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頭李三
楊漣領導下的刑部、都察院，秉承上意，雷厲風行。
凡查實貪墨官帑、勒索百姓致人死傷、或翫忽職守釀成大禍者，判決幾乎清一色地指向最嚴厲的刑罰。
斬立決、絞立決。
昔日常見的“流放三千里”、“戍邊”等判決大幅減少。
永和二年初，浙江一名知府因侵佔修河款導致堤壩小潰、淹斃十餘戶，被迅速處斬……
同年秋，一名山西的兵備道僉事剋扣軍餉、亦被明正典刑。
………………
諸如此類，數不勝數。
血淋淋的人頭落地，讓整個官場為之股慄。
人們驚恐地意識到，新帝的“永和”，絕非一團和氣，其下蘊含的，是比先帝更甚的、近乎酷烈的肅殺之氣。
與此同時，早已推行多年的張居正“考成法”被重新拿起，且條款被大幅增補、細化。
新的考成條例不僅考核錢糧、刑名、教化等傳統專案，更將民情輿情、工程實效（、轄區治安發案率、甚至官員自身及家屬的德行操守等都納入考核範圍。
考核週期縮短，標準提高，評定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下”五等，連續兩年考為“下”等，或任內出現重大過失者，立予革職，毫不容情。
一時之間，大明官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考評焦慮”。
許多靠著熬資歷、通關節、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庸官冗吏，驟然發現官途艱難。
即便是有才幹的官員，也倍感壓力，必須事必躬親、精打細算、如履薄冰，才能勉強應對那密密麻麻的考成條目。
朝野私下流傳著“永和為官，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確實，在這個時代，僅憑科舉出身、熟讀經史已遠遠不夠，必須具備實際的行政能力、應變智慧甚至一定程度的“民本”意識，才能勝任一方父母官。
知府、縣令不再是清貴的“牧民”之職，而是實實在在、千斤重擔的“考成”之位。
不斷有官員因考核不及格或因小過被嚴懲而丟官去職，甚至身陷囹圄。
官場流動驟然加快，有人哀嘆，有人恐慌，但也悄然逼出了一股務實、兢業的新風氣。
然而，就在這雷厲風行、近乎嚴酷的吏治風暴中，新帝朱常澍卻又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永和三年春，一部名為《皇室家書：永懷錄》的書籍悄然由內府刊印，並經官方許可在市面流傳。
書中收錄的，並非治國宏論或詔令奏章，而是私人信件。
其中絕大部分，是烈祖章皇帝在當今天子外出辦差之時，給他寫的書信，其中還有一些，給當今天子的囑託。
從幼年啟蒙到協理政務，乃至病中休養……
信中有對學業的督促，有對政務的指點，有對健康的關切，更有許多尋常父子間的噓寒問暖、生活瑣記、乃至偶爾流露的憂慮與期望。
字裡行間，褪去了朝堂上的帝王威嚴，只剩下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殷殷之情、諄諄教誨。
每一封信後，都附有朱常澍作為太子時，在心中醞釀卻未曾寄出的回信草稿，或是對父皇來信的簡短感悟批註。
更令人動容的是，書中還收錄了朱常澍在登基為帝、塵埃落定後，補寫的數封“回信”。
在這些信裡，他以兒子的身份，對著自己的 父皇，傾訴登基後的壓力、對吏治的堅持、對“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思考，以及深埋心底的、未能於父親在世時盡訴的孺慕與思念。
他寫道：“兒今為君，方知昔年父皇教誨之深意，督責之苦心……每遇難決之事，常思父皇若在，當如何處之……‘勿負朕望’四字，重逾千鈞，兒日夜惕厲，未敢稍忘。”
《皇室家書》一經面世，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官方刻書作坊與民間書商爭相刊印，一時間洛陽紙貴。
士大夫們從中窺見天家難得的父子真情與教育傳承，普通百姓則津津樂道於皇帝陛下也是會寫信關心兒子穿暖吃飽的“尋常父親”。
這本書極大地軟化了朱常澍因鐵腕吏治而顯得冷硬嚴厲的公眾形象，展現了他作為兒子、父親溫情脈脈、重情重義的一面。
許多人讀後感嘆：“陛下外示嚴毅，內懷仁孝，真乃剛柔並濟之君。”
這本書也無形中強調了家庭和睦、父慈子孝的倫理觀念，與他在朝堂上推行的一些敦化風俗的政策暗合。
只是，這剛與柔的兩面，都未能持久。
永和朝的雷厲風行與高壓態勢，對皇帝自身的精力消耗亦是巨大。
