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353章

　　與此同時,湖口裝甲兵兵營裡，不管有的沒的，一百多人被迅速逮捕，其中軍官就有二三十名，這些人迅速被審查，數十人無罪釋放,不過一眾軍官包括趙志華再內十數人被判有罪,情節較節的予以記過調職處分,而趙志華本人被判預峙褋y,在老蔣的盛怒之下直接槍決，終年五十歲。

　　一場兵禍就此消除，歷史出現了新的前進方向。

　　時間悄悄的來到了西洋歷一九六四年元旦,這一天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裡的一眾接受改造的戰犯突然被召集到了禮堂裡，而後一名解放軍軍官及遼寧省委副書記幾人邁步走上了臺。

　　“哎，今天這是要幹嘛?”人群中，新編偽16師師長劉耀宸輕聲問向身邊人。

　　偽25師師長宋少華說道:“你聽著就是，肯定是好事。”“這怕不是又要特赦了吧，去年三月才特赦的。”

　　“不知道哪些人今天能獲得這次幸吡恕！�

　　“啥叫幸撸�這叫積極改造有成,就有這覺悟，這輩子也別想出去。”

　　“滾你媽的,我怎麼不積極了，我改造最積極了。”人群裡有人爭執了起來。

　　這時臺上的戰犯管理所所長姚倫手握著一份檔案抬手朝臺下按了按說道:“請大家注意紀律都靜―靜。”而後說道:“今天給大家帶來了一個好訊息,根據國務院特赦條例的有關規定，1964年1月1日將對改進積極的人員，進行第五批次特赦。”

　　上面在讀著,而人群中的黃維卻是雙手插在袖子裡,對於所謂的特赦他向來嗤之以鼻,而且一直抗拒改造，所以他根本就不打算出去，因此特不特赦他也根本不再意,完全是一副看戲的表情。

　　“現在我宣佈本次特赦名單,請唸到名單的人員上前，今天也將是你們在這裡的最後一日,明天就將走入社會獲得新生。”

　　“特赦第一名:黃維。”

　　“啊~!”“這這這!”“他怎麼能被特赦呢?”隨著名單報出,頓時整個現場彷彿炸開了鍋一般。

　　黃維插在袖子裡的雙手微微一動,而後便愣在了當場，這時身旁佇列的偽第13兵團副司令李九思連忙抬手推了一把他:“黃維叫你呢。”

　　“你被特赦了!”偽64軍軍長劉鎮湘說道。

　　“黃維,上來吧,你被特赦了。”一名解放軍軍官走入佇列，來到他身旁。

　　“這是不是搞錯了。”黃維抽出雙手，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入獄以來,他是整個所裡公認的死硬分子，誰特赦都輪不到他啊。

　　“國家不會有錯，你被特赦了，跟我來。”解放軍軍官說道。

　　黃維一臉遲疑的走到了臺下,遼省省委副書記親手將一份特赦通知書遞了過去,不過卻是說道:“原本你是不夠特赦條件的,但是國家給了你特殊待遇,望你好自珍惜，在接下來的生活中為國家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黃維抿了抿嘴,提了口氣，此刻他的心裡百感交集，以他歷來的態度，他確實不夠特赦條件,但他能被特赦，這其實是因為大陸與臺灣秘談取得成果後的結果，國家為了進一步向臺灣傳達和平統一、結束軍事對峙的態度,決定將他這個聲名在外，影響最大的人放出來,其實就是在向臺灣釋放善意。

　　“謝謝政府，只到今日我才知道,共產黨是如此的大度。”黃維說完，雙手舉過頭頂，恭敬的接過了特赦通知書。

　　接下來又有十數人被特赦，一直到名單宣佈完，文強左右看了看，他見沒有自己頓時大怒,站了起來喝道:“黃維這樣的死硬分子都能特赦,我不服!”“對!我也不服!”偽64軍軍長劉鎮湘也站了起來，大聲喊道:“我當年還參加過南昌起義，對共產黨是立過功的,他黃維都能特赦,為什麼我不能!?這是黑幕!我不服!”戰犯管理所所長姚倫猛拍了一下桌子，喝道:“有什麼不服?知道什麼叫特赦嗎?這個名單是國家擬訂的，你們每個人在所裡改造的態度，我們都有總結，他能被特赦，那是因為國家認定他可以被特赦,你們若不好好改造,下一批名單依舊上不去。”

