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457章

　　雖然文革沒有再爆發，但是由於現有科研體系總體還處在解決國家需要的層次上，因而對基礎科研投入的不足，也導致了科研人才及基礎科研斷層的危機，只是這個問題，國家現下可能還沒有注意到。

　　因此，方葉便透過這種認知不足的問題，將話題轉移到了這些具體事例之上，他說道:“由於這些思想認知，導致國家行為出現偏差，導致出現了一些問題，就比如科研體系及科研人才的問題。”

　　“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前後，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等著名科學家歸國訪問，其中在1972年李政道歸國的招待宴會上，總理就曾憂心忡忡的說，國家科研人才即將斷檔,問他怎麼辦。”

　　總理問道:“李政道先生是如何回答的?”“他說，我國從來不缺少人才，只是沒有合理的利用。”方葉說道:“那時一堆的科學家受到迫害，每250人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具體的以前講過，就不再展開了，這裡僅舉幾個例子。”

　　“比如，兩彈一星功勳程開甲、中國雷達之父束星北都在掃廁所;其中束星北掃了十幾年的廁所，七九年恢復了名譽，八三年離逝後，他將自己的遺體捐給了青島醫學院用以教學研究，然而大學根本不再意,僅半年後就草草的埋到了學校的草場上，一點崇敬之心都沒有。”

　　“還有中國物理學界一代宗師葉企孫，—九六七年被紅衛兵抄家拷打，六八年被捕,七零年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瘋瘋癲癲的在清華園裡，試圖找回昔日的故土和尊嚴，最後被學生當成神經病趕了出去,此後流落北京街頭乞討。”

　　“後來在大街上遇到了曾經的學生錢三強，向他討錢被認了出來,不過葉企孫怕自怕己連累學生,便裝作不認識，說自己不是他的老師,兩人之間沒有關係。葉企孫只是其中之一，僅中科院就有229名科學家被迫害致死。”

　　聽著方葉的講述，鄧、陳二位副總理已是瞪大雙眼，一臉震驚的看向在坐的主席幾人，他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這—刻，兩人的內心裡受到了無比震憾的衝擊，當真是不敢相信，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這還是新中國嗎?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的?

　　而主席、劉主席和總理三人皆表情凝重，看到此處,什麼都不用說了，方葉所講應當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不過萬幸的是，這種事現下並沒有發生。

　　方葉則繼續講道:“這個時期我國的科研及教育工作受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遭成了難以挽回，不可估量的慘重損失。曾經的歷史很沉重，但好在這一切沒有再發生，我國現在只要進行適當調整就可。”

　　“加大對基礎科研的研究投入嗎?”總理問道。

　　方葉答道:“全國綜合性大學有二十所，這些年來培養了大批學生，國家研究生與博士培養也開展了幾年,基礎的高等教育體系已得到初步建立,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將這些人才的作用發揮出來，而基礎科研最能培養下一階段國家需要的科研人才。”

　　“國家透過投入，帶動基礎科學研究，成果一部分投入社會以增強國力和經濟,一部分再重新回到學校,培養更多更好的科研型人才，我相信用二十年時間，到了九十年代，中國的科研及人才培養體系將會全面健全並將取得一系列成果。”

　　總理點了點頭:“以前國家的科研，主要用於解決當前的需要，經過二十多年發展,我國的科研體系、人才培養體系也都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確實需要考慮長遠的計劃了。”

　　劉主席問道:“我國現在科研方面還有哪些不足?”總理轉頭看向他回道:“我國目前在半導體和計算領域的科研體系最為健全，這一點還是方葉同志的功勞。”

　　“十幾年來,華昌集團透過企業與大學合作的方式，累計資助了近三百個科研專案,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在物理學、數學、化學、生物、天文、地球科學等學科則較為不足,需要長期投入。”

　　總理又看向主席說道:“以去年為例，我國科研投入佔財政收入為4.2%，總計投入為39.06億;但軍事科研佔比67%;去年全年軍事開支佔比則高達45%，達387億。”

　　“現在的情況是軍隊不缺錢，但是國家建設及一般科研投入的費用則過低了，如果再開建五百萬套房住房，國家建設費用還將增加。”