朱常澍本就未從當年的大病中徹底恢復，登基後夙興夜寐，事必躬親，尤其是吏治整肅牽扯無數心力，使他原本就不算強健的身體，在幾年間迅速透支。
永和六年，冬，皇帝再次病倒，此次來勢洶洶，咳喘不止，兼有心悸眩暈之症，太醫院束手。
勉強撐過新年，進入永和七年正月，病情急劇惡化……
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宮城內外燈火依稀，皇帝卻已陷入彌留。
他召來太子朱由棟、首輔楊漣及幾位顧命大臣於榻前。
此時的朱由棟，已過而立之年，多年參與政務，氣質愈發沉穩剛毅，眉宇間依稀可見其祖父朱翊鈞當年的銳氣，但更深沉內斂。
他跪在父親榻前，緊緊握著父親枯瘦的手。
朱常澍目光渙散，氣息微弱，已說不出完整句子，只是反覆蠕動著嘴唇，吐出含糊的字眼。
“……考成……不可廢……”、
“……家書……教子……” 、
“……勿負……”
最終，他的目光定定地落在朱由棟臉上，用盡最後力氣，吐出兩個字：“……天下……”
朱由棟重重點頭，淚水盈眶，卻強忍著沒有落下，沉聲道：“兒臣明白！父皇放心！”
朱常澍似乎了卻了最後的心事，眼神逐漸渙散，於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凌晨，崩於乾清宮，享年五十七歲。
在位僅六年有餘。
“永和”這個本寄寓安寧和樂的年號，在其主人手中，卻成了大明官場記憶中最具壓迫感、最講求實效、也最令人畏懼的時期之一。
他以比其父更烈的手段，將萬曆末年的吏治整肅推向新的高峰，卻也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他留下了一本充滿溫情的《皇室家書》，也留下了一個被“考成法”緊緊束縛、高效卻也疲憊的官僚體系……
紫禁城的鐘聲再次為帝王鳴響，短短七年之內，帝國第二次更換了它的舵手。
一個更為年輕、經歷獨特、心性難測的時代，即將隨著新帝的登基而揭開帷幕…………
第二年，改元大正。
大正皇帝，這個歷史上，最為爭議的皇帝出場了……
第1354章 大正風雲
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的喪鐘，餘音未散，紫禁城便再度進入國喪的縞素之中。
然而，與七年前烈祖章皇帝大行時舉國同悲、朝野惶惑不同，此次權力過渡顯得更為迅捷有序。
太子朱由棟，這位時年三十四歲、早已深度參與兩朝政務的儲君，在楊漣等顧命大臣的輔佐下，於正月下旬告祭天地宗廟，御極登基，詔告天下以明年為“大正”元年，取“大中至正、廓清寰宇”之意。
新帝登基後的首要禮儀，便是為剛逝的先帝議定廟諡。
有了烈祖章皇帝的前例，禮部此番謹慎了許多，既不敢再以常例敷衍，又需避免再次引發逾制之爭。
經反覆斟酌，呈上方案，廟號“毅宗”，取“剛毅果決、勵精圖治”之意，貼合永和帝以嚴猛手段整肅吏治、強化考成的執政風格，諡號則定為十七字——“紹天繹道剛明克儉敦孝弘文肅武襄皇帝”。
“紹天繹道”承繼天命、延續道統；
“剛明克儉”彰其剛毅明察、厲行節儉；
“敦孝弘文”顯其孝親友悌與文治教化；“肅武襄”則概括其以嚴肅綱紀、武力襄助社稷之功。
此議雖仍循十七字舊例，但字字斟酌，力求全面。
大正皇帝朱由棟覽畢，未多做糾結，硃筆圈定：“可。便依此議，奉父皇神主入太廟，祔於烈祖之次。”
其決斷之速，隱隱透出一股不同於其父祖的、更為務實甚至淡漠的作風。
對他而言，禮儀名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儘快掌控全域性，推行己志。
大正朝的帷幕，便在這樣一種高效而略顯冷峻的氛圍中拉開。
然而，群臣很快發現，這位新帝的“己志”，遠超他們想象，其路徑與永和帝的內向整肅截然不同，更與其祖父烈祖章皇帝的全面開拓有所區別。
朱由棟的意志，無比清晰地指向了對外征伐與武力擴張。
烈祖朝雖將極西之地納入羈縻，但更西的波斯，北面的羅斯人，一直侵擾。
大正二年，訊息傳至京師，朝議紛紜，多數文臣及部分武將主張遣使斥責、加強邊防，認為勞師遠征，耗費巨大，且極西之地地僻，得之難守。
但龍椅上的朱由棟，只冷冷丟擲一句：“烈祖能定極西，朕便不能廓清西域？商路不通，西疆不靖，何談大正？”
他力排眾議，調集甘、涼、肅精銳，並抽調部分京營火器部隊，以寧國公李如松之子李性忠為主帥，悍然西征。
此戰開啟了大正朝長達十餘年的極西戰事。
明軍憑藉精良火器與嚴酷軍紀，雖屢遭挫折，但在皇帝不惜代價的持續投入下，步步為營，逐一拔除敵對勢力堡壘。
戰爭消耗了海量錢糧民夫，陝甘百姓賦役陡增，怨聲漸起，但朱由棟充耳不聞，前線要兵給兵，要糧調糧，甚至將永和朝部分財政結餘也迅速投入這個無底洞。
