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主席說道：“三年前，不是已經提高了分配比例。”
總理點了點頭：“此前，確實做了調整，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過隨著這些個體和私營經營者，生意的不斷擴大，就開始了尋求更多的分配。一些人提出，要求他們和國營工廠、供銷社對半分或者完全一樣，因為這個提議沒有得到滿足，所以加入了鬧事。”
新中國成立後，工業進入恢復階段，這個時期，國家給予了私營企業較多的物資和保障，並幫助他們快速恢復了生產，但隨著國營企業的建立，國家的資源分配和政策都開始傾斜，一度給個體和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造成了影響。
一九五四年，國家進行了調整，並且明確了分配指標，其中國營企業佔70%，個體工坊和私營工廠佔30%；而在商業方面，個體和私營除國營包銷的外，同時也允許了他們自由銷售，而正是基於這一有利舉措，近三年來，個體和私營開始了大發展。
全國的個體戶、個體商越來越多，私營工廠數也增加了起來，到1955年底時，全國中等（20人）及以上私營工廠總數，還只有1.7餘萬家，到了1956年底，已經發展到了2.3萬餘家，也即過去一年裡，全國就新增了六千多傢俬營工廠。
於是問題出現了，生產材料、物資的分配比例沒有變，但企業總數卻陡然增加，生產材料根本不夠用。或許有人會說，生產材料既然不夠，那加大開採就是了，而現實是，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問題就在於，計劃體制反應沒那麼快，一年生產多少，是有指標的。
這個問題如果放在過去，必然又要界定為‘資本家的反攻倒算’，然後採用政治手段打擊，而現在中央高層看待問題，更多是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就像總理在彙報之後，就做了上述的分析，而主席聽完分析之後，也陷入了思考。
主席說道：“看來當前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從現實角度，影響了我國工商業的全面發展。”
總理點頭道：“確是如此。根據中央工商行政總局的統計，去年中等規模工廠，共增加了5866家，增幅比例較前年漲了34%；財政部彙報，全國私營工業稅收，較1953年翻了一番，全國工業產值佔比從1952年的32.7%，增加至47.3%。”
“按照這個趨勢已經發展，我想再過五年，私營工商業在全國總產值的佔比，可能又要恢復到1950年60%以上的水平了。”
要把私營比例降下去，那實在是太容易了，國家控制分配比例或者加大公司合營比例即可，而無論是總理，還是主席都知道，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這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的問題。
主席略有不滿的說道：“國營企業，掌握了全國生產資料的開採權和支配權，但他們的發展相較於私營企業來說，還是慢了許多，但這又是沒道理的，關鍵還是在於，這個體制存在一些很不合理的地方。”
主席並沒有說錯，這確實是沒道理的，國家的生產物資或生產資料，比如：棉花、煤碳、鋼鐵、機械裝置，甚至是高層次的工人，幾乎都掌握在國營企業手中，而且他們還有分配權。
國營企業生產的紡織機，優先供給國營紡織廠，私營企業得排隊，棉花、煤碳、鋼鐵等分配都是如此，而且這些生產資料也同樣是國家壟斷著的，私營企業只能被動的等著國家來分配，正常來說，國營的規模應當比私營增加得更大更快才對。
上游的國營企業控制了開採權，分配權，而下游的全國供銷批發則控制了中端的分配權，個體經營者，在整個生產與分配環節中，處理最底端，而後就是消費群體，但這裡同樣有國營商店優先分配，如此優勢佔盡，仍然發展相對滯後，這不是某個人有問題，而體制有問題。
掌握全國紡織機主要生產力的國營企業，他們想生產更多的紡織機，但是鋼鐵等材料的本年度供應，早在上一年度就已經計劃了，並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而全國鋼鐵短缺又是客觀事實。
特別是這兩年全國建設及經經濟的快速發展，全國鋼鐵的現有產能，已經對發展形成了嚴重的制約，這也是國家為何咬牙堅持提前發展寶鋼的原因，再不加大鋼鐵工業的投入，是真的不行了。