　　—九六九年國防開支大並不奇怪，蘇聯人都打上了門，全國動員加上作戰，因而導致了開支巨增，就見總理繼續說道:“今年國防開支的比例調整到了26%，加上蘇聯的賠款,國家財政還有一些富餘，因此可以增加一部分科研投入，建議從明年開始將比例上調一個百分點。”

　　主席略作思考點頭道:“可以增加。”總理擰開鋼筆刷刷記錄了起來。

　　方葉說道:“科研投入將來還是要走中央、地方及民營企業三結合的投入模式，如果全讓國家來的話，恐怕錢永遠不夠用。”

　　總理做完記錄，抬首道:“未來企業的科研投入很多?”方葉笑道:“是啊，總理。未來全國科研支出中，民營企業的科研投入佔比40%以上，如果算上試驗費用，則佔全國科研總投入的70%以上。”

　　此話一出，不僅總理就連主席都怔住了，說道:“私營企業的投入怎麼會這樣大?他們都那麼有錢了嗎?”方葉點頭，向主席彙報道:“國家創新的動力，特別是應用研究方面，主要靠民營企業，而國家則進行基礎科研及試驗的研究，應用研究的佔比並不是很大。”

　　“也就是說，國家主要發展基礎研究和試驗，私營企業則投入市場化。”主席總結道。

　　方葉再次點頭:“基本是這個格局，而這其中，地方政府也會投入研究經費,給予民營企業撥款。”說到這裡，方葉又講道:“主席，未來的私營企業，是指除非國有、外資投資以外的所有企業，而民營企業一般泛指那些規模比較大的私營企業。”

　　“民營、私營、個體經濟在未來進行了細劃，民營經濟包括了私營、個體、混後製企業的所有制經濟;私營經濟則為個人完全獨資控制企業的所有制經濟;而個體經濟則是生產資料歸個人或家庭所有，無僱工或幾人少量僱工的小型經濟。”

　　主席笑道:“怪不得你一直說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原來如此，跟我們講的不同嘛。”

　　方葉回道:“一開始也是混為一談的,但隨著不同所有制經濟形制的發展,慢慢的就給分開了。國家可千萬不要小看民營經濟啊,這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甚至是支柱性經濟。”

　　“民營經濟給國家創造了鉅額利潤的同時，也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全國八成以上的就業都是民營經濟創造的,所以說一個國家想要發展起來,民營經濟是必不可少的，而具體到當下的我國，民營經濟才邁出了第一步，發展空間可謂無限。”

　　“因此，可以說只要將民營經濟發展好了，全國的經濟就會獲得空前發展，並且全國的就業問題也將會由此得到極大緩解，甚至會出現用工短缺的情況。”

　　方葉拿同安市舉例道:“就以同安市為例，人口58萬，而全市各類行業就業人數達到了13萬餘，這使得全市的百業勞動力根本就不夠用，六分之—都是外地人，而這還只是現階段，如果再繼續發展十年的話，城市及人口規模將是限制發展的最大因素。”

　　全國現下的就業形勢比歷史同期要輕得多，戶藉限制加上市場的開放，城市就業的矛盾並不突出。當然，不是說現下沒有遊手好閒的青年，事實上這類人在城市裡並不少，只是他們不像過去那樣，只有進國企一條路，而是有了更多的選擇。

　　無論是進個體商店、餐館打工，或者實在是懶，哪都不想去，擺個地攤混日子也行，如果連這個都不想做，那就在家躺平，怎麼說城裡的父母都會有個職業，而人有了選擇，積壓的矛盾就緩和了。

　　而今國家又進一步開放了私營經濟，個體商可以直接到五大行業的國有企業下訂單,還可以自己創辦工廠，路子越走越寬，市場也必然越來越大，經濟也會愈加繁榮，同樣的帶動的就業也會越來越多，只要青年人不懶，總會找到一條路。

　　有句話怎麼說來著,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現下的同安市大概就是這麼個情況，以前全國個體商限制一堆，只能從供銷社拿貨,同安市抓住機會搞起了私營,於是全國商人湧入，形成了涵蓋生產製造、批發零售、商業/銷售服務等一整個產業鏈，私營企業也跟著發展了起來。

