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過去的1961年,全國減少了一千萬城市人口，精減職工870多萬;而到了1962年上半年，經過會議討論後，決定在1962和1963兩年內，再減少城鎮人口兩千多萬，精減職工一千萬以上。
第二步便是進一步壓低基本建設投資額，這個數字歷史上是67億元，不過由於國家對半導體產業的投入，資料比歷史上要多，達到了100億元，但即便如此，依舊比1960年少了280多億元。
第三步降低重工業指標,全國的鋼鐵產量已經嚴重超過了國家的需求，因此要從3800萬噸，降到2800萬噸，減少一千萬噸。
第四步便是對現有的工廠企業進行‘關停並轉’，全國國營企業總數為6.18萬餘個，中央直屬企業849個(不含華昌集團)，國家將對這些中的一部分工廠進行縮小、合併、關停和改變生產任務。
時下很多企業開工率嚴重不足，比如製糖、捲菸、罐頭等企業的開工率不到30%;而全國236家紡織廠，事實只需要100家就足夠了，而全國110多家機床廠，也只需要有一半開工即夠，餘下的企業便都在調整行列之中。
從這些就可以看出來,大量的國有企業其實處在虧損狀態，而國家在面對通貨膨脹時，採用的政策其實是‘表疏實堵’，並且這個政策在實施之後，確實取得了收效。
但若將視線放長,那麼就會發現，國家長期通脹的問題，其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加上歷史原因，一直到了1976年才結束。
不過在方葉的建議書中，對於國家的這次調整的一些地方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現下的通脹工農輕比例失衡的問題家對‘統購統銷’政策進行調整,提高本年度的糧食收購價,農民在獲得更多利潤的同時,也就有了消費能力。
老百姓衣食住行，衣襬在了第一位，就以目前全國這點可憐的紡織工業產量，其實根本不夠七億人口的消耗量,而之所以紡織廠沒事做，其實還是因為老百姓沒錢,買不起衣服。
劉主席的住所裡，方葉向劉主席、總理和陳副總理說道:“上半年的麥子已經開徵完閉,再調整已經來不及了，但水稻即將收割，國家可以將過去每斤0.176元，提高到0.2至0.25元。”
“同時，由於國家基礎建設減少了，相應攤派也應減少，不說全部減免，但也至少應減一半，如此一來，以一戶種植水稻的五口之家為例,假設該戶有五畝田，糧食產量每畝550斤，全家一季總糧產出為2750斤，按中農12%加攤派減半，約合20%，徵糧550斤，人均口糧350斤，存糧450斤，兩季存糧至少900斤，假設國家收購價為0.2元，全年收入225元。”
“而過去，這一戶人家，每年的糧食收益不過60至70元，現在隨著糧食增產，收入翻了三倍。而對於國家來說，糧食多了，工業生產也就可以適當的增加了。”
“比如，在增加工人收入的同時，增加城市糧食供應，增加副食品和輕工業品的生產，在條件合適的地區，如安徽、江蘇、浙江、湖北等地發展養殖業，讓老百姓的肉食量也增加一些。”
“老百姓有了錢就會消費，國家現在的紡織廠也就能全面開工了，不僅不要縮小，甚至還要在全國發出口號，每人每年—套新衣裳。假設全國七億人口每人一年一件新衣，那麼就需要七億件衣裳，以我國現下的紡織工業來說，其實生產量是不足的。”
“去年我國布料的生產量只有31億米,男女—套衣服平均下來,大約需要2.8米布，31億米,實際上只夠生產11億件衣裳，而一人一年夏冬兩季，需要最少兩套衣服，那麼也即最大隻有5億人有衣服穿，剩下的兩億人怎麼辦?因此布料的供給實際上是不足的。”
“每年兩套新衣裳，老百姓還沒有富到這種程度。”總理說道。
方葉則是回道:“那是因為現有的經濟體制，使得老百姓買不起啊，不是老百姓沒有需求，而是經濟制度性造成的供需過量的假象。”持續-更新q@q@群@書@合集@81317*5933方葉繼續說道:“何況，我國現在每年人口增長超過兩千萬，五年就一個億，這些人同樣要穿衣服，現在將紡織廠給縮並關掉了，兩年之後，怎麼辦?全國會有2.4億人在事實上，將縫縫補補又三年。”
