國糧食再次豐收，達到1.64億噸，不過現在才八月，秋收尚未開始。
第114章 提前規劃
頤年堂裡，會議還在繼續，總理作為政務院一把手，他的工作做得是細緻的，既展現了問題也給予瞭解決對策，主席因此給予了肯定，他說道：“政務院的這個工作方法很好，問題講了，對策也有了，這樣的工作方式要多推廣。”
少琪也說道：“現在很多幹部都還是在被動的聽從上級指令，工作主觀能動性這方面還沒有建立起來。當然，這也與黨員幹部由革命都向革命建設者轉變的一個時期，要把這種主觀能動機建立起來，也還需要一些時間。”
主席點了點頭，說道：“少琪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方面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全國現有的247萬幹部中，3.1%都是文盲，這個問題確實需要解決。”少琪吸著煙想了一會，繼續講道：“有兩個解決方向，一是繼續加大幹部學校的建設和幹部的培養；二是加大夜校開辦，對基層幹部進行掃盲、政治知識學習和國家政治政策條令條令例的學習。”
“全國文盲率達八成，這個問題也要解決啊。”朱老總提醒了一句。
主席緩緩吸起煙：“繼續要搞，那就一起來大搞。要對全國文盲幹部和文盲群眾，進行全國性的掃盲邉印Ｎ铱催@個事就由政務院牽頭，儘快擬製開展‘全國掃盲邉印恼撸髂昃鸵菩邢氯ァ！�
早在1945年全國七次大代表會上時，主席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就指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民主政治協商的《共同綱領》中更是明確指出：‘要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1950年9月，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召開，大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
1951年的1月，全國職工業餘教育委員會成立。到1951年底，全國有170餘萬工人參加了學習。僅僅一年時間，到1952年3月就徹底消滅了全軍的文盲，可謂成績斐然。5月份，教育部又發出了開展‘速成識字法實驗’的通知，至今已經開展三個月了。
總理做完記錄，駐筆說道：“河北的‘速成識字法實驗’取得了良好效果，我看明年初就可以在全國推行了。關於全國性掃盲邉拥拈_展，還是要到1953年底再來開展。”
總理進一步解釋道：“明年春，全國各地災害情況較多，農業搶救和社會平穩是大事，整個上半年都沒有開展的時間，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要種冬小麥，因此11月下旬再來開展較為合適。”
“那就明年底吧。”主席說道。
總理沒有點頭回應，而是說道：“我這裡還要再通報一下1954年的情況，這也是一個災年，初夏時節，淮河和長江下游都發生了罕見的特大洪水，導致京廣鐵路中斷100天，受災人口近三千萬，淹沒耕地近億畝，倒塌房屋超千萬間，因災害死亡人口50到70萬間。”
“這次大水後，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蘇等受災地區，只到數年後才恢復了過來，災害給地方和全國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總理彙報完，書記處會議室裡已是一片安靜，只有香菸吸動的滋滋之聲，良久之後，少琪說道：“損失太大了，這場災情必須要提前預防。”
“得想想辦法。”朱老總說道：“中央的救災委會員組織機構還是過於薄弱，應當要進行加強。”
主席認真思考了一番說道：“光‘救’是不成的，還要‘防’，重點是‘防’，因此中央救災委員會要進行調整，在全國廣泛的建立‘減災防災’動員體系。這個工作今年就要做，明年必須完成。”
總理點頭道：“就未來經驗來看，國家建有‘減災防災救災委員會’負責全國統籌；建立‘國家應急管理部’，負責全國突發災情救援統籌；而各省則建有‘省應急管理廳（局），作為災害發生後的地方最高應急管理機構。”
“這些機構涉及的面非常廣，從災情預防、監測、救援等都有專門的負責部門，比如防汛抗旱就歸地方水利部門管理，成立有各地‘防汛抗旱’指揮部。”
“我國現下還無法建立如此專業而細緻的管理部門，但確實可以成立從國家到地方的工作委員會和指揮部。就以1954年的大水為例，4月災情發生，而到5月大災來臨之時，江蘇才成立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反應速度慢了許多。”
“還有全國基本的災情預防工作也做得還不夠，汛、旱監測與反饋相對滯後，而這兩類是重點災情，因此可以趁明年災情之機，在建立全國系統性‘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同時，開展全國汛旱監測工作，把每個縣的基本情況掌握在手，形成速度災情資訊反饋。”
“至於1954年的洪災，將依託未來《中國災情報告》和《中國災情年鑑》的相關救災舉措，提前進行物資準備及人員撤離，爭取把損失降到最低。”
“另外就是各地的水庫和城建設方面也需要調整。”總理說道：“河南舞陽石漫灘水庫的教訓就十分慘痛，這座水庫於1951年4月建設，7月完工並投入使用，但是1975年，由於颱風暴雨，水庫蓄水遠超預期，再加之水庫建設時的不合理，導致了極其嚴重的潰壩事故。”
“城市建設方面，就以武漢為例，原本有127個湖泊，而為了城市建設需要，把其中的89個都給填了，最終導致武漢一有大雨城中必澇，形成了城市汛災的死結。”