客觀原因是一方面，現實體制又是另一方面，國營工廠作為成品、半成品和基礎生產材料的提供方，他們內部實行的也是年度計劃，挖多少煤、生產多少布料或紗錠這都是有計劃的，而這種計劃又對整體宏觀需求判斷不足，如此又造成了供需短缺。
計劃本身沒有問題，但這個計劃需要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做好充分的規劃與準備，可市場是動態的，而現有的計劃方式又並不能反映真實的市場需求，不僅做不到，反而還制約了市場的發展，最終制約全國工商業和經濟的總體發展。
總理就說道：“目前，全國對私營生產資料的分配比例，已經達到30%，再繼續提高，將會直接動搖國營經濟的基礎，而這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主席點了點頭，問道：“你這邊有什麼好的想法？”
總理回道：“現有計劃體制還動不了，我想了很久，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在計劃外設定一個附額制。”
“什麼意思？”主席疑惑道。
總理說道：“就是在原有計劃之外，增加一個生產附額，而這個配額是彈性的，也是相對自由的，同時將附額制與計劃生產之間進行聯通，當計劃生產的實際需求不足之時，附額制就可自由增加生產，而當實際需足小於計劃生產之時，再拿配額製出來，調整生產。”
“簡單點說，就是生產不足，拿配額出來自由增加產量，生產多了，市場用不了，也可用附額製出來，直接轉產生產別的。”總理說道：“這個方法，並不能從根本改變計劃體制存在的問題，但是可以打破體制陷入教條。”
“另外，為了讓國營企業較好的執行附額制，可以適當的增加留存比例，凡是附額生產出來的利潤，較大一部分留於企業，有了好處，國企也就有動力了。”
主席吸起煙，思考了好一會，說道：“這裡有一個漏洞，這個附額制既然是自由的，那就是沒有一個比例標準，那麼就會有人，把生產計劃全都搞成附額制，從而增加利潤留成，或亂計劃一氣，然後說計劃不行，改成附額制，這樣一來計劃體制，就千穿百孔了。”
總理微微點頭，想了一會，說道：“那就設一個比例，附額生產部分，不得超過年度計劃的30%或40%，具體比例到時再研究。”
“那這個附額生產要不要層層審批？”主席又問道。
總理說道：“最好還是固定下來，若是層層審批，那麼這個附額制就沒有意義了，我所想設定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調節計劃與市場動態之間反映遲鈍的問題。”
主席又思考了一會，說道：“這樣做，還不如直接在計劃之中，設定一個自由配額制。比如給出一個20至30%的比例，這個比例之中採用自由生產與自由銷售的原則。具體如，某個企業一年計劃生產十萬雙鞋，其中八萬雙為計劃要求，其餘兩萬雙為自由配額。”
總理卻是說道：“但這樣一來，又與此前國營企業30%的對外分配比例重合了，現下國企在這個比例之中，是屬於接私營企業訂單的，而我說的附額制，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擴大國企的生產規模，若是直接納入到原有計劃之中，就失去意義了。”
主席吸了兩口煙，說道：“我想了下，還是你的這個主意更合理一些，那就搞個附額制吧，先找幾家企業試點一年看看，如果合用，那麼明年再推廣到全國。”
總理所說的附額制，更多其實就是計劃外的超額生產，只是過去的超額部分，依然屬於計劃生產的一部分，還是按照原有的方式進行分配，但附額制就不同了，等於將超額部分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可以自由生產，自由對接市場，而且利潤留存得更多，屬於有利可圖。
制度就是要考慮人性，以前的超額是有獎勵，但這個獎勵更多是榮譽，而現在直接變成了實際利益，同時由於附額制中允許計劃生產超過需求後，直接轉入附額制，不僅可以減少或避免因計劃教條導致的不必要損失，而且國營還能及時規避風險。
過去的計劃中，比如某廠一年生產十萬雙鞋，那麼就一定要生產完，至於賣不賣得掉，企業首先考慮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有沒有完成生產，因為計劃是政治任務，但若附額制加入，那就不同了。
比如某國營廠發現某產品難賣了，過去只能繼續生產，因為這是計劃的一部分，而現在就可立即轉入附額生產，就算年度生產計劃沒有完成，也沒有關係，因為有三成的附額是自由生產模式。
又比如，某國營廠發現某產品銷售極好，需增加生產，那麼又可以轉入附額制，原本年度計劃是十萬，現在可以生產十三萬，且也無須擔心材料供應不足，因為它的上游同樣採用附額制，有需求就能生產，賣出去的就能獲得直接利潤，所以這樣的制度，國企沒有反對的道理。