陳副總理聽明白了方葉要表達的意思，他說道:“所以你認為這些紡織廠不能關，然而透過增加收入的方式，實現你所提倡的經濟迴圈。”
方葉點頭道:“是啊，就全國來看，實際上當前各種物資的供應量不足的，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農民階級，他們的收入僅夠勉強支援家庭咿D，根本沒有多餘的錢來消費。”
“就以去年到今年的通脹為例,老百姓多賣出了大約相當於50億元的物資，而這些錢卻沒有出現在市場，就是因為老百姓賺的這些錢，終於能夠讓家庭有了一些起色，一部分老百姓手中事實上是有了一點錢的。”
“可在此情況之下，國家本應加大市場供應,以將貨幣流通起來,可選擇的卻是減少城市和農村的供應;若繼續減少，那這些錢依舊收回來,而國家放回農村的人，反而會加重農民的負擔，這些錢就更難以收回來了。”
當下的1962年與歷史上的1962年是不同的,過去的自然災害沒那麼嚴重，因此國家的恢復其實要快得多，到了今年上半年收成之後，其實全國過半的地區都恢復了過來，而剩下的地區下半年也當能恢復過來，如此一來，陳副總理的調整計劃，就過於激進了。
方葉的建議，其實也就是三板斧:第一、降低賦稅增加人民收入從而刺激市場;第二、減少國家非贏利性基礎投資，採取多樣化稅收政策保持稅收正常;第三、進行工業生產指標調整，鋼鐵產量可適當減少，但應降低價格，增加民用鋼鐵製品業的產量;第四、增加農業、輕工業的投入，進—步提高糧食和輕工業產量，並在合適的地區推廣農業現代化。
在方葉的建議中，1962年腳踏車產量應當從兩百萬量提高到至少八百萬輛，全面取消━般鋼鐵製品的銷售憑證制度，同時不再對如腳踏車等鋼鐵製品業的指標性限制，將其價格打下來。
比如過去一輛腳踏車的調拔價達到了驚人的162至180元間，市場銷售價在兩百到三百之間，這樣的價格簡直讓人望而生畏，而方葉的建議是，取消調拔價，採用市場價，賣什麼價格有企業自己定。
這樣一來，各腳踏車企業之間就有了競爭，為了拿到更多的訂單,價格就會打下來，而實際上一輛腳踏車的成本是多少錢呢?隨著新中國鋼鐵產量的大幅增長，成本價其實已經不到80元了,而國家採用指標生產加上價格控制，使得其成本大約在100到120元。
這其實十分的扯淡，這種調拔價限制,表面上看好像使得人民受益了,但實際情況已經改變，鋼鐵的價格至少可以降低40%，腳踏車的成本，也將會降低40%左右，若產量越大，採用市場薄利多銷的原因，其銷售價格會直接腰斬。
方葉給三位領袖算了一筆賬，說道:“透過一般計算可知，實際上雖然橡膠這種戰略物資國家還需要大量儲備，價格不能大幅下降,但鋼鐵的價格完全可以降下來,我們假設—噸鋼降價30%，那麼製造成本也將會直接降低三成。”
“比如現在一車腳踏車的市場價,最便宜的也要120元，這已經遠遠大於一個農民家庭一年的總收入了，這個價格是非常不合理的，一旦國家不再使用調拔價,而是市場價,那麼企業間就會形成價格競爭。”
“在這種競爭之下，一輛腳踏車的成本會降到70元以下，如果大批次製造的話，成本會更低，大約在45至60元之間，假設—輛車市場利潤為30%，最高也不會超過80元。”
“腳踏車放開賣之後，城市裡就會多很多個體商鋪，這同樣增加了就業，一輛腳踏車的銷售價一開始將會降到100元以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更低,將來會90元，80元，70元，然後一路降，降到最後,可能只需要60元就能買一輛。”
劉主席說道:“這現實嗎?你剛才都說成本最低需要45元了，賣60元,那不是虧本嗎?”方葉卻是搖頭道:“不是這樣算的,假設腳踏車年生產量超過五千萬輛,銷售量大了，企業在競爭之下，自然會薄利多銷,而企業對鋼鐵的需求增加了，鋼鐵生產量又飽和，只要國家保持鋼價持續降低，製造的成本就會更低。”
