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452章

　　何況，即便將這樣的制度建設了起來,要取得效果那真的不是一兩年能搞定的,就同安市來說，從54年示範縣開始，花了十六年的時間,先將政府從上的思想洗了一遍，而後又對群眾展開教育,這是一個整體的聯動，沒有持之以恆的工作推進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從49年至今，同安市書記從姚圭甲換成了張安國,後來又換成了方振華，但是市長劉偉一直工作之至，他在同安整整幹了二十一年,而這項工作的背後,還有方葉在支援，從政府行政制度建立到執行,再到改進,再到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建立新機制、新思維可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李副總理同樣對同安市的政府工作機制頗感震驚,他不由得心想,這才是真正的為人民服務，且是將主席這一理念在全國貫徹最好最徹底的地方，如果全國各地的政府都這樣,那這個國家將會發展成什麼樣的風貌?

　　政府高效廉潔,群眾遵紀守法，社會秩序井然，工業經濟發達，人民幸福美滿,這個國家必將全面繁榮,甚至能夠成為發達國家,可現下這麼好的制度卻不能在全國推行,這不得不讓他感到―種緊迫和遺憾。

　　因而，第二天,學習活動變成了對同安全市的全面考察，政府工作開展、城市建設、工業發展、商業發展、環境治理的政策和理念，一行高階官員們如同到國外考察一樣，從老城區到新城區，瞭解舊城改造、新城規劃,城市未來發展規劃以及正在推動的相關措施。

　　這一考察就是一天，因此直到第三天，一行人才終於下到了農村，發達地區的農村是什麼樣貌?所到地區沒有茅草屋，沒有土瓦房，最差也是紅磚砌的,而且每個村莊全部進行了基礎規劃，從佈局到房屋的建築風格，政府都給農村地區提供了相關參考。

　　“你們是如何將工作做得這麼細緻的?”鄂省書記問道。“也不復雜，就是幹部責任制。農村地區的建設和管理，從鄉鎮長到村幹部及辦事員全部都有責任劃分,實行責任到人，由政府進行考核，誰出了問題就誰責任。”方書記回道。

　　“原來如此。”鄂省書記點了點頭。

　　農村裡一些農民家不少已經建起了二層小樓,這在其他地區是不可想象的,哪裡的農民能有這樣的條件啊,只能說同安縣市場經濟搞得草,分田分得早,工商業發展得早，十幾年下來,誰家還沒點存款,就是農民家庭，一年存個三五百塊，這麼多年下來，也有近萬元的存款了。

　　建個二層小樓才花多少錢，現下每平方公尺造價約15元，三開間上下約140平左右，加上工人工資,撐死不過兩千五六百元，這對於別地農民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錢,但同安這裡農民能從事各種副業，家庭農業產出收入也高,這點錢自然承擔得起。

　　農村居住條件自不必說,而農民家庭的工業品普及率也很高,腳踏車、縫初機、收音機都已是標配,像那些建了二層樓的家庭，電視機都有了，這農村的生活水平已經無需多言了。

　　家家戶戶雞鴨成群,孩子們成群結隊揹著書包,快快樂樂的走在上學的路途中，春季的暖風吹起翻飛的紅領巾,而農田裡機器正在轟鳴，在這耕作的時季裡形成了一副恰如其分的美好畫面，跟隨前來採訪的記者只感覺自己帶的膠捲已拍了，好在市裡有賣,這讓他的相機留下了更多的美麗風景。

第590章 上書與解決議建

　　“這麼說來這次參觀學習是很有效果的。”西花廳裡，剛剛完成帶隊前往同安市參觀學習的鄧副總理和李副總理,便一起受到了總理的召見,聽完二人的彙報，總理高興的說道。

　　李副總理表情顯得嚴肅的說道:“總理啊,上一次我去同安還是六一年,這才九年時間,同安市已經發展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一個不到六十萬人口的縣級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1833美元，是全國的十倍,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當真不敢想象。”

　　他繼續講道:“當前世界，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就是發達的標準,如果按這個資料來講,同安市已經高於發達標準了。”

　　總理看向他微微點頭:“同安的情況我聽安徽的桂林西同志和方葉同志講過，聽他們講那裡老百姓的生活改變很大。”