　　“下一批什麼時候啊。”有人問。

　　“這些尚不清楚,你們都知道特赦令是國務院籤的。”姚倫說道:“不過明年是抗戰勝利二十週年,你們若是積極參加改造，或許還有機會。”

　　“明年還有啊，那真是太好了。”人群中一個欣喜的聲音說道。

　　姚倫面色一沉:“想臨時投機假積極是沒用的，你們過往改造記錄皆在案,要想早日獲得特赦,唯有積極改造一條路。”

　　黃維能特赦別說功德林裡的戰犯了，就連黃維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當然他並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少坐十幾年牢,其與兩岸形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關係，就像曾經一樣，兩岸打算結束敵對，實行和平統一，實現三通,於是他們這些戰犯便全部被特赦了，否則不到死前那一刻,他們是出不來的。

　　現在黃維被特赦足能說明，兩岸關係進入了新的時期,雖然這一切才剛剛開始,但是作為統戰的一部分，釋放一些經過改造的重要戰犯,就是在向臺灣說明,大陸真的調整了對臺策略，而不是一種政治攻勢。

　　第二日清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門口，黃維、王陵基、石玉湘等十幾人拎著行李,排著整齊的佇列上了一輛中巴車，隨即車輛朝著遠方開去。

　　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他們要在北京附近的農場過渡一段時間以適應新社會,不過1964年的春節他們可以歸家過年了。

　　也就是在1月2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副刊上沉默了數年的‘王巖專欄’再次復活，一篇名為《論不同社會體制下經濟制度對中國經濟制度建設的新啟示》的系列文章連載發表。

　　文章中先是詳細的列出俄國革命成功後，列寧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出臺的前因後果及其有關內容,並對新經濟政策實行的過程和所得的結果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與解析。

　　文章對於列寧新經濟政策文章給予了總結,認為其處在戰時狀態下的俄國及其後蘇聯‘計劃經濟’前,這一政策對於蘇聯過渡到社會主義取到了積極且有效的作用,但是它最終失敗了，而失敗最主要的問題，是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產生了衝突和矛盾以至於最終失敗。

　　而後續文章再次討論起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制度’，文章認為其是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一種昇華，是對社會主義新經濟制度的又一次深度探索，從解析南斯拉夫的這一新經濟制度,再到講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並對兩種不同制度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再次分析。

　　文章並沒有否定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從十月革命成立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開始,解析從馬列意識形態理念到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時代背景,並且對於蘇聯實行計劃經濟實施的過程和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了較為客觀的總結。

　　當然對於蘇聯及中國等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帶得的問題也進行了分析，文章十分大膽的指出，當前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同樣存在著一系列問題。

　　文章指出，計劃經濟制度有效的整合了資源,促進了國家的快速進步，但由於其過度強調政府的全面管控，又使得經濟發展與基本經濟的客觀規律產生了矛盾，—種建立於理想狀態的體制與現實經濟邏輯間存在衝突，其具有管理的科學性,但是缺少科學性的經濟邏輯。

　　除此之外，資源的全面管控在分配、排程上也同樣存在問題，全面管控體制下，一切生產與分配皆按照指令進行，它非常的理想化,但是忽略了隨著經濟發展，人民日益增長的實際需求與計劃生產之間反饋不及時的矛盾。

　　文章中說，蘇聯設立了國家性質的大規模計劃管控中心，配製了大量的專業數學家、經濟學家和專業計算機進行科學化分析與管理，中國同樣也設有計劃委員會,採用同樣的方式進入計劃與管理,但是兩國的這種管理方式都沒能成功的解決這種矛盾,而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就是忽略了市場的動態性,而單方面的強調計劃性。