“還有城市裡的排水洩洪河渠、管網建設也存在問題，全國許多城市為了方便，把城中河道、主要洩洪渠給填平，把千年智慧和自然條件，形成的城市防洩條件，在盲目建設下被廢棄，使得全國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大雨即成澤國的情形。”
“全國許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都對防澇工程的認識和建設不足，這個問題在武漢、鄭州等城市顯得猶為突出，將來全國的城建，這一問題應當引起重視。”
主席說道：“一步步來吧，先把明後兩年的災情難關度過去，關於石漫灘水庫的問題，如果能補救就補救。”
新中國早期在水利和城市建設方面，造成諸多不足的主要原因，還是當時國內缺少專業的建設人才，而面對國家改變落後面貌、改天換地的急迫需求，這些工作又必須得做，要知道新中國前十年修建的水利工程，就是三千年來，中國大地修建水利總和的數倍。
過去中國的農業只能望天收，加之生態又極度脆弱，因此遇到一點災害，人民就變成了流民，如果遇到大一些的災害，那麼就會出現，人民為了求活，而不得不造反的情形，這種情況始終伴隨著所有的封建王朝時期，而新中國，就是再以一往無前的氣勢，終結這樣的歷史復現。
總理做下記錄，繼續說道：“下一項彙報，少琪同志批示的斯大林著作《蘇聯社會主義問題》，已經下發到全國幹部進行學習。”
5月份，斯大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著作第一版，其以‘文章’的形式在期刊連載以後，中國迅速將其翻譯回了國內。這部著作可以說是斯大林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認知的集大成者，別說中國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在認真的學習。
著作回答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規律的性質問題’，斯大林認為‘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他還認為‘人們既不能消除、廢除和改造經濟規律，也不能創造和制訂經濟學規律。經濟學規律隨客觀變化而變化。’
他還認為‘蘇維埃政權可以消滅和創造現存經濟學規律是完全不對的，不能把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跟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混為一談。’認為蘇聯的現有制度，不可能改造經濟學規律包括價值規律。
關於商品生產方面，斯大林同樣給予瞭解答：社會主義生產存在‘國有’和‘集體農莊’兩種形式，並且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早，早在奴隸時代就存在過，因此他認為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想違背。
而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規律問題，他同樣認為社會主義生產下，存在‘價值規律’，認定‘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認為‘價值規律存在著調節的作用’。
斯大林在文章中寫道：‘糟糕的並不是價值規律影響我國的生產。糟糕的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計劃工作人員，除了少數的例外，對於價值規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這種作用，不善於在自己的核算中考慮這種作用。’
在‘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體力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問題’中，斯大林又認為：蘇聯徹底的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因此這種對立也必然消失。認為工人階級不斷供給農民和農莊拖拉機等工業品，‘使得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變成了他們之間的友誼’。
他還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興起和發展，兩個陣營的對立，造成了世界市場的瓦解，而社會主義國家則可以通過互助合作來建立陣營的統一新市場，相對應的資本主義國家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市場，其經濟危機必然加深。
這部著作中斯大林還回答了許多經濟問題，而中國為什麼對這部著作如此重視，就是因為現階段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認知是非常高的，他在看待這一問題上，並沒有陷入極端對立狀態，而是展現了客觀認知。
比如，他承認‘價值規律’和各種‘經濟學規律’、承認‘集體農莊內每一農戶擁有個人財產。’並且對其集體農莊之外的‘副業’個人財產‘不限數量’。
少琪說道：“我研讀了斯大林的這些文章，其中所指的‘商品生產’僅限生活商料而非生產資料，而這一觀點與我國接下來要實行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存在著衝突。”