附額制的彈性就在於此，需求高了就增加，低了就減少，等於是對現有計劃生產模式，計劃規定範圍內放寬了限制，它沒有取消計劃體制，但是卻對計劃生產模式進行了變更。
就蘇聯模式來說，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觸及了計劃體制的根本，因為這一體制強調就是一切都必須納入計劃之中，而附額制則直接動搖了這種模式，但它在稱呼上，又不是‘配額制’，那樣看著就很目張膽的動搖‘計劃體制’了，因為附額是附加額度，至少文字上是如此。
總理之所以想出了這一招，其實靈感，就是來自於過去給個體和私營30%分配額調整，他進一步將這種做法進行了升級，不僅能緩解國營計劃生產愈發教條的問題，而且還為未來，全面市場化改革打下了基礎，因為國營廠自附額制實行後，實際上就已經直接對接市場體制了。
主席說道：“關於附額制的工作，國務院研究後，拿出具體方案去實驗。另外，國內工人鬧事的問題，要明確指出，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將其升級為立場問題。”
總理知道歷史上今年發生了什麼，反右邉訌拈_始到擴大，僅僅用了幾個月時間，但總理還是說道：“工人鬧事的問題，只要把制度規範、合理起來，就能很快解決，但民主黨派的一些言論實在是過頭了，所以我認為反右還是要反的。”
“右派也是事實存在的，不能因為擴大化了，就認為這個事情可以不解決。”總理補充道。
主席說道：“這段歷史資料，我前些日子又看了一遍，那個羅隆基要搞‘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罵我們是‘黨天下’，民主黨派裡的左派很少，多數都是右派，他們就是想通過這些事情，來試探，來挑戰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想學古代的門閥世家，獲得權力和話語權。”
主席呼了一口煙，說道：“我說，要正確區別人民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不是說這種行為，也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這些做法，就是階級立場問題，階級鬥爭不能擴大化，但也不能不搞，更不表示，階級鬥爭不需要，不存在了。”
“相反的，階級鬥爭一直存在，只是換了一個方式。”主席又說道：“這場反右邉影l生的原因，是內部與外部共同影響所導致的，內部的一些人士，包括黨內一些人士想抓權，而外部影響則主要是蘇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的影響。”
“一些人想借助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做法，來反對我這個人，但反對我，也只是一個目標。從根本上來講，他們還是想學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想搞三權分立，想實行多黨制執政。民主黨派裡的許多人，他們就是這個思想，所以這個右是一定要反的，但擴大化大可不必。”
總理說道：“反右邉又校夔云健⑴碚溥@些中央高階幹部，都表現出了過頭的‘左’，因此，這次反右，還是要提前打好預防針。”
主席吸起一根菸，思考了一會，突然說道：“曉平現在是總書記，作為黨的一把手，0號組這麼大的事，他不知道是不符合黨的章程的，我看書記處討論一下，還是要把這個事告訴他。”
總理點頭道：“下次頤年堂書記處會議上，可以向曉平宣佈。”
主席呵呵一笑：“到時候，他的尾巴恐怕要翹上天了。”
總理跟著笑了起來：“爭論歸爭論，曉平同志還是很有能力的，他在關鍵時刻，挽救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功績不能抹殺。”
主席微微點頭：“凡事一分為二的看待，不能因為一個事，就否定另一個事，那就陷入二極體思維，也就失去了客觀精神。”
總理說道：“下個月南斯拉夫的鐵托總統就要訪華，這是波、匈事件後，首個訪華的社會主義國家元首，而南斯拉夫的體制在蘇聯眼中一直有爭議，所以具體如何談，就非常的關鍵。”
主席卻是說道：“五項原則是我國外交基礎，剩下的該怎麼談就怎麼談，至於蘇聯的反應，也不要過度考慮，如果我們今天否定南斯拉夫的做法，那麼將來我國還如何實行經濟改革？所以，我國要尊重南斯拉夫基於自身國情而選擇的發展道路，這個態度也要鮮明。”