至大正十五年，明軍大敗羅斯波斯聯軍，簽訂波斯合約，兩國都成熱鬧大明對於極西之地的統治。
但統治成本高昂，駐軍、移民、維穩壓力巨大……但，大正皇帝，卻毫不在乎。
大正八年，正當西域戰事膠著之際，東方又起波瀾。
倭地六省中實力最強的齊王，因不滿朝廷近年不斷收緊藩王權力、削減護衛、干預封地內政，憤而起兵，以“清君側、復祖制”為名，糾合部分不滿朝廷政策的倭地藩王，掀起叛亂。
訊息傳來，朝野震動。
許多官員認為應優先安撫，避免兩面作戰。
朱由棟卻勃然大怒：“跳樑小醜，也敢稱兵犯闕！此風絕不可長！”
他一方面緊急抽調正在遼東輪戍的部分精銳，匯合登萊水師，跨海東征，另一方面，利用齊王與其他藩王的矛盾，進行分化瓦解。
平叛戰爭持續兩年，最終攻破齊王府所在的齊魯城，齊王自焚而死，叛亂平息，朝廷藉此機會強力改組倭地行政，徹底廢除了藩王的行政、司法、軍事權力，倭地六省徹底轉為行省，藩王僅保留爵位和部分經濟特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富貴閒王”。
但這場內戰同樣損耗巨大，倭地經濟遭受重創，明軍傷亡不小，更在海外藩王心中埋下了恐懼與疏離的種子。
南洋的康王朱由校聞訊，更是緊閉府門，加強戒備，與朝廷派去的總督若即若離，南洋半獨立的狀態。
朱由棟對自己這個祖父最疼愛的皇孫，那可是恨得緊，早早的就將其視其為眼中釘，卻因距離遙遠、南洋漢人勢力一直團結在康王府身邊，暫時無可奈何。
大正十年，來自遙遠西方的訊息與求援，為朱由棟的擴張野心開啟了新的方向。
彼時印度次莫臥兒帝國衰微，諸侯林立，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正沿海岸線不斷滲透擴張。
一些面臨英公司威脅的印度土邦王公，知道東方有一個強大無比的“大明帝國”剛剛平定西域，兵鋒正盛，便輾轉透過中亞商路，還有部分西藏僧人，嚮明朝駐極西之地的將領傳遞訊息，表示願意稱臣納貢，請求“天兵”援助，驅逐“紅毛夷”。
這份“主動來投”的請求，正中朱由棟下懷。
他早就瞧英人不順眼了。
他不僅視此為宣揚國威、拓展朝貢體系的良機，更深層地，他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活動視為對大明海外利益，特別是南洋的潛在威脅。
他毫不猶豫地批准了遠征計劃，命熟悉高原山地作戰的將領，率一部精銳，主要由歸附的蒙古、回族部隊及部分漢軍組成越過高聳的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北印度。
明軍的介入，初期勢如破竹，那些使用冷兵器的印度土邦軍隊難以抵擋火器與嚴整陣型。
並且在大正十三年，北印度建立了“護國宣慰司”，並依照印度種姓制度，創造性地將隨軍漢人及後續移民定位為“剎帝利”之上的特殊階層——天漢華，享有最高特權，負責統治與軍事。
然而，明朝的介入嚴重觸犯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利益，雙方在印度等地爆發多次衝突。
朱由棟態度強硬，命令前線將領“遇英夷挑釁，務必痛剿”，甚至秘密資助法國在歐洲重新挑起百年戰爭，意圖使其互相牽制。
與此同時，他下令斷絕與英格蘭的正式外交關係，停止一切官方貿易，召回留學生，關閉倫敦的“大明書院”，京師大學堂與倫敦大學堂等機構的交流專案全部中止。
原本在烈祖、永和朝有所發展的中西技術、文化交流驟然冰凍。
英格蘭朝野則將明朝視為“東方野蠻的專制帝國”、將朱由棟形成為“暴君，貿易秩序的破壞者”，明英關係徹底惡化……
不過，惡化之後，大明的擴張再也沒有了束縛，也是在大正年間，漢人第一次踏入美洲，並在幾場戰爭後，奪得了美洲西海岸相當大的一部分疆土。
朱由棟在位長達四十一年，直至大正四十一年，以七十五歲高齡駕崩。
這四十年，是大明版圖急劇膨脹的時期，極西，美洲，印度大片土地納入勢力範圍，倭地徹底消化，帝國疆域達到極致。
但這也是民生疲敝、國力透支的時期。
連年征戰，永和朝積累的財富被消耗殆盡，官僚體系在高壓和戰爭需求下變得越發僵硬。
雖然表面疆域遼闊，四夷“賓服”，但內部，百姓負擔沉重，邊境新附之地反抗不斷，與西方主要強國關係破裂。
他留下了“大正武功”的赫赫聲名，也留下了一個外強中乾、危機四伏的龐大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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