　　此前,那個體商因為沒有資質和指標,到別地國有企業根本拿不到貨，但是跑來同安市這個問題就解決了，現在雖然國家放開了，但是各地的私企想要發展起來,遠沒有同安這樣的條件。

　　所以現下的同安市就是站在風口上，這一點從開年後，全市企業開工情況就可一觀，每個企業的訂單均是爆滿，才開年訂單就已經排到了八月，全市各類企業都在大規模招工，人力缺口非常大。

　　“你是說，從二月到四月，僅兩個月的時間，同安市就有1.8萬餘個勞動力缺口?”聽完方葉講述，今年同安市開年後的情況，總理是真的不淡定了。

　　鄧副總理搶先回道:“是這個情況，我在同安看到了，確實到處都在招工。”

　　方葉則回道:“這不多吧，全市六百多家民營企業，平均下來每個工廠也就招了三十來人，正常來說，這些工廠人數大概都會在一百至三百人之間。”

　　總理粗粗一算:“也就是說，同安這些民營企業發展起來，未來全市農民工人就有十幾萬。”

　　“差不多。”方葉點頭道:“五到十年後，同安本地的勞動力就將完全不夠用，如果小商品經濟也做起來的話，全市就業人口可能將突破30萬，若以過去的發展方式，同安市的體量無法支撐這麼大的產業規模,因而要尋求改變，規劃出一條新的道路出來。”

　　同安市早期發展小商品經濟是最符合本地發展的一條路，在這個連發夾、頭繩、指甲刀啥都缺的年代，直接搞高階製造顯然是不合適的，國內這樣市場小不說，投資也大，而且對於創業者和產業工人的要求都很高,無疑搞簡單的製造是最合適的。

　　但城市的未來究竟會發展成什麼樣，不僅需要規劃，還需要看實際情況，十六年來,同安市一直以來的規劃就是期望打造成未來義烏那樣的小商品中心城市，而從目前的情況看，發展是比較順利也是比較成功的，主要是方葉幾次開掛之下，趕上了風口。

　　然而，隨著國家的進一步開放，全國的競爭者會越來越多，同安人做生意的水平，方葉倒是不擔心，但這裡的區位優勢比不上蘇浙地區，與義烏相比，平原區面積嚴重不足，將會制約發展，不過同安市也有自己的優勢。

　　首先地區有經商傳統，且發展得早;其次人口規模與八十年代義烏相當，也有競爭水平;最後就是產業發展程度,相較於現下的蘇浙同等地區有優勢，因此現下要做的是如何保住這些優勢，並且進—步發展壯大。

　　方葉在等待，他的設想是再等五年,如果75年後，同安市相關的小商品製造及銷售產業依舊能保持當年的速度，那麼就必須立即啟動新的發展方案，構造鄉鎮與城市制造業叢集，並在城市打造商業叢集。

　　有條件的鎮都要成立工業園區,這樣不僅可以緩解城市發展的壓力，而且還能帶動鄉鎮的發展。

　　21世紀的同安鄉鎮工業就發展得不錯，將來照貓畫虎的做就成了，而全市最大上限能容納約五至七千家規模製造企業，可打造一個產業叢集，一個商業綜合叢集,再加一些其它製造，能不能達到未來義烏市的水平不好說，但即便做不通，也可及時轉行改做其它產業。

　　畢竟,方葉在慶州搞的汽車製造業,已經謩澏嗄�,一旦發展起來，同安小商品發展不起來了，立即改做汽車配件產業，再利用華昌的先天條件，無論往哪條路上轉都行。

　　“工業、商業、市場三條腿,少了哪一個都不成，只有這樣才能發展好地方經濟,你這是將三樣都抓在了手裡了。”主席說道。

　　“主席，說到經濟我想起了一個故事。”方葉笑道:“1984年，蘇聯的最後一任總書記，也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時，他問時任英國鐵娘子首相撒切爾，如何保障英國人民吃飽飯。”

　　“當時的蘇聯不僅糧食短缺，而且經濟瀕臨崩潰，因此他的這個問題，將撒切爾給問懵了，以至於這位首相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蘇聯的領導人一點兒也不懂經濟學常識。”

