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阿山小树
到了明清，則截然相反，刑部審判，大理寺複覈。
即使是在同一個朝代，不同年代，不同皇帝治下，職權都是天壤之別。
朝廷對各部權力範圍進行調整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要將刑部一分爲二，新設法部，如此之大的變革，還是極爲罕見的。
朱允熥對此早有腹稿。
“審判之權，移交法部，刑部只負責抓捕犯人，無權審判。”
雖然這個時代有三法司會審的制度，但在實際上操作中，除了朝堂上極爲矚目的大案要案，一般的案子，刑部基本上就定下來了。
所謂的死刑都必須經由大理寺複覈，都察院全程監督，基本上形同虛設。
在判案審案上，刑部發揮着最爲核心的作用。
但在朱允熥看來，抓人，審案，定罪，全程操之於一個部門手中，多少有點太遠於兒戲了。
在這種制度下，如果一開始抓錯了人，後面多半是不會認錯的，而會將錯就錯。
如此一來，冤假錯案必定不少。
將審判權從負責抓捕的機構和人員手中剝離，是至關重要的監督措施，也是最有效最徹底的監督。
其他的巡察，檢查，都遠遠比不上。
不僅僅中樞需要如此，地方也一樣。
“都按察使司亦一分爲二，另設法司，專司審判。”
“府衙則設法科，縣衙設法房，負責審判之問。”
“法科亦如同刑科一般，既受縣衙管，亦由法司轄制，雙重管理。”
“日後審案判案，原則上地方主官，皆不再介入。”
“無特殊原因，地方主官不再升堂審案判案。”
“若事出有因，要詳細記錄在冊，上報上級，陳明原由，並留好檔案，以備複查。”
“除此之外，凡擅自介入審案判案的地方主官，一經發現，嚴加查處。”
“爲杜絕冤案，法部可另外派遣法官外出巡迴審案。”
“外出法官不受地域限制，可糾正地方上的冤假錯案。”
……
朱允熥將自己的方案，細細講述。
對於雙重管理，他也做了詳細的解釋，基本上就是“條塊結合，以塊爲主”。
在此之前，中樞對地方部門從來沒有進行過垂直管理，地方上的權力，都在地方主官手中。
進行垂直管理，無疑是極大的改變。
至於辦案與審案分開，以楊士奇和姚廣孝的聰慧，自然是一聽就懂。
聽朱允熥說完，楊士奇讚歎道：“太孫殿下考慮得極爲周到，這個法子甚好。”
姚廣孝道：“辦案審案分立，天下冤獄，可少七成。太孫殿下此舉，善莫大焉。”
事實上，古人並非不知道辦案和審判要分開，要不然，朝廷也不會有三法司。
但在地方上，爲了方便，還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務都是主官一把抓，分開沒有意義。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辦法，相對加強其獨立性，又禁止主官隨意介入，性質就完全變了。
辦案和審案判案，才能實現。
一方面，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檔案呈交上級，說明原由，這也使得他們不敢隨意介入。
另一方面，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審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監督之權，一旦發現有冤假錯案，地方主官就會主動糾正。
這與自己審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樣的。
何況垂直管理後，上面的控制將大大加強，也能杜絕地方貪污腐敗，或者詢私情枉法裁判的問題。
“那法部的人選？”楊士奇問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將周志清暫代法部主官。”
“至於大理寺，其職權也進行調整。”
“日後大理寺主要負責制定律條，以及對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義的法律條文進行解釋。”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朱允熥想過讓大理寺轉爲法部。
在歷史上，也正是大理寺這一機構，最終轉爲了最高法院。
但考慮到垂直管理的問題，大理寺對下面的機構人員毫不熟悉，而從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則沒有這個問題。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辦案人員是用什麼方法進行刑訊，用什麼方法辦案的，因此在審案判案的時候，反而很容易看出問題來。
大理寺則不如干脆讓其變成制定律法和解釋律法的機構。
古代對立法工作雖然重視，但他們往往認爲一部法律制定出來了，就萬事大吉了。
後世千秋萬代不改。
這是因爲古代長期不變農耕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這種先入爲主的觀念。
朱允熥很清楚，隨着自己持續不斷的推進大明變革，大明大跨步走進新時代，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法律必須要適用時代的發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顯得極爲重要了。