　　“豈止是改變很啊。”李副總理用略帶誇張的氣語說道:“簡直驚掉人下巴，如果不是去參觀學習，誰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您要是當時在場就能感受到，同安市老百姓的生活將各省的參加學習的同志,全都給震驚到了，對很多同志的思想衝擊是巨大的。”

　　總理樂呵一笑:“就是要給他們震一震，不這樣他們還以為自己管理的地方發展得很好了，特別是這幾年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行，一些地方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有了一些驕傲自滿的情緒,現在給他們對比一下，就能讓他們直觀的感受到差距。”

　　李副總理依舊嚴肅的說道:“但這個差距實在太大了，我們在同安的農村看到,那裡的老百姓不少人家已經建起了二層洋房，實現了樓上樓下,家庭收音機普及率達到了75%，電視機普及率27%，其中城市家庭電視普及率為58%。”

　　“至於腳踏車、縫韌機這些普及率就更高了，全市九萬七千餘戶，擁有腳踏車21.4萬輛,戶均擁有腳踏車2.2輛，各型別摩托車1.1萬餘輛,戶均1.13輛;農業機械耕作普及率、腳踏車、電視機、收音機等擁有率全國第一，老百姓家的房子寬敞又明亮,生活好得讓人豔羨。”

　　李副總理是一說就停不下來了:“而且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透明度都很高,那裡的政府治理模式若能推行到全國，整個國家都將變得完全不同。”

　　“特別是地方政府在貧困家庭保障方面也做得很精細，市政府對貧困家庭建立檔案,責任落實到人，實行一對一幫扶，政府給予貧困戶減免各項稅收,子女教育費用,增加貧困補貼，幫助脫貧。”

　　“教育方面也做得很好，早在七年前同安市就已經實行了九年義務教育,截止1969年,全市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了99.7%。”

　　總理問道:“剩下那0.3%的兒童未入學是什麼情況?”鄧副總理接過話回道:“這個我知道,主要是一些孩子因為疾病或者其它情況,比如父母重男輕女極度固執使得一些兒童未能入學，至於那些貧困家庭,市政府每年發給120元補助,因而在同安市不會因為家庭貧困而導致孩子不能入學。”

　　“這個補助可不低了。”總理說道。如他所說,這項補貼確實不低,要知道在西南、西北等許多貧困地區,老百姓全家一年也賺不到120元，即便在消費高的同安市,農村家庭的口糧能自己解決，多出的這筆補助能極大的改善家庭生活條件。

　　說完，總理朝身旁桌上的一份檔案看去,抬手指了指問道:“這份建議書,二位都看完了吧。”見二人點頭,總理便又說道:“那就談談看法。”

　　總理所說的建議書，就是這段時間，方葉給中央的上書上，內容一共三項:第一項是關於我國工業發展情況的述說和建議,他在上書中毫不客氣的指出，當前我國工業處於低層次發展,基本還在處於滿足國民日常生活一般需求工業品生產的層次上。

　　國內大量製造型企業生產的都是鍋碗瓢盆、針頭線腦這種低階工業品,而像熱水瓶、腳踏車、縫初機都屬高階工業品，且產品種類總體較為單一，種類、功能、造型不夠豐富。

　　方葉認為現下國家民用品內部市場已經開放,國家29萬餘家企業，數量已經不少了，但企業的發展層次仍舊很底,而且嚴重缺乏創新精神。

　　這麼多低層次製造企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民群眾對一般工業品的需求，但是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一個完整的發展規劃,各地存在大量重複建設的情況，辦什麼廠都喜歡一擁而上，且企業的發展程度低，技術水平低。

　　他指出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改變，等到國外新產品或外資大規模進入國內後,會對這些花大價錢建起來的工廠形成巨大的衝擊,倒閉潮將不可避免，因此他建議國家，結合實際情況，有目的建設起一批有較高技術水平，一定創新能力的企業，這些企業可以是國營也可是民營。

　　方葉提出的第二項,便是民營企業發展，現下國內一些地區將國家支援私營企業發展，當成了政治任務，這個問題需要解決，要將思路轉變過來,不能被動應付任務。民營經濟的發展可根據地方情況進行，不搞強行攤派，指令式任務。