　　為此方葉還進行了舉例，指出1959年國內出現的輕工業品缺乏的問題，就是因為計劃生產與市場動態之間沒有能及時反饋而造成的現象。

　　方葉在文章中舉例說:‘人民當下就要肥皂時,按計劃主管單位的計劃,要到下一季度或下一年度才能大規模生產，當終於完成產能擴充,開始生產時,假設原本市場需求是一百塊,到了現下只需要五十塊了，可是生產指標已經定下一百塊，只能按指標生產,等到生產出來後，人民的需求又已經轉變，開始需要頭繩、髮夾,於是繼續調整計劃,而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造成計劃不及時和大量的浪費。’方葉在文章中指出，造成這一困境的根源,就是現下我國的計劃體制正在走向教條，他認為國家計劃應當是戰略的,而不戰術的;是一種頂層設計而不是對一個個工廠實際生產具體的指標性的干涉，工廠生產什麼，應當是在國家戰略佈局下，行業/工廠根據市場實際需求隨時應變，隨時調整。

　　他還指出,國家不可能對具體的市場進行細節性的全面把控，這根本就不現實,在整個國家的生產活動中，國家應當是戰略規劃與整體調節,比如佈局產業鏈，支援和完善相關行業和產業等,而具體調節和應對方案應當交予市場。

　　隨即方葉就此引出了‘過渡時期新經濟政策’的概念,他認為為了解決計劃經濟正在走向教條的現狀,國家已經到了必須要進行一系列調整以補充計劃經濟體制不足的時機,若不調整國家的經濟發展、工業升級、農業機械化等的發展就將在現有發展上限徘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將保持在當下狀態難以提升，並會進一步拉大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

　　整整五篇文章從一月二日，一直連載到了六日，詳細的解析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南斯拉夫自治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制度,講述了相同經濟體制在不同國家的實施與區別,過程與成果,不同經濟制度在不同國家的實施過程、形態和結果。

　　並且，他還對三種經濟制度進行了分析、比對，最終進行總結,指出這些制度在國家政治層面與社會經濟發展層面的優勢和劣勢，不同政治制度下可能會出現的不同結果。

　　總之，‘王巖’的文章一貫大膽,百無禁忌，什麼資本主義的東西都是臭的是妖魔鬼怪,計劃經濟就是人類正道,但在王巖的文章下都不存在,他照說不誤,優秀的地方他肯定描述，不良的地方他同樣毫不客氣，無分是誰。

　　可以說這個系列文章，對於當下不同主義國家制度下的經濟制度來了一次全面的大扒皮，這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前所未有的。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認為計劃經濟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必定能戰勝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是這個系列的文章卻給了什麼新的思考:不同制度都存在著—系列的問題，究竟哪個制度才是最完美的?就文章來說,好像並沒有這樣的制度。

　　文章反而在宣揚一種集百家之所長為我所用,創造一種符合自身國情的新經濟制度，才是最為可行的方案。

　　當然方葉出面寫這樣的文章，也並非是他主動要求，而是國家交給他的任務，原因也很簡單，國內研究經濟的人很多，懂的人也不少，但是認知高度或者說出於政治思維,除了他沒人敢百無禁忌的寫，而方葉自然不需要擔心被人攻擊和清算。

　　時至今日,整個國家大凡對政治有一定敏感度的人都知道，‘王巖’的文章就是國家接下來的政策方向，只要‘他’的文章一出現，那麼很多事基本就定了。

　　而現下國家的基本態度也確實大差不差，1963年11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除了審議過去一個年度的國家各項建設和接下來的五年計劃外，就是對過去國家經濟建設所出現的問題進行一次總結,這場總結會上就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的概念。

　　在針對經濟問題上，中央工作會議其實就是一次通風會，而會議結束之後,國家的內參、黨媒便連續開始了反映和分析當下國家經濟問題的一系列文章,一直到現在,隨著王巖的出現，國家中高層幹部基本都已經明白,中國的經濟政策將要進行調整了。

　　有了‘王巖’帶頭,原本還不敢下定論發文支援的筆桿子迅速行動了起來,關於中國過去經濟建設的分析和總結的文章如同臘梅盛開一般,一夜之間就湧現了出來,而‘王巖’則在攪起無數浪花之後，又再次沉寂了下去。

　　一月中旬，採用新式GDP演算法的國家年度統計完成，1963年度全年GDP達到了1733億人民幣(不包括12月份)，較1962年度的1350億，增長了383億元!