　　“在這位首相看來，蘇聯擁有龐大的國土，人口不過三億，耕地面積達到驚人的33億畝，合每人十三畝土地，糧食居然長期不夠吃。至少從1963年開始，一直到1991年蘇聯滅亡，長達28年的時間裡，蘇聯糧食一直依賴進口，發展到了末期，老百姓得排隊限量供應麵包了。”

　　主席點了點頭說道:“這個情況我在書裡看到過，蘇聯的農業發展出了很大的問題。”

　　“是啊。”方葉說道:“把農業當成工業來搞，指令式發展，而且從1922年成立到滅亡，除了機械化水平有較大發展外，農業種植技術、農業種子水平幾乎沒有太大的提升，農業發展體制教條、保守、僵化。”

　　“甚至在有些方面，還不如沙俄時期，比如到1953年時，蘇聯人均糧量佔有量比1913年還低12公斤，平均肉食量只有沙俄時期的80%，這可是整整21年的發展,就搞出了這麼個結果。”

　　陳副總理問道:“是因為計劃經濟的原因嗎?還有蘇聯將農業當工業搞出了什麼問題?”方葉點頭:“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不改變是最大的原因。蘇聯的農民永遠被困在農莊之中，永遠集中勞動,集中分配，蘇聯只是將廣大農民當成了一種‘勞動工具’，一種生產資源，這也是對人民史觀認識不足造成的，簡單點說，就是沒把人當人看。”

　　“蘇聯農業管理也和工業一樣，搞指令式發展，農民種什麼，用什麼種子，怎樣管理等等，從農業生產到收穫再到分配的整個過程中，蘇聯政府全面進行了嚴格控制，既不講農業的特殊性,也不講經濟規律，甚至連基本的常識都不顧。”

　　“對於廣大農民來說，糧食種多種少種成怎樣跟他們沒有任何直接利益關係，活幹多幹少並不能影響最後的分配，甚至幹得多的人最終分得還少，而偷奸耍滑的人沒有受到任何懲處,該分到多少照樣分，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農民從此喪失了勞動積極性。”

　　“農業的計劃指令式管理，嚴重的阻礙了農業的發展。”方葉說道:“比如農業耕作和種植技術的提升，一個經驗豐富的農民或者長期從事一線農業技術研究的人員，比不過坐在辦公室裡的幹部大筆一揮。”

　　“計劃體制下,農業科研人員對於技術創新和發展，既沒有多少積極性,還不能自主，完全由上級指派。搞出來的技術，驗證效果是否具備全國推廣不清楚，而蘇共中央—聲令下，全蘇就開始執行，結果就是全國農業歉收。”

　　“在這一點上，蘇聯還不如中國，我國雖說也採用了分配製度，但是對於農業和技術的發展從上到下都十分重視。比如湖南搞雜交水稻,時任省委的華書記，就敢批150萬元專款，同樣的蘇聯官員,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責任與擔當，即便款撥下去了，最後大概也會被貪汙。”

　　“從經濟基本常識的角度來說,趨利是人的本能，農民得不到實際利益，他們對於農業勞作自然就不上心。而計劃體制下，非要將每一個人都變成無慾無求無思想的工具人，既違背經濟常識，又違揹人性。”

　　“如果一個人缺乏常識，這是個人認知問題，可若一個群體有意識的缺乏常識，其造成的不良影響將是巨大的。倘若計劃體制只是一堆冰冷的數字，無視人性，那麼這種經濟體制從本質上來講，不是在造福民眾，而是在奴役民眾。”

　　“實施這個體制的國家，政府對內在做民眾的生意，它在賺取利潤，但是卻禁止民眾賺取利潤，這就是一種有意識的缺乏常識的行為，它無視了市場交易過程,變成了單方面掠奪，而這種掠奪行為，又違反了法制精神，同時既不考慮分工協作，也不考慮成本因素。”

　　“這也就是我之前所說，現有體制確實符合國家階段性發展需要，但是最終這些都是要還的，你從人民身邊拿到多少，最終就要還回去多少，甚至要還得更多，否則人民就不幹了，後果是嚴重的。”