總理微笑道：“鐵托能主動訪華，確實讓人意外，一直以來，別國元首不先到南斯拉夫訪問，他是不會去的，這一點倒是與我國一樣，但現在他卻主動來訪華，看來歷史變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自中南兩國建交以後，關係一直很好，但這確實不足以讓鐵托放下面子主動訪華，而他之所以來，其實還是因為中國這幾年所表露出來的改革意圖，比如農業集體化政策、農村集體體制建立，包括中國與歐洲不斷緩和的關係，這都讓鐵托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過去南斯拉夫因為取消計劃體，實行工人自治制度，而成為了陣營公敵，使得南斯拉夫既不能容於東方，又不能容於西方，處境十分的尷尬，一九五五年時，南國重新回到社會主義陣營，但是鐵托知道蘇聯一直看自己很不爽，而他看蘇聯也同樣不爽。
如此一來，南斯拉夫就需要一個有足夠分量的國家來中和蘇聯，而又不會讓蘇聯感到威脅，那麼這樣的國家就只有中國了，這也是中南未建交前，南國就一直在國際場合立挺中國的原因，而現在的中國改革意圖明顯，政治與外交也更加開放，無疑符合鐵托的口味。
但促使鐵托決定訪華，還是因為中英貿易協定的簽訂，這個協定可以說震動了整個西方陣營，南國做為東西陣營的中間地帶，鐵托親醒的認識到，中國未來必然改革，而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也必然全面緩和，對於南國來說，處理好中國與歐洲關係，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顯得猶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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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章 對其解密
頤年堂，書記處會議室，一場會議正在召開之中，只見主席說道：“中央書記處的職能是進行政治戰略和國策戰略的討論，但0號組這件事很特殊，而曉蘋現在又是黨的總書記，黨領導國家，這件事對他隱瞞是不合適的，所以我才有了這個提議啊。”
陳芸當即說道：“對黨隱瞞，這本身就違背組織原則和紀律，0號組的事，我看曉蘋同志還是要知道的。”
少琦思索道：“以曉蘋同志現在的身份，應當告訴他，只是我們現在所做的許多工作，實則借鑑了不少他那個時期的經驗，這個事情總要給個說法，否則我擔心曉蘋同志心裡會有想法。”
老總微微點頭，看向主席說道：“少琦說的這個事，確實是一個問題。”
主席卻是樂呵一笑，看四位書記說道：“他能耐大，乾的好嘛，我們都要學他，這不是好事情麼，他心裡能有什麼多想的。”
見主席打起了趣，大家也都笑了起來，而主席吸了一口煙，笑容也收斂了起來，說道：“大家舉手表決吧，同意的請舉手。”
就如主席所說的那樣，曉蘋作為黨的總書記，他應當知道這個秘密，而幾位書記也都知道這一點，所以也沒啥好反對的，不過這件事實則還有一個隱藏話題，大家都等，但也都心照不宣——向曉蘋公開這個秘密，除了組織的紀律和原則外，還有一個接班人的問題。
主席的這個做法，從某種層面來說，他已經在考慮接班人問題了，而曉蘋顯然已經在主席心中排在了第一位。
曉蘋明明反了主席的執政路線，但主席還是首先考慮他，這多少讓人有些難以理解，其實也好理解，因為政治是冷靜而冷酷的，不能隨意被個人情感所左右，曉蘋的問題確實不少，但他的宏觀決策正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決心堅定堅，挽救了黨和黨的事業，這是事實。
如果把這段歷史更具體一些，那麼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了，而中國仍然活著，不僅活了，而且發展成了經濟、工業、軍事、科技等全方位超一流的國家，這是成果，必須要肯定。
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新中國發展過程中雖出了一些問題，但總體還是平平順順過來了，覺得事情本就該這樣，而現實卻是，這是一系列社會實驗、革命實踐與正確抉擇的結果，它不是天然就必須是這樣的。
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年中，新中國基本上完全模仿蘇聯經濟體制，可發展了二十年，結果是啥？工業基礎是發展了起來，可是城鄉差距被進一步拉大；國家經濟是在增長，可分配體制卻又嚴重不合理；社會總體的公平性，多少也還是有所缺乏的。