　　他指出，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已有九年,一些個體商也有了一定的原始資本積累，國家要做的就是給予他們一個良好的政策,幫助並指導他們建立工廠，提供必要便利,如基本生產原料支援、貸款支援,還要讓民營企業獨立執行,地方政府不應介入企業內部，進行干涉。

　　而民營企業在招工的問題上,政府也不能強行要求必須是城市或城鎮居民,應當允許他們招收農民工，政府也要解決好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問題,給予恰當的政策,不能像現在這樣限制農民工進城，他認為這項舉措對於減緩城鄉二元化、減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幫助。

　　第三項則是現階段城市供房矛盾的問題，全國各城市,特別是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瀋陽、長春、南京、武漢、廣州等地,隨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長,城市商業的興起，住房矛盾已經到了一箇中央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程度。

　　他在上書中講述了自己所瞭解到的情況，而後指出,單純靠國家來分配住房，不僅住房條件差，而且數量嚴重不足，同時這種分房的方式,還有違社會主義公平原則，全國城市國有工人有分房指標,但農村卻根本沒有,農民住房完全靠自己解決。

　　為此，他算了一筆賬,全國現在國有職工五千萬有餘,按照過去國家的分房標準,一般職工家庭居住面積普遍在二十到三十平方公尺之間。

　　以東北地區的國家職工大量住的是棚式住房為例,住宿環境條件極差，一家數口人擠在一間房裡,但即便按此條件，隨著國有職工不斷增多，滿足如此之大數量的分房，也將是一筆天文數字。

　　國有企業現下的發展,仍處在低層次上,企業升級需要錢,職工建房需要錢，工廠辦校等開支全是國企在承擔,一方面使得企業分房矛盾加劇，另一方面也使得企業沒有更多的錢投入發展或研究創新。

　　國有企事業職工的住房矛盾很大,而城市的供房矛盾則即將達到臨界點，隨著城市人口不斷增多，但房屋的建設完全靠國家來完成,由國家分配,然而對於沒有國有職工身份和國家編制的普通家庭則根本無法進行分房,而市場上早已經沒有房屋可以買賣了,且國家也不許買賣。

　　因而國家無論是現有分房、建房標準,導致的職工住房條件較差，分配數量嚴重不足，還是國家現行政策,都使得城市住房問題的形式非常嚴峻,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

　　方葉建議，為解決國有企事業人員住房問題,可以由國家給予恰當補助，適當提高企業利潤留存，並由國有企業、職工兩方參加出資，儘快展開大規模的新式職工住宅建設，緩解國有職工的住房矛盾。

　　同時在全國工業集中、經濟發展較好的主要城市,開展商品房銷售政策，允許面向一般城市居民的商品房銷售,國家透過市場的方式,將投入的住房補助資金收回來,形成一個財政良性開支的閉環。

　　方葉算起賬,現在全國住房建築資金，每平方公尺大約在12至30元不等,上海最高,其它地方基本都在15元左右,國有建設扣除了土地出讓金，因而建設的成本並不高。

　　假設中央財政可以給予每平方公尺5元補助,平均每套80平方公尺(看個人職級待遇，一般60至120平方公尺不等,現有的筒子樓,大約一套三十來平),也就是400元一套,全國建設一千萬套,就是40億,如果五年內建設完成,每年8億多。

　　這其中，國有工人也要出錢，不能免費分房，每平方公尺應當收取3至5元不等的認購金,其餘錢由國有企業自行支出,所在城市免費給地,如此一來，國有企業的建房支出壓力就小了。

　　假設一套普通新式職工住宅，為68平小戶型，工人支出也就204至340元之間，考慮到工人家庭收支情況，可以允許分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期還款，其每年最高住房認購金開支不過68元，平均到每個月不足六元，是全國工人現有平均月收入的約八分之一，是能夠承擔得起的。

　　同時打破條條框框,不要進行一味的職級限制，允許內部調配，工人要住更大的房子也允許，只要工人肯出錢，120平照樣分。

　　但考慮到這一政策中會有人鑽漏洞，比如某國企事業單位,可能因為經濟條件好,國家又有補貼，會全部建大套面積的房子，從而使得國家補助開支巨增，因此國家要進行一定的限制，比如八十平以上的大套面積房不能超過某個比例。