　　“就比如當下，國內為什麼很多東西生產不出來，不是工業條件不具備，我國在工業技術上確實與發達國家有差距，但是物品的種類、行業的門類,絕對不會是今天這樣，可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因為無視了分工原則，沒有分工，就沒有協作，沒有分工就沒有創造。”

　　“這種情況反應到某一傢俱體的工廠，比如長春汽車廠，我們可以看到,其生產的主要還是CA10車型,從1956年第一輛車下線,到現在已經14年了,它的生產與設計技術提升了多少?發展出了多少種車型?14年來，它甚至連外觀都基本沒有變化。”

　　“工業製造上分工不明確，什麼東西都自己造，導致了什麼都需要自己來攻克，使得產業鏈構造不完善，製造成本高，技術發展慢。”

　　“整個汽車製造鏈上的企業又全面國有化,行政管理下的企業教條化、官僚化，其製造成本與市場實際成本存在顯著差別，最後又使得汽車價格失真，過高且恆定的價格，又使得市場推廣慢，形成了非良性發展。”

　　“再說製造產線上的分工，同樣欠缺，我去那邊看過多次，裝配管路的與裝配剎車盤或其它工位混在一起，裝配線束的工人做完工作，接下來又去裝配其它毫無瓜葛的配件。”

　　“汽車功能件、管件、線束、緊韌體、玻璃元件等,沒有具體的分工劃分，是否合理，怎樣能提高生產效率沒有分析與研究,前腳在駕駛室裡調完方向盤，後腳又與其他工人抬著前蓋板安裝，科學管理、科學組織生產仍舊有所欠缺。”

　　“長春廠已經是國內做得比較好的了都如此，想想其它工廠會是什麼樣?”方葉很是無奈的說道:“這樣的企業，一旦國門開啟，如果國家不進行政策保護，它們如何與國外競爭?分分鐘被秒得渣都不剩。”

　　總理問道:“方向盤不能與前蓋板由一個人除錯安裝?”“當然不能了。”方葉說道:“汽車方向機構是核心功能件，而蓋板只能算裝飾功能件，二者差了幾個等級，前者直接關乎汽車功能與人生安全，一旦出現重大質量事故，非死即傷,其除錯必須專崗專員,嚴格進行。”

　　“如何打破這種局面?”總理問道。

　　方葉沉呼一口氣:“除了向國外先進汽車工廠學習，引進先進生產技術與管理方法外，別無他法。”隨即又補充道:“對於封閉市場的企業來說，一個他們根本沒有見過的東西，僅靠他人講述很難讓人真正理解，因此要麼長期科學的去摸索,要麼就去學，顯然後者來得更快。”

　　工業升級說起來好像很簡單,將生產裝置一升級就完事了，事實上那有那麼簡單,涉及的產業分工、管理理念、製造技術、研發技術等的全面提升，而國內這方面的人才又十分缺乏，主要還是市場太過封閉，沒有競爭也沒有多少改變的動力。

　　時下，國內企業真正參與國際競爭的只有華昌集團，不過華昌的汽車製造還有段路，其專注於乘用車市場，但目前國內這個市場還需要幾年的發展。

　　在方葉的計劃中，1975年向市場推出第一輛全國產化小轎車，現在原型車還在研發中，預計年內能出來，而測試與改進又得兩三年時間，不過72年汽車廠就可以規劃建設了，這輛汽車完全自主化設計，其動力、支撐、控制三大系統及車身結構將最大程度的實現自產。

第597章 大城建時代

　　中央臺播報:‘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次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審議透過國務院撤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成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簡稱住建部。’‘原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所屬建築工程和城市建設管理業務劃至住建部，其餘部分分別劃規國家經委和國家計委。住建部下設: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國家建築工程總局、國家測繪總局、國家環保局、國家房地產管理局、城市監督管理局…。’‘經中央批准,任命原國家基本建設委員主任谷木同志，擔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職務…。’‘住建部機構介紹:…，相關職能介紹:一、…。