　　這個數字的背後，是國家工、農業、商業的全面爆發，其中商業的增長最快,在年度新增長的經濟貢獻中,商業貢獻率達到了34%，工業新增貢獻率相較1962年翻了整整兩番!

　　全年新增就業550餘萬,全年GDP增長率達到驚人的28.7%，比歷史上增長最多的1958年的21.3%,還多了7個多點!國家終於在這一年實現了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局面，國內財政還節餘了七十多個億，外匯儲備也達到了17.9億美元。

　　回不去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到了這個地步，國家唯有打破過去的藩籬,實行新的經濟政策,否則現下的大好局勢,將會被打回原形,很顯然國家不可能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特別是現下知道了歷史發展的情況之下。

　　不過就在中央針對形勢一片大好，人人皆喜氣洋洋準備歡度春節的時刻，方葉這個搗蛋的臭蟲又來了，他看完中央的內參通報以後,立即向中央上書，表示國家沒有內外債不是一件好事，建議國家適當的調整金融市場。

　　他認為,國家既然已經有了節餘,那就加大銀行的國內信貸規模，將一部分錢借出去用以發展工商業，同時增加一部分外債，儘量從友好國家借些錢回來,這樣可以加快國內的建設進度，並加強彼此間的金融聯絡。

　　接到方葉的上書以後，陳芸副總理親自給方葉打了一個電話就其上書內容進行了討論,而方葉則向陳副總理講述了一個十分樸素的道理,他說‘朋友間沒有金錢往來,不是一件好事，不過如何往來卻有干係，國家多出來的財稅可以用於國內建設,也可以用以向海外投資拓展,但是不能大規模用於無償對外援助,沒有收益的投資等於損己利人’。

　　“你的意思是說,即便他國向中國借錢,我們也要謹慎?”電話中陳副總理問。

　　方葉答道:“那是自然,我國向他國借錢，以我國的信譽必定是要還的,但是我國借出去的錢，多半最後都是免債了，所以即便他國來借,我們也要有自己的評估準則。”

　　說到這裡，方葉舉例道:“比如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還有非洲等諸多國家信譽差,嘗還能力低,借出去的錢多半要打水漂，所以他們來借錢若是戰略需要不得不借,可以適當借出一些，但不要考慮對方能還，若借的錢過多，則需要對方拿東西來還。”

　　“這其中特別是朝鮮,我們為了讓朝鮮不倒向蘇聯,1962年免了朝鮮的商品貨款,希望從他們那裡進口有色金屬，然而朝鮮卻以蘇聯幫助為藉口，將70%出口到蘇聯,這是什麼道理?蘇聯幫助了他們，中國就沒有幫助他們嗎?”“我們一直理解別人,可是誰來理解我們?”方葉說道:“何況,無論我們花多大代價,最終都不可能比蘇聯對朝鮮的援助更多，事實是整個六十到八十年代前期，朝鮮靠著蘇聯和中國的援助活得那叫一個滋潤，他們根本不缺我們這點援助，反而感覺我們有求於他們一樣。”

　　“為此,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朝鮮,信心極度膨脹,藉著越南戰爭的時機，一面喊著要統—朝鮮半島，到處搞風搞雨，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方式逼迫中蘇兩國對他綏靖;一面覺得自己很強,要與中國平起平坐，覺得自己是大國，強國，心底裡都不太拿正眼瞧我們。”

　　“這不能吧。”陳芸都覺得有此不可思議。

　　方葉自嘲一笑說道:“就是這麼個情況,其實對於朝鮮半島來說,我們的目標應當是其不被美國勢力消滅就行,現在這種情況也不可能發生,那麼就根本沒必要在他身上浪費太多資源，適當給一些，其它的蘇聯願意援助，就讓他援助好了。”

　　“反而是非洲。”方葉說道:“那裡和中東一樣，未來是我國的礦產能源基地,到是可以開展必要的援助,至於越南，軍事援助這是沒辦法,但規模也要限制，阿爾巴尼亞就不說了，這個國家之前說得太多。”