現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審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審判爲主，帶來了數不清的問題。
大理寺的官員，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條之人，他們擔負其這個責任，也十分合適。
朱允熥闡述了一下自己對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細緻，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謹慎，不可量刑過重。”
“另外，以罰代刑，交錢免予處罰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罰錢者，直接判決罰款即可，但罰款與刑罰不能兩相抵消。”
自秦漢以來，歷代封建王朝都有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
那就是一個人犯了罪，只要交錢，就可以免予刑罰。
比如，偷盜了二十兩銀子的財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願意交二百兩銀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殺人案，造反案等特別重大，影響極其惡劣的案件，纔不能交錢免罰。
這一制度，爲歷朝歷代所採用，大明也不例外。
當然，比起漢朝，大明已經好多了。
漢朝甚至有不少官員被判了死罪，交一筆錢後，便免罪了。
大明已經對很多交錢免罰的範圍進行不少限制，但仍然有不少罪，還是可以交錢免刑。
在朱允熥看來，這實在太荒謬了。
法律真成了有錢人的法律。
這一條，非改不可。
楊士奇輕輕點頭，道：“太孫殿下想得周到，此項確實該廢除了。”
眼下大明國庫又不差錢，以罰代刑，毫無必要。
但罰款又是必須的。
有些罪，只能罰錢，也必須罰錢。
姚廣孝亦輕輕點頭，道：“如此安排甚妥。”
“還有都察院。”朱允熥目光內精芒一閃，道：“都察院亦要大改，原來的職責主要作爲三法司之一，監督辦案審案，日後只作爲監察機關，主要負責監察百官。”
“加強都察院的監察之權。”
“對於官員違反朝廷法令，品德低劣等諸多行爲進行監察，派出監察御史巡視天下。”
在朱允熥看來，都察院是非常有用的監察機關。
一方面，都察院皆是文官，從上到下，朝廷所有官員對於都察院監察，並不存在任何牴觸情緒，天下官員的接受度很高，由他們對官員進行監察，名正言順。
另一方面，正因爲這些人只是言官，且沒有除監察之外的任何實際職務，所以哪怕他們掌握了監察大權，也不可能威脅到皇權。
說白了，都察院的御史，在外面見官大三級只是表象。
皇帝要殺他們，就如同殺一隻雞一樣的簡單。
這與殺武將，或殺其他手握實權的朝廷大臣，都是不同的邏輯。
爲什麼有明一朝，皇帝仍然不是特別願意重用都察院，反正更喜歡用廠衛呢？
究竟根源，自然是皇權與儒家文化之間的矛盾，導致皇帝對都察院言官的控制力太弱，遠遠不如廠衛。
言官們動輒用“死諫”來威脅皇帝。
皇帝當然不可能喜歡這些人。
但即使這樣，哪怕經常與皇帝對着幹，但歷經許多個皇帝，都察院監察百官的權力卻始終沒有被廢除。
因爲皇帝心中也很清楚，儘管這些言官經常與自己唱對臺戲，他們仍然是監察百官最適合的人選。
都察院的言官，可以跪在朝堂外面說：“皇帝，你今天必須要按我說的辦，不然我就跪死在這裏！”
讓皇帝下不了臺。
但朝臣們對這種事情，早已習以爲常。
對皇帝而言，也只是面子上的難堪。
如果換一個武將，或者哪怕換一個有實權的大臣，做同樣的事情，那就真要天下震動了，皇權都可能因此而陷入風雨飄搖中。
言官監察百官的好處，就體現在這裏。
說到底，都察院威風凜凜的御史，實際上是一羣最沒有權力的人。
皇帝完全可以當他們說的話都是放屁，不予理會。
需要的時候，又可以用他們特別會噴的嘴巴，能殺人的筆作爲刀劍，去挾制百官。
所以，只需加強對儒家讀書人的控制，用都察院的言官去鉗制百官，實際上是比重用廠衛更好的選擇。
歷史上，大明的皇帝都很清楚這一點。
但因爲種種原因，有明一朝，沒有一個皇帝徹底駕馭了儒家文化下培養出來的讀書人。
沒有一個皇帝與文官集團不存在深刻而尖銳的矛盾。
因此，他們明知都察院言官很好用，卻又不得不用廠衛。
朱允熥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
與其用廠衛去對抗讀書人，促使他們團結一致，共同對付代表皇權的廠衛，還不如從文官集團內部搞分裂，從而徹底瓦解他們的團結，控制這些人。
說完，朱允熥的目光望向楊士奇：“就由你去擔任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將袁泰同黨全部剷除，擔負起監察天下百官的重任。”
楊士奇臉露震驚之色。
他自被朱允熥提撥，不久即被老朱召見，受封翰林院侍講學士。
此後便一直在太孫殿下身旁辦事，在朝中也可謂是炙手可熱。
但說到底，翰林院侍講學士不過是從五品的官職，無非是職位特殊，乃是太孫殿下身邊親近之人，纔有楊士奇今天的權勢。
他不過是借勢而已。
他的“權勢”，是太孫殿下的，並非源於自身。
就類似於後世領導身邊的祕書。
但都察院左都御史，又稱總憲，乃是都察院主管，掌院事，貨真價實的朝廷重臣。
這便是外放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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