　　第三項，是養老的問題。

　　方葉認為目前這種分配方式,實際上是在減一步拉大城鄉差異，拉大工人與農民收入差距,將工人階級變成了上等人，有違社會主義公平原則,而隨著國有工人階級群體的不斷增大，將來國家對於退休職工的供養也將是一個無比龐大的支出。

　　方葉依舊列出了計算公式，全國現有五千萬職工，從新中國建立算起,到八十年代中期，將會迎來第一批退休潮,預計將會有2800至3300萬離退休人員，80年代末可能會突破四千萬,到90年代末時,減除死亡人員，將可能會有五千萬左右的龐大國有編制退休人員。

　　按照當前的人民幣膨脹係數，結合國家財政收入情況，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每名職工月退休工資平均初估為350元，年4200元,全國一年養老財政開支為130億元，這還不包括醫療保險等開支。

　　預計年國有企事業、公職人員的國家財政養老開支為180至220億元之間,預計將佔財政總開支的15%至20%;九十年代末可能會超過30%;千禧年以後則有可能達到40%。

　　因此,方葉給出的建議是,儘量控制國有職工、事業單位群體數量，推動國家社保儲備金建立，全國國有企事業應當儘快推進五險—金繳納(含歷年繳納),且民營企業在發展到一定時間後,也應當將其納入社保體系,以補充社保儲備金不足的問題。

　　而控制國有職工數量增加的最好方式,就是進行工業升級，國有企業應當承擔起減少國家供養壓力的責任,大力提升自動化生產技術,要將現有的職工數量控制下來,同時對部分國有或事業單位進行市場化改組。

　　以鐵道部為例，僅一個鐵道路就有40萬編制人員，加上家屬有120萬以上,鐵道部獨立執行,內部建有幼兒園、食堂、學校、醫院、工廠、社羣、電影院等附屬機構,正在形成一個遊離在外的獨立王國。

　　其內部資金的使用合理性,內部各項建設的必要性,外人不清楚，也不瞭解,國家的專業審計沒有開展，也沒有進行評估,因此方葉認為,可以考慮除保留必要的鐵道工程兵保證國家國防工程建設,並考慮在80年代前,對諸如鐵道部，水利建設部等工程建設單位進行改組。

　　相關單位的現有國有編制人員最好不再增加，而是大量招聘農民工，國家也應儘快建立專業審計部門，對國務院各部財政收支情況進行專業審計,避免財政浪費。

　　老實說，一天前,李副總理看到這份建議書時,他是相當震驚的,他沒想到方葉對於國家的治理見識有這麼深,而且不僅看出了問題,還提出了一系列解決辦法，就他這份見解，說實話到中央來當個部長都夠了。

　　但同時,他也對方葉越來越好奇,這人搞科技、搞企業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他對同安的內幕情況也有一些瞭解,這個城市之所以能發展起來與方葉脫不開關係,這表明此人對於經濟建設同樣有著卓越的眼光。

　　不僅如此，方葉還跳脫出國家五六年‘三大改造’全面公有化政策,牢牢掌握著華昌集團,這絕對是全國絕無僅有的例子。

　　要知道一九五六年後，全國所有公私合營企業，要麼國有化，要麼之前的合營私人全部退出管理階層，只參加分紅,實際也是全面國有化了，但他和其管理的華昌集團卻是個例外，明面上公私合營，國家佔有八成股份,但企業的一切方葉都擁有絕對話語權,說一不二的那種。

　　更厲害的是,方葉還是菊香書屋和西花廳的常客,對於地緣政治等方面也有頗深的理解,這些年來中央高層的三次培訓課都是他在講,這能力水平絕對逆天了，當然他還知道，主席家的長子在華昌集團工作,先幹黨委書記,現在已經成為第二掌權人了，哪哪都透著特別。

　　—機部、四機部對於華昌根本不敢動一毛，國家每年幾個億投進去,至於他們具體在搞什麼別人也不清楚,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科技產出率非常高,數控機床、半導體、計算機等多項技術,都是全球頂呱呱的水平，誰看了都得大寫一個‘服’字。

　　結合他看到的方葉給中央的上書，李副總理現在十分肯定,此人對國家治理方面同樣有著超越—般幹部，甚至是中央高層許多幹部的見識與能力，你看人家上的建議書，分析到位,邏輯自洽,解決方法除了政治意識的問題,非常具有可行性，幾乎挑不出啥毛病。