　　“除此之外的東歐國家包括西北的外蒙古，援助儘量減少，對於貸款能抵債的就要求抵,像朝鮮那樣,送過去的東西連成本的20%都拿不回來,這純粹是拿本國人民的利益去倒貼。朝鮮真要是因為我們給的援助少就倒向蘇聯,那就讓他去倒，一個小國還想透過這種伎倆拿捏大國，當真是不知道死活!”陳副總理說道:“朝鮮要真要是倒向蘇聯,那就麻煩了。”

　　方葉呵呵一笑:“他敢嗎?金日城這貨啥小心思早就看明白了，不過是覺得我們在求他,這才讓他抖了起來。要知道他能活下來,那是靠著志願軍的犧牲換來的,咱們又不欠他什麼，而我們越是像在求他，他越是跳得厲害，我們要是反過來，愛咋咋地，反而能讓他冷靜。”

　　“所以你是想說，我們對朝鮮援助得越多，朝鮮越會搞事情，拿著倒向蘇聯來要挾我們拿更多的好處?”陳副總理問道。

　　“嗯,現實就是這個情況。”方葉答道:“我們對朝鮮援助了那麼多，結果呢?金日城搞了許多事情,又是刺殺朴正熙，又是要進攻南朝鮮,整天上竄下跳,到了七十年代後，我國也看明白了,這就是個小丑，援助取消,愛咋咋的。”

　　“可是，中朝關係好了嗎?依舊沒有。蘇聯倒了，俄羅斯來了,他又和俄國搞到了一起，從始至終,就沒真的對中國有什麼真正的友誼,總覺得自己是一盤菜,而我國也不管他了，保持朝鮮不亡就行，其餘的隨便。”

　　陳芸副總理握著電話點了點頭，又問道:“我之前聽你說那邊的朝鮮，變成了金氏王朝，他們現在的發展如何了?”方葉回道:“全國就是一座大監獄，外人很難進,裡面的人不許出，您想想就明白了，至於發展情況,整個朝鮮的GDP跟我國的丹東市差不多。”

　　“朝鮮怎麼著也有幾千萬人口吧，怎麼會差這麼多。”“朝鮮人口2700萬，丹東市200萬左右。”方葉輕蔑一笑說道:“您看這兩個數字就能知道朝鮮人民過的是什麼日子了。整個朝鮮極度封閉，與世界嚴重脫節,動不動就將人抓起來關進勞動營，就這樣全國人民還要感謝金將軍的恩情,一輩子都還不完的那種。”

　　“簡直不敢想象。”陳芸副總理思索著說道。

　　方葉最後還是說道:“朝鮮太跳了,越南就是個白眼狼，在他們身上浪費太多的錢不值得。”

　　“明白了,這些事情我想國家會進行考慮,而且這些年對朝鮮和越南的援助都比歷史上減少了很多。”陳副總理說道。

　　說起來,朝鮮雖是搞風搞雨,起碼還沒有公開倒向蘇聯，而以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也不可能真敢倒向蘇聯,無非是透過這種小伎倆從兩國拿好處。

　　而越南則不同,中國花了兩百多億,又出了動了幾十萬部隊援越,結果越南完成統一，立馬就翻臉,一分鐘都不帶停的,這樣的卑鄙國家,也怪不得後來解放軍打進去後,氣得將整個北越拆成廢墟,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幕爾小國，畏威不懷德。

第464章 建交與履職

　　‘王巖專欄’系列連載文章過去的第三日,也即1月8日，法國總統府召開內閣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就是討論與中國建交事項。

　　兩國建交在此前無論是絕密，只有兩國高層中的極少數人知道,而法國的保密更是做得非常嚴密，在這場內閣會議召開前,整個法國只有總統戴高樂、總理蓬皮杜、外交部長德姆維爾和前總理富爾四人知道,因此當戴高樂將議題丟擲以後，立即引起了全場譁然。

　　面對眾位部長的議論紛紛，戴高樂直接要求各位部長必須——表態,外交部長德姆維爾自然率先站出來表達了支援議建,而其它部長有的模稜兩可，有些表達了擔憂，而這其中內政部長弗雷則表示強烈反對。

　　他認為法中兩國建交還不到時候,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法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法國的利益在歐洲，在於法美關係之間，一旦與中國建交,那麼必然會破壞整個歐洲的大好局面，深刻的影響同美國本就動盪的關係。