　　看著電視裡的播報，方葉不禁感嘆，這個時代的國家行政效率就是高，從他上書到住建部成立，國家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當然，方葉不知道的是，過去的這段時間裡,總理與陳、鄧兩位副總理，就已經研究了他過去上交給的未來國家機構資料，所以住建部從職能劃分到職責明確的編制工作才這麼快。

　　不過，現下的住建部與未來是有區別的，像國家城市建設總局，一度為國務院直屬,環保局後來成為了環境生態保護部，現在這些部門全都掛到了住建部之下，因此現下的住建部權力範圍非常大，而方葉想了想,他覺得中央這麼做是有其道理的。

　　國家大發展的時代,如果部委職能過於分散,必然會影響行政效率，中央大概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現在從城市發展規劃到建設,再到管理和環保,全部都由住建部負責，能夠在內部直接協調處理，避免了相互踢皮球的問題。

　　央臺的新聞裡,還報道了國家當前城市住房面臨的困境，由此中央決定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用五年時間在全國建設五百萬套高質量新型住房，到八零年前後，在全國各地和城市完成不低於一千萬套住房和租賃住房建設。

　　其中集中建設的主要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鄭州、杭州、瀋陽、長春、哈爾濱、南京、寧波、福州、合肥、武漢、蘭州、西安、烏魯木齊和成都。住房與租賃住房按10:　1比例建設，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但分配類住房須優先建設。

　　國家住房建設採用新政策,國家分配型別住房由中央財政、地方財政、企業、個人按5:1:2:2比例進行資金繳納，考慮到全國職工個人分配類住房資金繳納壓力，國家相關銀行開放金融業務，獲得住房分配指標的個人，可憑相關資料向銀行申請住房貸款。

　　租賃類住房可由地方政府自籌資金建設，同時允許社會資本在政府監管下參與租賃類住房建設。

　　中央規定，未獲中央批准的國有資本不得參與租賃類住房建設，國有企業不得挪用分配類住房建設資金參與租賃類住房建設，分配類住房不得參與租賃活動。否則，一經發現，嚴懲不貸。

　　國家向社會開放租賃類住房銀行金融業務，允許具有城市戶口的社會個人、國有企事業單位個人、國家公職編制內個人，透過全款或向銀行貸款租賃住房，個人一次性繳納租賃住房金不小於30%，銀行金融貸款額不大於70%，且個人具有貸款償還能力。

　　中央會議的內容，很快就在社會上傳開了，全國各大城市一片歡騰,特別是國有企事業單員人員和公職人員直接沸騰了，全國目前具有分配住房資格的人約5500萬，五百萬套住房,也就意味著每十個人就有一有人能分到住房。

　　更重要的是,這批住房跟以前的筒子樓、窩棚、平房完全不同，全部為新式社羣式住宅，建築標準為最低三層，最高不超過十層，北京、上海、杭州等經濟發地區可建設超過十層以上住宅。

　　新式住宅，套內最小面積為68平方公尺，分為兩居或三居室，建設比例為60%;中等面積為86平方公尺，比例30%;最大建築面積120平方公尺，建設比例最大為10%，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但國家同時規定，分配類住房120平大面積房不得多建，最高建設比例不應超過10%，且原有的等級制分房標準不再作為強制規定，個人也可住大面積房，前提是願意出錢。

　　以上海為例，一套120平(套內面積)的房子，建設成本約為7800元，中央財政出資3900元;地方出資780元;個人和企業出資各1560元;個人出資後擁有70年居住產權。

　　大面積房，個人入住時需一次性繳納468元，其餘部分可進行貸款,作為國有職工、國家編制人員的貸款利息很低只有1%，二十年期,每個月的月供為五元，而小面積房每月還款不過三元。

　　國家分配的房子，想精裝修直接擰包入住是不可能的，這些房子只會進行基本粉牆,可供直接居住,如果想要美觀，那就得自己掏錢裝修,不過對於無房可住,有分房但住房條件惡劣的人來說,這些並不重要,有這麼大面積的分房，那簡直是不敢想象的。

　　而對於國家來說，能夠拿出這麼多的錢來建房子，還是因為這些年國家經濟發展得好，國家財政有了錢。在國家的規劃中，等這一千萬套房子建完，全國職工住房壓力的問題就將基本解決，而城市居民住房,走的是商業路線，國家過去投入的錢也就收回來了。

