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杏子與梨
在1850年,伊麗莎白這樣的人不會被認為是一名職業畫家。
但在今天,她已經被冠以“拉斐爾前派的無冕女王”、“女性藝術家先驅”的頭銜了。
有伊麗莎白·西德爾署名的油畫出現在歐洲的拍賣會上,至少價值七十萬英鎊以上,光是這樣的歷史意義,就能賣的超級貴,好萊塢還有以她為主角的專題電影上映。
印象派先驅+女畫家先驅——這兩個名字加在一起的組合,就像是燃燒加上助燃劑,能把一個人的身價推到天上去。
別說是在2017年。
就是在1907年,1873年,她的存在也都會像是綠葉叢中的一點鮮花那樣矚目的。
或許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她會不被社會所接受,會指指點點說她“不知檢點”。
然而指指點點本身也算是一種矚目。
某些名不間經傳的小畫室裡的女畫家,可能確實會被歷史所忽視。
但印象派可是現代藝術的開創者,完全可以算是西方油畫史上最重要的畫派了。論整體的影響力,連畢加索都沒法與之競爭。
每一位印象派的早期成員,都被後世的學者們用放大鏡細細的看過了。
除非有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把這位“卡洛爾”的存在從藝術世界裡抹去了,讓當時,所有認識她的人都選擇了閉嘴。
否則。
這樣畫家的存在,會被歷史忘記,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第656章 漣漪
此刻看到期刊封面的時候,古斯塔夫博士卻是信了三分。
滿分十分中的三分。
也許這便是古玩鑑定行業口中的“對味”吧?
古斯塔夫能在作品的筆墨色彩之間,找到很多早期印象派作品的特徵。他又找不到任何晚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才出現的用筆特質,用來當作對論文結論的“一票否決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幅繪畫於1870年的古典油畫,它上面肯定不可能出現1908年以後才逐漸走入主流藝術圈視野的立體主義流派的用筆線條。
這就像有些明代的景泰爐上會出現一些波斯語的吉祥經文,這是明代商業發達,文明融合的珍貴痕跡。
可無論怎麼文明融合,誰家的景泰爐上出現了乾隆皇帝的提詩,或者“微波爐專用”的落款,這說破天了也不可能是明朝的東西。
從任何角度上來看,畫面都符合最早那批印象派畫家的繪畫特徵。
古斯塔夫直覺告訴他,這也不像是一幅現代人的山寨仿品。
找人仿一幅十九世紀的油畫並不難。
有些仿的好確實能達到真假莫辨的地步。
今人不必不如古人。
如今的油畫大師們的用筆技法,比起百年前的油畫家們,並不如何遜色。
但如果是一幅後仿的印象派。
畫家在畫畫的過程中,是很難注意到一些微妙的感覺的。
受到藝術風潮的演變影響,當代印象派畫家們在提筆做畫的時候,色彩的變化往往會更加鮮亮一些,會更加喜歡哂每諝馔敢暦▉肀憩F顏色,也會更加註意作品線條的“節奏感”。
而十九世紀的畫家,則會更加註意作品線條的“自然感”。
節奏感和自然感之間的那種風格差異。
這就是所謂歷史的痕跡。
印象派、後印象派畫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迅猛發展。
它們像嬰兒的搖籃般催生出了後來諸多現代藝術流派的同時,也使得畫具行業發生了不少改變。
越來越多新的繪畫材料,新的顏料媒介物被髮明瞭出來。
各種優質的細顆粒顏料、調色油、發光油以及如今的有機合成顏料紛紛出現在了畫家們的畫室裡。
而這種技術的進步又反過來潛移默化的改造著印象派畫家們。
這一百五十年的時間長河兩岸,所間隔的是顏料技術的進步,也間隔著整個色彩理論科學體系的發展。
現代的畫家想找來和十九世紀畫家們完全一致的畫具來畫畫,肯定是沒有任何技術難度的。
二者本來差距就不大。
但技術回滾容易,用筆氣質“回滾”是很難的。
有些時代印記出現在了你的身體中,它就會永遠伴隨著你,讓你不經意間在畫筆下留下某種特殊的烙印。
它們彷彿是某種藝術領域裡所代代遺傳,又不斷發生突變的“DNA”基因螺旋片段。
一位當代的油畫家就算有意的偽造印象派作品,他們可能會整天盯著莫奈、德加、雷諾阿的畫琢磨,卻很難會注意到要去留心模仿康斯太布林的風景特質,或者去特意追求少數十九世紀時的畫家所喜愛的特殊的“筆觸體積感”。
不注意這些也能畫好畫。
這些細枝末節的事物,是他這樣鑽牛尖的學究才會拿著“放大鏡”注意的,而非藝術家會留意的。
而連古斯塔夫自己,他都沒有辦法把這些特質準確的量化。
什麼叫“康斯太布林的風景特質”,什麼叫側重筆觸的“體積”,什麼又叫下筆時的“節奏感”與“自然感”?