　　而戴高樂則就兩國建交的問題表達了看法,他在會上說:‘我們之所以出現在北京，那是為了有所作為，那是為了施加影響。’而後他又環顧向與會的眾位部長，再次詢問了起來,言下之意就是要問大家誰支援，誰反對，各位部長看著戴高樂鎮定自若，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皆不敢再多作妄言。

　　隨即法國兩國即將建交的新聞出現在了法國的報紙之上,而後這一訊息便席捲了這個歐洲，一時間歐洲政壇議論紛紛。

　　第二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菲利普斯發表宣告稱:‘十分明顯,我們認為法國如果承認(中國)，將不利於我們或其他自由國家。'訊息經偽中華民國駐法大使館傳回了臺灣，得知訊息的老蔣十分的震驚,他第一時間要求駐法人員向法國政府表達強烈不滿和抗議。然而不過幾日後，法國政府委派人員抵達臺灣，表示法國駐臺的大使館將撤回國，且要求老蔣政府立即將‘大使館’撤回。

　　這一次戴高樂一點面子也沒給老蔣。1月16日，美國政府敦促老蔣與法國斷交,然而老蔣仍舊不甘心，拖著‘大使館’就是不撤。

　　1月21日,美國政府正式向法國發出照會，反對法國同中國建交，戴高樂未加理會。

　　1月24日,法國議會就法中建交問題召開議會會議，會上戴高樂發表公開演講,他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性大國,那裡擁有著七億人口,在世界上擁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不需要聽從美國的指令，而法國更不能忽視世界上這樣一個大國的存在。’他還說:‘…中國擁有開闢未來的一切手段，我們不清楚它需要多長時間來發展自己，但有一點是絕對肯定的，總有一天，中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大國。’戴高樂說完,再次環視起了與會的一眾議員,彷彿在問:誰贊成?誰反對?然而全場無聲，無人再出言反對!

　　1月27日,法國巴黎與中國北京彼此雙方在同一日低調的發表了建交公報,中法兩國正式建交。

　　雙方建交的聯合公報已經足夠低調，其中文版本甚至只有45字，然而兩國建交依舊是一次世界級的‘核爆炸’，而中國也由此在歐洲和世界範圍內開啟了外交新篇章。

　　然而，老蔣的偽大使館依舊沒有撤走，一直到2月11日，一切已經無可挽回了，老蔣萬分不甘心的讓偽國民政府正式向法國發出了一份‘斷交’宣告，而後灰溜溜的撤回了臺灣。

　　時間返回返到十日前，就在中法兩國就建交公告內容進行協商之際，就任安徽省委書記已經四年的曉平接到了中央的正式調令，要求他於三日內交接完手續到中央組織部報道。

　　合肥,省委大樓會客廳裡,鄧書記正與新任書記曾席聖並排而坐笑語盈盈的交談著，不一會大門推開，秘書前來彙報:“鄧書記，華昌集團董事長方葉同志到了。”

　　他剛說完便讓到了一邊，就見方葉快步走了進來，就見二位書記相視一笑,鄧書記指了指一旁的沙發笑道:“來來來，快坐下。”

　　方葉向二人打完招呼，隨即便在一旁的沙發上坐下，上茶完畢,人員退散,鄧書記復又笑著說道:“請你過來是告知你一些事,一是我要回北京了，二是曾書記回來接任，你們都是老熟人,我也就不需多作介紹了。”

　　方葉笑著點了點頭:“鄧書記，曾書記，不知道二位領導叫我來是有什麼指示?”鄧書記說道:“明天我就要回京,以後省裡的工作還是曾書記負責,具體的工作還是請他來告知你吧。”

　　方葉看向曾書記，就見他說道:“省裡各項工作在鄧副總理的領導下，相比於我在時取得了更快的發展,今後省裡的各項工作和政策依舊按照既定方針執行。不過現下，中央也交給了我們省新的任務。”

　　曾書記給鄧副總理遞了一根菸，又扔了一根給方葉,接著說道:“新的任務，一是農業方面，全省在全國率先進行‘責任田’試驗;二是擴大一般性市場經濟示範範圍;三是省裡關於三五計劃期間,扶持全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佈局規劃;四是全省工商業發展的新規劃。”