總理說道：“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要保留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私營經濟，那麼私營者是可以製造生產資料的，這就與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相違背了。這些天我要去蘇聯，將要向斯大林當面彙報中國‘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事項，如何解釋是個問題。”
蘇聯的個體經濟僅限於農戶自留地副業產出、部分個體手工業者或集體農莊市場的交易，而私營經濟則基本絕跡，中國要保留民族資產階級（私營經濟），顯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曾經‘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以後，到1956年，國內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同樣絕跡，而新的‘總路線’中，個體經濟會改造，但是許多還會保留下來，而私營經濟也將會在限制條件下得以保留和發展。
按照現有的理解，如果中國在過渡時期和結束後，沒有按照蘇聯的模式，形成新的‘個體經濟’，消滅‘私營經濟’，那麼中國就不是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說就是一個‘修正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要獲得蘇聯的認可，就得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上，向斯大林講清楚中國要做的工作，要實現的目標，而就如總理所說，這是與蘇聯當前體制和認知產生著明顯的衝突，除非中國的‘總路線’還是和曾經一樣，徹底的完成‘三大改造’。
“要不就來個拖自訣。”陳芸說道：“拖到明年斯大林離世後，我們再發布過渡時期總路線。”
“關於這方面，斯大林是一定會問的，到時我們要如何回答？”總理問道。
陳芸說道：“我國與蘇聯的情況是不同的，我查了一下蘇聯前期的資料：1923年時，蘇聯88.5%屬於私人所有或租賃??，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僅佔11.5%，其處於絕對領導地位，而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目前佔經濟的比重只有6.9%。”
總理說道：“但是個體經濟佔比達到71.8%，其中個體勞動工業產出方面佔比23%，國有經濟佔比19.1%，如果我國不對個體經濟進行改造顯然是不合適的。”
少琪說道：“現在有沒有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具體改造方案？”
陳芸回道：“有一個大致的框架。個體經濟方面：涉外商業公司除極少部分外，皆實行國有化；私營企業中的重點製造企業也全部公私合營，而後國有化，一般商品製造企業則予以保留，預計60-70%的私企會被保留。”
“全國私營工廠戶數有統計嗎？”主席問。
陳芸答道：“有的。1951年全國私營工廠統計數為141315戶，未來資訊顯示到1953年，全國私營工廠數為149571戶。”
“兩年之內就增長了八千多戶？”主席略感驚訝。
陳芸也嘆道：“是啊，私營企業的增長是很快的，按照這個增長速度，五年之後，將達到17萬戶以上，甚至可能會更多。”
主席嗞的吸起了煙，思考了一會說道：“70%這個比例還是比較高，降下來吧，降到40%左右。”
“具體怎麼降，還是要設一個標準。”總理略作沉吟說道：“我看不如也搞個經營限額，年經營達到30億元的，無論哪一類工廠，一律公私合營，30億元以下則繼續經營。”
陳芸搖起頭來：“這恐怕會嚴重打擊私營企業的經營積極性，我看不能搞經營額，可以按資產額合併重點企業標準來實行。比如，企業總資產達到一個數值，或者其是重點企業的，凡符合其中一項，一律進行公私合營，而那些小的非重點的私營工廠則繼續經營。”
主席思考了一會說道：“陳芸同志的這個方案好，可以調查一下，看看按此標準能留下多少私營工廠。”
陳芸抬起筆作下記錄，說道：“根據現有的統計預估，如果按資產總額30億元以上這個標準，大約有一半的私企都要公私合營，若降到20億元，側有六到七成都將公私合營。”
“具體還是調查後再確定。”少琪提醒道，而陳芸則點頭表示接受。
主席問道：“涉內的個體商業方面，怎麼辦？一起合營肯定不行，如果劃定經濟限額，那麼個體商人以後肯定不會越過這個經營額，這是在人為的製造銷售限制。”
陳芸說道：“涉外的商業公司因為失去了西方商品，基本只能國有化，而涉內的個體商業公司或批發公司，最佳的處理方式不是公私合營，而是採用恰當的稅收機制，在保證其商品利潤限制的基礎上，對其徵收合理的經營稅。”
“這方面蘇聯已經有個先例，他們當時採取的政策是，商品價格不得超過國營定價的10%，我看我們也可以這樣辦。”
少琪說道：“這些個體商業的佔比太大，如果不進行公私合營的話，國家財政的稅收能保證嗎？”
“會有一些困難。”陳芸如實答道：“個體商業公私合營後，其經營所得大部分歸於國家，而若不這樣做，那麼大部分利潤則會歸於私人。”
主席聽完二人對話後說道：“這樣搞沒辦法向蘇聯解釋，可以換個方向。比如，一般小吃店、小型零貨售賣店、攤販，一律不要公私合營，以此來保證市場的繁榮；諸如有較大規模的商店、商場、批發公司等一律公私合營。”