　　就見鄧副總理說道:“這三條建議中,城市供房矛盾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老大難的問題,以前主要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供房矛盾,現在是整個社會的供房矛盾，如果情況如實的話，那這個問題確實應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

　　總理說道:“一週前我收到這份建議書後，找到北京市政府瞭解情況，彭珍同志上報說，由於京城周邊不少農民湧進了城，使得北京租房市場很火熱，而且價格年年在漲,出現了一房難求的局面,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群眾搭棚子、住橋洞的情況。”

　　“還是要進行詳細的調查。”鄧副總理說道:“我看，可以對建議書上講的幾個主要城市展開下調查，國務院有了較為可靠的資料,再來進行下一步動作。”

　　總理微微點頭,說道:“五年建一千萬套房子，這是一個大工程,不僅能夠推動新增上百萬人就業,而且還能增加鋼鐵、水泥的銷量，同時又能緩解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住房矛盾，確實是一舉多得，就是國家要出一筆錢。”

　　鄧副總理說道:“這筆錢總是要出的,工人的住房問題不可能不解決，現在若工人也能出一部分錢,實際上國家還是省了一筆，粗算一下，得省下20億元。”

　　李副總理說道:“那商品房呢，推還是不推?”“富椿同志是什麼看法?”總理問。

　　李副總理思索了起來,而後說道:“從經濟的角度看，它是符合邏輯的,但問題出在政治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建房子賣給人民,這怎麼看都是有些不合適的,至少目前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哪個實行這樣的住房制度。”

　　這話沒錯,就如南斯拉夫這樣的國家,都沒有商品房制度，國家住房主要為福利制度,由企業、工會或地方政府主導，採取租金制度,約佔收入的3%，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完全沒有商品房的概念，全部為分配製。

　　而方葉的建議裡,顯然反對一味的分配，他認為這種方式就是在人為拉大階級差距、城鄉差距，企業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那為什麼工人就能分房子,而其他階級不能呢?這種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實質上不就成了階級所有制了麼。

　　從經濟的角度的說,這種分配國家需要投入的開支巨大，不僅佔了企業的全民所有制利潤,而且還影響到了企業的正常發展。

　　比如,根據財政部當前‘利潤留成’的原則,企業大約會留下10.2%的利潤,其餘全部上繳。這一留存，還是在方葉的呼籲下進行的。

　　歷史上1970至78年，實行的是‘統收統支’，企業利潤留存不足1%，以此來壓低社會消費，這一行為不僅使得這十年間企業難以發展，而且整個社會消費市場更是受到了嚴重打擊，這種完全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行為,對於國家的發展傷害太大了。

　　國有企業留下的10%利潤用於一般福利性開支，但是向建房這種事，則由國家財政來拔款,企業自身並不能做主,這又使得整個前三十年,特別是六五年以後,職工住房的問題矛盾日益加劇,到了改開前,矛盾已經積累得如同火山一般。

　　大量的職工依舊在住著窩棚一般的地方，住宿條件差到離譜，特別是東北這樣工業先發達地區，存在著大量的棚戶區，而華東的上海等經濟較好地區也差不多，幾十年如一日,居住條件沒有任何改善，一家幾口人,住著二三十平米到處漏雨的破房子。

　　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直到2008年國家才開始解決，而在方葉看來，國家完全可以不必在那樣發展，過去三線建設佔據的大量資金,現在不用投這麼多了，節省下來的錢用於國家工業產業佈局調整，而國家財政現下比歷史上又富餘得多，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條路子。

　　新的路子，就是開始大規模的城市住房建設,採用新的分配方式,既能節約國家開支，又能給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一個全新的住宿條件,而商品房的推出，既能改善―般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還可以透過商品房市場將投出的錢再收回來，可謂―舉多得。

　　簡而言之，就是提前開展城市建設,而且這個建設開展得越早，對國家越有利。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中國完全可以利用二十年時間,完成城市的基礎建設,要知道城市大量棚戶區就是在這個時期內形成的,現在要做的就是從源頭上直接將這些老大難問題給掐了。

　　除此之外，還能減少和避免未來重走土地財政這條几近失控的邪路。21世紀房地產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不過這些問題,他並沒有在建議書中說，而是透過五二六局彙報了上去。