　　但是，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國家透過從商品房市場收回來的部分收入，用以補貼國家編制人員，商品房的利率也比分房利率高達多，達到了2.5%。

　　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大面積房一個月還款就要五十多元，小面積房也要三十元，這樣的房子顯然不是給一般人住的，能夠買得起這種房子的人，自然也不在乎一個月出那幾十塊錢，而對於那些買不起的人來說，就是降到一個月十元，他依舊買不起。

　　現階段，國內的貧富差異其實已經出現，那些個體商們有不少已經發家致富，而這些人將錢存起來放在銀行裡吃利息，這對於國家經濟發展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可對於他們來說,由於國家現下封閉，其財富也無處可花，因此國家推出商品房，其實就是從他們身上獲取財富進行新一輪分配。

　　問題就在於，未來房地產過熱，是國家從宏觀層面的一種調節，是為了收割更多的財富用以國家發展，同時保持—定的財富飢餓，使得社會不至於過早進入福利時代，從而達到保持國家的競爭力，於是國家將所有人都看成了富人,透過房地產、教育、醫療法等來攫取個人財富。

　　國家對百姓有了宏觀調節對策,但是對於那些富人卻並沒有提出什麼辦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富豪們增集的財富越來越多,已經到了用鉅額都不足以形容的程度,達到了天量財富。

　　可面對如此之多的天量財富，國家又並不能從他們身上獲得多少，因而導致了社會分配嚴重失衡。

　　百姓的支出不斷增長，而福利與財富增長，卻長期維持在最低水平。比如，五千塊一個月在縣城已經是比較高的收入了，超過就得徵收個人所得稅，而如果再繳納五險—金，那麼剩下的淨收入連維持家庭正常咿D都困難。

　　這一切沒人知道嗎?自然不是這樣的，上層那麼多智囊怎麼可能不知道這些，而他們就是設定了這樣的分配體制，這和古代為什麼明明知道老百姓的稅賦已經很重了，卻依舊從他們身上收是一個道理，上層的人士知道這樣做會帶來什麼後果，但是要想他們付出是十分困難的。

　　還是那句話，老百姓的貧富如何，並不是老百姓來決定的，而是上層的一種意識性行為,這些行為反映在實際層面，就是各種針對性的政策。

　　比如早期的，農業與非農業戶口，它用一個戶藉制度就直接造成了城鄉二元化，再透過‘統購統銷’來收繳農民最後一絲剩餘產出;由此，城市與農村的差異出現，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現。

　　又比如，當國家發展到城市化程序時，過去對農村的舊剝削方式變化了，採用房地產、教育、醫療新三座大山來繼續對農民工實施新剝削。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長期以來都是對內揮動鐮刀，過去一直以來的發展，也都是採用的剝削式發展方式。

　　這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是透過剝削保持一定貧窮從而達到某種需要的進步，所以面對這種情況,不是努力就可以改變的,努力或能改變一些局面，但有了一定收穫之後，就會有新的剝削方式出來。

　　九二南巡之後，全國性的民工潮開始爆發，如果從那時算起，一直到方葉來到這個位面的三十多年間，無數農民工在工廠裡努力拼搏，但是他們究竟獲得了多少呢?

　　用健康和血汗換來的收入增長，然而這種幸福並沒有維持多久，很快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變成了鋼鐵和水泥，一部分變成了子女教育支出，剩下的則送進了醫院，如果綜合計算一下，一名農民工拼了三十年，他的財富留存率實際為負數，甚至是成倍負數。

　　終於，農民工的子女長大了，過去鉅額教育支出也到了回報的時候，然而這時才發現，其支出與收益並沒有形成正比,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新的鐮刀的來了，因為新的韭菜也長出來了。

　　新一代的農民工，依舊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覺得不用再像父母那樣在流水線上拼血汗,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等他們在父母輩的餘暉中擔當起家庭責任之時，才猛然驚醒,其所要支出的生存成本，不僅沒有像父輩那樣減少，而是遠遠高於父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