主席抬手一點：“可以按照種類、經營額、規模確定要不要公私合營，這樣做或許更合適，下面執行起來，也就有了明確的標準。至於以後要如何放開，那是三五計劃時期的事，這樣做既保證了財政收入，也保證了市場銷售和平穩。”
“簡單來說，就是‘確定種類、大中合營、放小經營。’”
主席之所以說要‘確定種類’，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比如一些關鍵或特殊商品的銷售，這類商店或公司可能沒那麼大，但是其經營種類和銷售、供貨渠道又特別重要，這樣的商店或公司就必然要公私合營，不能將其放任在外。
‘大中合營、放小經營’這個好理解，有一定經營規模且在重要街道店鋪，其雖不在種類之中，但是年經營額較高，那就要納入合營，至於那些小的又不再種類之中的自然就不管了，向小吃鋪、小吃店、一般雜貨店實在沒有合營的必要。
真要全部合營的，並不是好事，反而是壞事，這一點主席和幾位書記都是知道的。
第115章 新的路線
過渡時期總路線，一共涉及兩個任務：一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對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農業、手工業的集體化改造；二是，五年計劃方面。
過去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非常徹底的，個體經濟變成了集體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則完全被取消掉了，而現在新的總路線，仍舊是完成這兩個任務，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卻走上了‘修正’路線。
以個體經濟為例，城市個體經營，符合公私合營條件者將被合營。
以北京市為例，個體和私營工商業9.6萬餘戶,其中：私營工業6369戶,私營商業7.3萬戶,個體手工業1.6萬戶；若按新的合營標準，那麼私營工業中的六到七成、私營商業中的3萬戶左右、個體手工業中的七成以上都會被合營。
農村個體經濟方面，將會依託個體手工業、個體養殖業、個體作坊等建立農村合作社經濟，由於農村經濟發展過於落後，因此未來階段，對城市裡的改造與農村相比要低得多，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儲存城市的活力。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一次分配製度建設的過程，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把農村個體和私營經濟一棍子打死，從而導致市場消費不足的情形再現，這樣做雖然‘修正’，但也是沒辦法的事，要想提高消費，就得提高分配。
不想讓百姓手裡有錢，又想讓百姓消費，費這種邏輯在根本上就不成立，因而要百姓消費，就得讓百姓手裡有錢，就得讓利與民；要想讓工業生產規模增加，技術能有更多發展，那麼就得保留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這同樣是不得不做的事。
國家把個體和私營經濟，一律集體化，一律國有化，確實可以在短期內實行財政大量節餘，而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或者說實踐已經證明，僅僅兩三年時間，國內的生產、消費、分配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
特別是1960年，國內居民日用品、輕工業品，出現了嚴重的供貨短缺，肥皂、針頭線腦、布料、紐扣等等上百個商品全部缺貨，而在另一方面，國內的許多基礎工業品、重工業品，如：收音機、縫糿機、腳踏車等大宗商品，卻又滯銷，出現了所謂的‘通貨膨脹’。
這是一種假‘通脹’，實際情況是，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這些基礎工業品，而面對數億人口的龐大市場，這點子工業品、商品，其實根本就不購賣，造成‘滯銷’的根本問題就是，老百姓口袋裡沒錢。
國家要發展工業，所以財政要集中，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公私合營、國有化，然而這樣做確實解決了短期的資金缺口，但是這個‘短期’實在是太短了，甚至僅僅一個五年計劃，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面對這些歷史困境，主席和書記們，不得不做出‘修正’，可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說，蘇聯那裡是一道難關，中國並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來建設國家，所以新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不得不在條條框框裡找辦法。
然而，擺在面前的另一個情況是，中國所提出的辦法，無論哪一條，都不符合‘蘇聯模式’，都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制度，且更像是南斯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
斯大林當初捏著鼻子認了南斯拉夫，那是因為其在歐洲巴爾幹半島上特殊的重要地理位置，且南斯拉夫本身就是一個工業化國家，他們也不需要蘇聯什麼幫助，而中國則不同，當下的中國看似是一個獨立國家，其實很多事情上，不得不仰蘇聯鼻息。