　　至於，方葉所提的國有職工和編制人員過多的問題,也不是他第一次提了,只是此前國家工業發展時期,需要大量的工人，也需要大量的就業,特別在六六年新經濟政策全面實施前,國家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而現在隨著私營經濟的開放,方葉認為可以做出規劃調整了。

　　這些方法自然是好的,但就如李副總理所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涉及到國家現有體制改革的大問題,擺在所有人面前的是,究竟是要保持當前的方式,然後坐等問題繼續發生，還是冒天下之大不違,走左左們眼中的‘資本主義路線’。

　　現下與中國相鄰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三個，分別是蘇聯、朝鮮、越南,後者自不必提,國家尚未統一，而前兩個國家,都在實行住房分配製度,這也是很多理想主義者眼中完美的時代制度。

　　然而,這種制度真的完美嗎?顛峰時期的朝鮮和蘇聯,特別是蘇聯的農民整體上過得確實還不錯,住房、醫療、教育等全部免費,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民沒有多少選擇權。

　　每個階級的身份基本固定，階級躍升困難,社會居民的總體上確實很平均,但同樣要注意一點，富得很平均，窮得也同樣平均，無論是蘇聯還是朝鮮的城鄉差距始終存在，城市裡樓上樓下，汽車到處跑,農民想買車，一輛三千五百盧布，是農民平均三年的總收入。

　　而且農民假使有了一定的積蓄,想住好一點房子,那非常困難，在指標滿足的情況下，一套住房的價格高達7000餘盧布,差不多—個農民六年的收入總和,而且不是有錢就能買得到,中間的各種條件稽覈十分嚴苛。

　　農村地區同樣有差距,條件好的地方,或者一些樣版工程，農民樓上樓下，但普遍是一層民居，想住上樓房?美得你。

　　這還是社會生活方面,而在社會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更多了，計劃體制不打破，分配體制不打破，一切都由國家來安排,不是誰想發展什麼就發展什麼，而是國家指定,企業升級、科研發展,甚至連社會研究全部受到嚴格管理,這樣的社會如果沒有外在威脅,它確實是幾近完美的狀態,但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絡的。

　　沒有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社會很快就會陷入發展動力不足的情形，而要維持這種社會繼續,那麼就只能走向封閉，一個國家封閉的結果會是怎樣，大清王朝已經給了答案，無需再多言。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有過這樣的歷史教訓，自然不可能再走回這條老路，事實上從新中國成立那一天開始,中國從來就沒想過封閉自己，而是不斷的進行國際外交、貿易的突破,中國的領袖們深知封閉之害,所以不是中國不想開啟國門,而是美西方讓我們無法開啟。

　　還是以蘇聯為例,他們與美國已經建交，雙方也在展開貿易，但是貿易的層級並不高,美蘇之間科技貿易相互封鎖,對於蘇聯來說，這種國門留了一條縫的方式,看似很高明,但實際很愚蠢。要開就大大方方的開,要麼就像朝鮮—樣,一封到底,僅保持官方交流。

　　中國的改開走的就是全面開放的道路,將舊有的制度和道路全面革新，一切為了國家和民族未來的發展需要,而不是單純的為了政權一時的利益,而是考慮長遠的利益，這是中蘇兩國戰略遠見的不同。

　　事實證明，隨著八十年代石油危機的結束,蘇聯靠賣資源的美好時代也結束了，僵化固守的教條制度終於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蘇聯原本完全可以走上另外的道路,它有許多選擇,即便改革開放不做,但是整合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和市場，發展商品經濟，以蘇聯的技術實力,加上東歐、亞洲以及美西方的市場,蘇聯即便制度依舊不是很完善,但是其國力也將遠超歷史。

　　蘇聯還可以將‘新經濟體制’堅定不移的推下去，打破內部體制僵局，怎麼著都還能續個三五十年的命,然而蘇聯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保持著教條與僵化。

　　中國現下的新經濟政策,其實就是同蘇聯相似的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對於當前打破內部僵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並不完整，如果按照這條路子一直走下去，那麼國家未來並不會出現另一個時空那樣的盛世發展，因為諸多制度性的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無論是國家高層還是方葉，都明白只這是一個臨時的舉措政策，國家要全面解決體制的深刻矛盾，有且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改革開放。