進入七十年代，國際形勢也起了變化，所以主席有了改變的想法，最終緩和了對美關係，而國家體制中存在的不合理之處，他知道，但他已沒有時間來改變了，或者作為一個執政者，無論正確與否，他必須將自己的路線堅持到底，這叫有始有終，古往今年的執政者都是如此。
就像漢武帝晚年，他也知道自己長期發動戰爭給國家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但是他依舊堅持，哪怕晚年，他下了罪己詔，但仍然沒有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他當然知道這樣做，會讓自己的名聲更好，可那就等於在證明，自己以前的決定全錯了，這是任何一個執政者都不能接受的。
況且，任何一項國家戰略或政策，最忌諱的就是不能始終如一，所以一旦決策下達，就必須堅持到底，半途而廢所造成的影響極大，有時候甚至會起到破壞性作用。
如果將主席執政時期，作為‘前三十年’進行一個劃分，那麼這個時期，國家在重大戰略上的決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問題出現在了內部治理方面，而內部又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響，很多事情不是不做，而是做不了。
五八年時，主席曾經考慮過，對外實行有限開放，允許華人、華僑及友好國家來華投資，但隨著中蘇交惡以及國家建設全面公有制經濟的需要，最終並沒有能實現，這就是內外部因素共同影響所造成的結果。
那時，臺灣還沒有解放，蘇聯為了‘三和’美國，主動拿臺灣問題向美國交投名獎，對此主席很憤怒，這才是中蘇交惡最核心的原因，而兩個超級大國為了暫時性的媾和，都對中國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國家開放’無異於天方夜譚。
若中國跪下來，僕從於蘇聯的命令，那麼中蘇關係當然可以繼續友好，國家搞對外‘開放’也沒有問題，可這是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尊嚴作為代價的，主席顯然絕不能接受，所以是為了錢卑躬屈膝，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尊嚴，站著當個人，主席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
任何選擇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於是蘇聯人把專家撤走了，援助也停了，中蘇關係由此交惡並最終走向決裂。面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壓迫，中國的外部環境極其險惡，此時根本不可能搞開放，所以這些事情，不是主席想不到，而是現實環境根本不允許。
臺灣問題，就是中國的七寸，長期以來對中國國家政策，甚至是戰略，造成了極大的困擾，而當主席穿越歷史，看透了其中的關鍵之後，他不顧斯大林的態度，堅決做出瞭解放臺灣的舉動。
一九五零年，朝鮮戰爭沒有爆發之前，美國其實是放棄臺灣的，而斯大林則意識到了臺灣是中國門命所在，所以他並不支援中國對臺解放戰爭，而主席則堅決要打。
主席第一次訪蘇時，他在莫斯科與斯大林非公開會談時，就說‘臺灣一定要解決’，而當時的斯大林卻‘好意’提醒臺灣之戰不好打，但主席則堅決的回覆道：‘做好了幾十萬登臺部隊全部犧牲的準備。’見主席態度如此堅決，斯大林知道，這場仗中國是打定了。
不過，斯大林仍然不在意，他甚至在私下對莫洛托夫說：‘毛很狂妄，也不聽話，讓他受到一點教訓是必要的’，然而世事總是變化的，沒想到中國為了解放臺灣，居然和英國勾搭，英國還把登陸艇和巡洋艦賣給中國，這下讓斯大林亞麻呆住了。
斯大林是個極聰明而又敏感之人，他知道中國為了解放臺灣，已是無所不用其極，而若蘇聯還是坐看中國失敗，那麼以毛的性格，他必定從此蘇聯記恨下，甚至由此全面開放與西方的關係，而這對社會主義陣營是極為不利的。
斯大林左思右想，一直等到中國軍隊解放完金門、海南，幾十萬部隊做著渡海前的一切準備，這場仗已經打定了，他才終於鬆了口，表示願意給中國提供必要的協助，這才有了蘇聯給中國提供登陸艦、掃雷艦、發動機等裝備物資的情況發生。
因為，斯大林不能看著中國真的敗了，那樣的影響將是非常大的，不僅會挫傷社會主義陣營的氣勢，而且蘇聯若坐看中國失敗，其對自身的威信也會受到影響，所以解放臺灣的戰爭，斯大林是被中國用犧牲一切的決心，強行架著支援的。
臺灣順利解放，中國的七寸不存在了，改變的是整個國家的未來戰略和政策走向，而朝鮮戰爭，中國用南朝鮮的存在，換來了琉球群島管理權，這番操作，就連斯大林都暗呼‘毛的高超藝術’。