　　曾書記四條中央指示的重要工作的有關要求做了簡要闡述,而後說道:“很多工作我省都是在全國率先展開,時間緊,任務重,而這其中第二條與第三條與你都有關，所以來聽聽你的議建。”

　　這些工作的由來，還要到去年方葉在北京向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議建說起,而自十一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確定全國要推行‘新經濟政策’之後，中央便打算做出更大的調整,但國家政策的實行，自然不可能突然出現就突然開始，這中間試驗與實施都需要一個國家，於是國家便決定先在安徽進行試驗。

　　而新經濟政策之中，工農商是三個重要方面，特別是自1954年同安縣建立示範縣以來,經過多年的發展證實，這是一條對國家發展有著真正示範價值的路徑，因此國家打算擴大‘一般性市場經濟’的示試範圍，並將其中部分率先在全省進行推廣。

　　曾書記說道:“中央決定將同安縣發展模式在整個慶州地區全面推開，而我們省裡要做的就是在今年內於慶州地區完成全面部署,並將其推行下去,對於這一條你是什麼看法?”方葉想了想說道:“國家的這個決定我是堅決支援和擁護的,就現實情況來看,同安縣的範圍太小了，無論是更大規模的示範效果,還是發展上限都已經到了最大限度,若是能將示範規模擴大，必然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方葉說道:“同安縣只有58萬人口，而整個慶州地區，八縣一市,人口四百多萬，無論是工業用地、工業種類/規模,還是市場規模都能做得更大，一旦全面採用一般性市場經濟體制，那麼整個皖西南將會獲得全面發展的契機。”

　　“這樣一來,皖中的合肥就與慶州形成了全省兩個發展的新引擎，不僅能在各自地域帶動發展,而且還能形成全省經濟發展新格局。”

　　“若全省做出規劃,將合肥和慶州，分別發展成兩個經濟圈，此後圈內的地區也必然能獲得更加快速的發展，這樣皖中及皖南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就發展上來了。”

　　鄧書記看向曾書記說道:“這是一個好設想啊，以前合肥和慶州是兩個點,現在以點帶面,發展出兩個城市經濟圈,而兩地又相鄰，完全可以做到經濟互補，將工商業都做大起來。”

　　曾書記微微點頭:“全省合適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地區以皖中最佳,將來工業集中在合肥、蕪湖、慶州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這樣一來,皖北和皖南就被掛了起來,經濟發展不均衡是一個大問題啊,若是利用慶州現有的優勢，能夠帶動皖南發展,這是可行的,而皖中則向北發展。”

　　“至於中間地帶。”曾書記說:“處在兩個經濟圈中心地區其經濟發展倒是不用多擔心,政策適當傾斜就可完成。比如合肥可以帶動六安、蚌埠、淮南和蕪湖的發展，其中蚌、淮、蕪湖地又可帶卻是周邊地區發展,皖南皖北發展不均的問題會有所緩解。”

　　“還是要做一個長期的規劃。”鄧書記說道。

　　曾書記點了點頭:“是要做出長期規劃。我的初步設想是，先將合肥和慶州兩個片區發展起來，將來再將帶動周邊，等到條件合適時,再加大對蕪湖、蚌埠、阜陽、淮南的投入,從而帶動皖南和皖北的發展。”

　　鄧書記吸了一口煙，說道:“按照省裡目前這種發展趨勢，相信三五計劃後，全省經濟超過一百億問題不大。”

　　1963年全省GDP已經達到了68.7億元，排名僅在江蘇(77億）之後，其中同安縣以一縣之力將GDP發展到了19.5億,約佔全省GDP近三分之一，縣財政稅收約五億元，位列全省和全國縣級雙第一。

　　截止1963年底,全縣家庭作坊共計2235戶，其中五人以上10人以下規模作坊847戶，全縣註冊20人以下小微工廠103家;20至50人小型工人85家;50至100人小型工廠61家;一百人到三百人規模工廠22家;三百人含以上規模工廠12家。

　　全縣從事個體手工業勞動人員13863人;個體手動機器生產人員5259人;國有含私營工廠職工人數共計二萬六千餘人，全縣外來人口一萬五千餘人，這些外來人口主要是外地職工及其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