世界不存在任何一架天平,能把畫家的筆觸稱量出個一二三四五的準確讀數來。
所以。
它們永遠都只能是一種模糊的感觸,一種玄而又玄的直覺。
能言傳而無法身教。
會特別注意到這些小問題、小感覺的學者們,類似古斯塔夫博士——他們很可能一輩子都沒畫過幾張畫。
講理論他能給學生講個三天三夜,說的頭頭是道,給他一根畫筆,讓他畫畫,他就只能在那裡大眼瞪小眼了。
這就是所謂的“伊蓮娜小姐悖論”。
藝術學者、藝術評論家與藝術創作者,它們是兩種有一定共同點,本質上又完全不同的職業。
真要讓古斯塔夫拿起畫筆,他頂多也就是個畫小豬佩奇的水準……也許連這都沒有。
達芬奇畫雞蛋還練了三年呢,畫小豬佩奇的技術難度至少比畫雞蛋要高。
不過。
話又說回來。
這些感覺也不是真的就不能偽造。
判斷一幅畫的歷史年代最好的,沒準也是唯一的“黃金法則”,就是在同期的歷史文獻上找到相應的繪畫記錄。
它是唯一不可質疑,無法推翻的鐵證。
除了歷史文獻以外,如果伴隨著巨大的利益,古斯塔夫上述的一切判斷畫面年代的特徵都是可以後天還原的,只是成本多寡的問題而已。
判斷一幅精品《油畫》的真偽和年代,本來就是很難的事情,裡面的水也很深。
不然的話。
豪哥龐大的洗錢生意就沒法玩了。
大英博物館那幅賣了五億美元的《救世主》,也不會產生那麼大的學界爭議了,圍繞著那幅畫到底是不是達芬奇真跡的這個議題的,可不僅僅只有一兩篇論文而已。
各種紀錄片,學術討論會一大堆一大堆。
大英博物館還自己出版了好幾本相關題材的通俗讀物,試圖用來向公眾證明這幅畫的“血統純正性”。
就這,該撕B,照樣得撕。
所以。
古斯塔夫看著封面的照片,就算他的感覺是對的,他也只敢信上三成而已。
思前想後。
博士索性也就不回自己的辦公室裡。
他又猛的瞅了《亞洲藝術》的封面幾眼,就這麼靠在身後的書架上,開啟雜誌翻了起來。
都不用古斯塔夫特意的在目錄上費勁的去找。
翻開正文的第一頁,就是顧為經和酒井勝子的論文——
“《The Female Artists Carol Forgotten by Time: The Color Entanglement and Visual Dimension of Dark Tone Impressionist Works》。”
論文的題名和引言上的大體內容,《油畫》雜誌的新聞版塊上都已經寫過了概述。
古斯塔夫的視線主要停留在了論文的作者名上。
“顧為經和酒井勝子?多摩美術大學……”
酒井一成送佛送到西。
在最後論文發表的時候,他甚至把論文通迅作者的位置都給孩子們讓了出來,變成了由顧為經和酒井勝子共同通迅。
他只在通訊單位上保留了自己辦公室的署名。
古斯塔夫這樣遠離聚光燈鑽在圖書館裡的老學者,明顯就沒有人家策展人唐克斯的敏銳洞察力。
唐克斯掃一眼“酒井”這個姓氏,就能憑感覺一路拔下去,把酒井一成的大屁股從地底下拔出來。
他只是覺得這兩個人挺陌生的。
藝術學者圈子就那麼大,印象派是畫界顯學,可專門研究印象派的學者其實就那麼多,就算沒有在學術會議上見過,多多少少也都聽說過彼此的名字。
古斯塔夫卻想了半天,也沒想出這兩個人是誰。
“行業新人麼?日本倒確實是印象派研究的大國。”
博士也沒在意一目十行的往下讀去。
“……早期的印象派作品裡,畫家多數會強調水面反照的光影效果和急促的短線條用筆。在這幅畫中,這一特點被畫家卡洛爾開創性的使用在了描繪天空的雨雲之上……”
“……在老照片的對比中,我們能看到這座舊式的英國國教教堂的兩側都立有塑像和浮雕,這一特點在油畫畫稿中,也有著相應的體現。但在這張拍攝於1902年的照片裡,我們能看到右側的浮雕已經被戰火……”
“……以下是摘錄的部分傳教士日跡的原文,1876年12月19日,距離聖誕節只剩下了一週時間……她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金紅色頭髮……”
……
藝術類的論文讀起來不像是理科論文那樣複雜,會充斥著各種各樣圖表以及資料咚恪�
類似古斯塔夫這樣的學者,他們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論文字裡行間中像是“顏色糾纏”、“視覺維度”、“單向度奇景”這類英文八股的內部行話黑話,不會對其造成任何理解困擾。
他們讀藝術論文其實就和讀《紐約客》上的散文小說沒有什麼兩樣。
那種幾十萬字的博士專項論文,可能還要耗費個幾天甚至幾個星期的時間,才能啃完。
這類的期刊上的文章,往往三兩眼的功夫,幾頁的論文就全部都讀完了。
古斯塔夫把整篇論文從頭到尾的掃過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鐘時間。
“先通過油畫,找到了畫家繪畫時的採風取景地,又通過採風取景地的歷史照片,判斷出了創作的大致年代,最後又通過傳教士佈道日誌的手稿,定位到了具體的畫家?”
他輕易的便抓住了這篇文章的重點。
整篇論文上的所有內容,往簡單點說,便都可以囊括到這一句話之中。
可若是往復雜了說。
這篇文章的資訊量比古斯塔夫所預計的要大上不少。
推導的過程一環套著一環,每一步的猜想都儘可能給出了旁證,儘管沒有那種一錘定音的關鍵性證據,但在“藝術考古”領域,做到這一步,已經可以說是有一定說服力了。
一百年前,海因裡希·施裡曼在土耳其半島上向世界宣佈,他找到了失落的“特洛伊古城”的時候,施裡曼手裡的證據其實也只有詩人荷馬在《奧德賽》裡的幾句詩而已。
噠、噠、噠。
博士用手指輕輕敲打著期刊的封底。
依然是那兩種可能。
要不然這是一場騙局,畫作、照片、舊教堂、傳教士日記這裡面有一項或者幾項是假的。
先射箭,再畫靶子。
自然能畫的看上去正中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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