這兩件事之後，斯大林徹底看明白了主席，他為此擔憂不已，他明白自己死後，整個蘇聯沒有人是毛的對手，因為毛的國際政治戰略手腕，一點都不輸於他，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他更厲害，比如琉球管理權之事，就是神來之筆，此前斯大林不說沒看明白，甚至都沒有想到。
中國讓美國在南朝鮮和琉球之間二選一，由於臺灣已經被中國解放，所謂的第一島鏈構想（1951年提出概念），早就不存在了，而美國人拿起地圖一看，相比於琉球，南朝鮮對中國的威脅更大。
美國更加不能接受，其在朝鮮半島被中國徹底趕下海的局面，那樣對整個西方陣營的影響，同樣是重大的，於是在這個時期的美國，基於現實考量，做出了用琉球換南朝鮮的決策。
朝鮮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學術研究，甚至都沒有到一年，僅僅幾個月之後，美國國內就有分析家提出，美國預設中國解放臺灣是最大的錯誤，而把琉球換南朝鮮，則是又一個錯誤。
美國政府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可是戰略決策錯誤已經犯下，他們後悔不已，但已是無可改變。其實，從美國人坐看中國解放臺灣之後，中國的外部環境就已經徹底改變，而這些年，中國一直所有隱忍，更大因素，還是為了尋求蘇聯的全面援助。
一九五七年是一五計劃的終局之年，二五計劃正在制訂之中，但這次計劃，已無需蘇聯批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正在走向開放，並從多元渠道，獲取二五計劃建設所需，也不再單純的依靠蘇聯，中國實際上，已經走向了完全自主，只是蘇聯人還不願放棄控制中國罷了。
……
曉蘋如今是政府職務是副總理，同時兼著中組部的工作，所以他每日的事務還是有不少，就在他伏案批閱檔案之時，桌上的紅色電話突然響了，他立即拿起電話，剛喊了一聲‘喂’，就聽到裡面轉來了總理的聲音：“曉蘋同志啊，你現在忙不忙？”
“總理，您有什麼指示？”
“是這樣，你什麼時候有時間，抽個空來我這裡一下。”總理的聲音，還是那樣清靈而又舒緩。
曉蘋把筆緩緩一擱，說道：“我現在就有時間，總理要是有空，我這就過去。”
只聽總理笑道：“這事很重要，但也不是很急，這樣吧，下午你來一趟。”
“好，等我把手上的重要事務處理完，就過去。”曉蘋聽到總理回了一句，接著電話裡便傳來了結束通話盲音，他卻是握著電話，思索片刻，但確實想不出是什麼事，便也只好先把電話掛上。
下午三日，曉蘋走進了西花廳，但讓他感到意外的是，鄧大姐將總理的秘書趕走了，親自給他泡完茶後，卻是沒有離開，而是也在一旁坐了下來。
總理並沒有過多寒暄，幾句簡單交流之後，便看向了鄧大姐：“小超，外面都安排好了吧？”
鄧大姐回道：“已經清場了，目前院子裡就我們三人。”
總理點了點頭，這才對曉蘋說道：“今天請你過來，是因為有一件涉及到黨和國家、民族的重大機密需要告訴你，由我代表中央書記處的授權向你正式告知。”
曉蘋一聽頓時有些侷促了起來，他面色嚴肅的問道：“總理，這個機密我能知道嗎？”
總理臉上的笑容也收斂了起來，回道：“以你現在的身份可以知道，但這個機密十分重大，中央高層知道的人並不多，除了五位書記和已去世的弼時書記及0號組成員外，其他人都並不知曉。”
“事情是這樣的，七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總理開始了他的敘說，而曉蘋從一開始的思索，接著便是震驚，到了最後，他整個人都愣在了那裡。
“總理，您說的這些都是真的？”聽完總理的講述，曉蘋只感到渾身的毛孔都炸開了。
總理沒有多作解釋，而是看向他，又看向鄧大姐說道：“小超，現在是0號組的組長。”接著又對鄧大姐說道：“你把平板裡的影像資料開啟，給曉蘋同志看一看。”
鄧大姐迅速取來平板電腦，開啟了一個影片，給曉蘋遞了過去：“鄧副總理，請先看一看。”
而一旁的總理則解釋道：“這是未來的平板式計算機，別看這東西又薄又小，功能和效能卻是十分的強大，其計算能力是當下世界最先進計算機的數萬倍。”
曉蘋雙手接過平板，而鄧大姐只是在螢幕上點了一下，接著上面的畫面便動了起來：“我宣佈慶祝種花人民共和國八十年慶典儀式現在開始！”
“閱兵儀式開始！標兵就位！”隨著命令下達，標兵踏著正步走到位置，但畫面迅速一轉，在轟轟的禮炮之中，英雄紀念碑上，整齊的儀仗兵正邁步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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