　　不破不立，破而後立，只有對整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的解放,要解放體制、解放思想、解放市場,透過深刻的社會轉型與實踐,大浪淘沙之後,重新建立起—套新的體制，否則這個國家的舊有矛盾就無解。

　　烏邦託的美好時代,中國其實並沒有真正發生,但是蘇聯和朝鮮都存在過,從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朝鮮,人均GDP達一千美元,比當時的中國高出了整整三百美元，刨除其內部分配問題和城鄉差距,整個朝鮮都處在美好時代。

　　倘若朝鮮也實行新經濟體制,，進行必要的制度改革,有步驟有計劃的擺脫對蘇聯的單一依賴型經濟,朝鮮也將會走上另一條路,那時的朝鮮完全具備這個能力,但是朝鮮並沒有這樣做。

　　靠著蘇聯輸血發展起來的朝鮮,並未抓住歷史機遇,內部也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改革,而是在虛假的國力日益增長後，狂妄的覺得自己也能上桌了,開始搞起了核武器。

　　蘇聯給予朝鮮核技術的幫助，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其對中國的傷害是不可估量的,而中國完全無法阻止,雙方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還必須得籤,這是中國長遠戰略問題,即便不籤這個條約,一旦朝鮮被入侵,中國依舊得出兵,所以籤與不簽結果都一樣,還不如簽下來。

　　透過蘇聯和朝鮮兩國美好時代的經驗,都已經證明,蘇聯的全面國有化，全面分配製度,是死路一條;繼續搞公社化搞烏托邦,那就是下一個朝鮮,同樣死路一條;這個問題不是後來才看到的，而是中國早早就看到了。

　　偉大領袖為什麼要緩和同美國的關係，自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為什麼加強對西方貿易?因為到了七十年代初，中西方貿易已經基本取代社會陣營貿易了，從這一點就能很好的說明，其實中國的領袖們，早已經明白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蘇聯的特權官僚亂像我們看在眼裡,看得分明;朝鮮人闊起來後，對我們鼻孔朝天我們也看在眼裡,記在心頭;被蘇聯人看不起,還能接受，但被朝鮮人看不起,心裡不窩火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我們自己花了近三十年時間，用實踐證明了，自己過去走的絕對平均主義道路，同樣存在嚴重問題。

　　於是閱歷豐富的政治革命家們,多數都認為改革開放是必須要走的路，最後也走成功了，然而奇怪是在未來，仍有一部分人堅定的認為，那是‘右派反佟�上臺，致使理想淪喪。

　　蘇聯的美好時代煙消雲散,他們看不見;蘇聯內部一系列分配問題，如城鄉差距,收入差距,體制僵化等,統統看不見;他們只看到了蘇聯分配的短暫美好時代。哪怕事實證明，國內並不存在的烏托邦美好時代,他們依舊從那些失敗中，找到閃光點,然後無限放大。

　　他們鼓吹公社化，鼓吹絕對平均主義時期，可他們既不看其中存在的問題,失敗的事實,又縮頭直接無視一江之隔的朝鮮現狀,更不願移民到朝鮮去享受美好時代的生活,他們其實要的是那個時期的階級差異,並且幻想自己是分配者或者分配得利階層。

　　他們並不是基於歷史事實或者客觀、理性的分析結論，從而真心的讚美那個時代、認同那個時代,他們其實要的是那個時代的階級差異和特權糟粕,要的是城市人對農村人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要的是在國有企業裡,即便整日打混,也能混吃等死一輩子。

　　他們並不關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究竟要怎樣發展，那怕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擺在眼前,他們仍然一邊吃著紅利，一邊選擇無視，他們只是看不慣曾經的特權少了，農民工都能進城買房買車，過上本不該同他們一樣水平的日子了。

　　他們舉著偉大領袖的旗幟吶喊,用上一切高大上的名義，其實只是為了過去的特權,他們對於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在乎,如果給他們上臺的機會，他們會繼續雙手捧著偉大領袖的塑像，用上最正義的言詞,然後親自毀掉現在的一切，恢復他們失去的特權。

　　他們的階級論調，並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縮小階級差距，他們內心所想的是，農民的兒子就該種田,他們的兒子就該當官，但他們在人前絕不承認這些。他們用主義理想、披上偉大領袖精神的華麗外衣，將這一切都偽裝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