如果說過去，中央並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未來出現了哪些問題，那麼‘蘇聯模式’自然是唯一選擇，可現在明明知道照抄‘蘇聯模式’並不行得通，卻也無法做出根本性的調整，那怕是較大的調整也受阻於蘇聯‘議建’。
也就是說，明知道是錯的，還不得不走上那條路，分明有改變的辦法，但是不符合蘇聯模式，為了爭取蘇聯援助又不得不做出妥協，這讓中央極其難受。
八月份，總理將再次訪蘇，他要向蘇聯上報‘一五計劃’草稿，還要向斯大林講述中國製訂‘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事，前者問題不大，而後者則是關鍵，如何說服斯大林，讓其接受新的‘總路線’是一個重大工作。
所以對個體和私營實行‘公私合營’的總方針不能變化，而能做的就是在其間進行有限的調整，但即變是這一點‘調整’，從蘇聯模式的角度來看，依舊是在走‘修正’道路，這場改造按蘇聯標準就是‘不徹底’的。
主席和四位書記商討了多次，最終想出了一個辦法，說服斯大林的辦法，那就是根據中國國情，在過渡時期進行‘階段性’的改造。一階段先把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改造到一個水平，如果國內沒有出現太大問題，二階段再進行徹底改造。一期為五年，二期三年，共八年。
也即1953至1957年為第一階段；1958至1960年為第二階段。
這個‘階段改造論’的目的，既是向斯大林表明中國正在按‘蘇聯模式’實行，其根本路線不會動搖；也是在向斯大林說明，中國在改造過程中執政上的謹慎性，同時也給了中國將來回旋的餘地。
到時，一階段改造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問題，那麼中國就可，以解決改造中的問題，來延長改造時間，還可用一階段改造的成果來證明階段改造成功，直接宣佈‘初步改造完成，進入社會主義國家行列’。
至於二階段改造要不要進行，何時進行，那時中國大概已經不需要再看蘇聯的臉色了。中國可以長期‘處於階段改造當中’，甚至直接丟擲‘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從根本上走上一條與蘇聯模式不同的道路。當然，這要看具體的國際局勢才能決定。
……
克里姆林宮，會談室裡，斯大林聽取了總理關於‘一五計劃’的方針與草稿，這份計劃裡，過去的101個專案，直接增加到了156個，由於這是與蘇聯專家們一同商議的，所以斯大林並無太多的意見。
但總理彙報完‘過渡時期總路線’，並指出‘中國將實行階段改造’以後，斯大林當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問道：“為什麼要進行階段改造？”
總理便將早就準備好的說辭命了出來，回道：“我國在採用蘇聯模式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本國自身的特點。就以個體經濟為例，其佔據中國70%多的經濟比重，如果猛然改造，很可能會造成經濟出現混亂，甚至是社會動盪，因此最好的方式是‘緩改’。”
總理又向斯大林解釋道：“我國總體經濟產出情況與蘇聯成立時也有不同，我國經濟主要來自於個體產出和農業產出，工業產出相對較少，而工業產出中，又以手工業為主，其民族資產階級佔工業比重不足7%，因此我國改造的核心，主要是商業其次是工業。”
斯大林思考了一會，問向一旁的柯希金：“主席同志，我記得蘇聯經濟體制在改造前，私人經濟佔據88%以上，是否有記錯？”
“是的，領袖同志，您沒有記錯。”柯希金補充道：“其中工業產出，佔據私人經濟的77%。”
斯大林看向總理問：“中國在工業產出上佔比多少？”
總理回道：“截止當前，中國工業總產出佔比工農業總產出的51.7%，其中國營產出佔總產出的67.3%；私營產出佔32.7%；全國國營零售業由14.9%上升到42.6%。”
“也就是說私營工業以佔比不足7%，創造了三分之一的產出利潤。”斯大林說道。
“是的。”總理點頭承認，但隨即說道：“正是因為這一比例較高，所以我們才決定在過渡時期的改造當中，應當謹慎一些，等到國營工業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發展壯大起來後，再考慮進行全面改造。”
“一五計劃期間，我國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主要是針對那些有一定技術和發展規模較大的工廠進行公私合營，最終將其變成國有企業，而對於一般的民用品、日用品生產的私營企業，則暫時不要改造，以免影響市場供貨穩定。”
“商業企業呢？”斯大林問得十分細緻。
總理答道：“涉外商業公司全部國營，涉內商業公司，我們也將按照一個標準去進行合營，除百姓小吃店、零售店、雜貨鋪這些種類不進行公私合營外，其中有較大規模或者在主要街道有一定經營規模的中型和大型商鋪、商場皆進行合營，對批發公司也進行合營。”
“這些批發公司合營後，其中的一部分將組建為‘供銷批發公司’，全國已建有供銷總公司，後續在全國各省、地、縣或自治州、縣建立‘供銷批發公司’和鄉‘供銷合作社’，以用進行全國商品批發或零賣活動。”
“對於那些私人經營的商店、攤販，則從供銷公司批發，國家將進行價格限定，保證物價的全國穩定。”
“這個價格增長比例是多少？”
“我們也是在按照蘇聯的模式進行，一般不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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