“由於生產數量巨大，企業批次化生產以後，生產效率就會更高,成本會更低，一輛腳踏車的製造成本可能只需要35元甚至更低。假設企業一輛車的利潤為十五元,銷售商利潤為十元，總價不會超過60元，企業一年生產一千萬輛腳踏車，那麼毛利潤就是1.5億元。”
“這樣一來，國家保證了企業的利潤，工人有了生計，解決了就業矛盾,老百姓以低價獲得了重要的交通工具,市場還變得繁榮了起來,國家又可以從中徵相應的稅收,增加了稅賦，同時企業在不斷的競爭之中，還會因市場需求，開發多樣化的產品，促進企業進步，可謂一舉多得。”
腳踏車合適搞市場化，因為它的受眾群體太大了,而汽車行業,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市場化,現下鋼鐵石油都不缺，那麼汽車產業就可以發展起來了，國家需要大力提高汽車特別是卡車的產量，先解決國內高物流成本的問題。
方葉說道:“大量的卡車，會使得物流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比單位商品的物價也會降低,而價格低了，受眾的群體也就更多了，銷售得多，就意味著企業需要擴廠，就需要更多的工人，從而大量增加就業。”
“工人有了可觀的收入保障,物價就低了下來,消費自然也就上去了，而農民的收入也提升了，他們同樣也就有了基礎工業品的消費需求。”
“卡車要鋪到全國各縣鎮鄉，腳踏車、拖拉機要鋪到廣大農村,收音機、錄音機、縫初機、鍋碗瓢盆大量鋼鐵製品全面普及，這會形成一個極其龐大的市場,而這樣做最終實現的目標有兩個:一是發展工業，實現工業的內部自我升級;二是用工業的市場化應用，積累一定的財富,最終完成對農業的反哺。國家應當有計劃，爭取在20年內取消農業稅,終止中國農民千百年來交農業稅的歷史,這將是史無前例的歷史功績。”
如今一噸鋼鐵的國家定價依舊為600元，這個價格形成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礦石、煤碳開採水平低下導致的,但國家同時維護這個價格的主要原因之一，還是與保證國家收入有關。
可是高價格，極大的影響了鋼鐵製品的成本,事實上如果國家下決心，如今成品碳鋼一噸價格降到450元完全沒問題，無非是國家在短期內少收一些錢，但相比於保證了大量鋼鐵工人的工作以及國家鋼鐵工業的持續發展來說，這點降價其實也能很快收回來，並且還能收得更多。
方葉對於經濟學並不懂,但他懂得市場原理啊，基本的經濟迴圈對國家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是懂得的，這在未來那邊都是常識，隨便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可這套理論與現有的體制存在衝突，國家如果要這樣做,那麼就需要做出—次較大的調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是相當於一次改革嘗試了。
部分商品的銷售憑證制度一旦取消，那麼企業就將會面臨很大的生存壓力，同時減少對個體戶的限制,讓物流流通起來,這又會形成新的‘城市資產階級’，而這種階級在現下是要嚴厲打擊的。
在這個個人商業活動被定性為‘投機倒把’的年代，哪怕國家從60年就正式全面允許了個體戶經營，甚至一度大規模退還了過去公私合營的一些商鋪，放開了部分商品的個人經營，但個體戶的發展依舊艱難。
而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還是國家控制了一切,所有生產全部是國家在管控,包括物流都是國家在管理，全國各地的縣一級咻敶箨牐菄医洜I的,個體戶想找他們哓洠呛喼彪y如登天。
許多地方官員思想過正,對於個體戶非常牴觸,認為這是‘走資’，那些個體戶要到別地進貨，需要縣鎮鄉甚至村開條子或介紹信,但是大多數地方根本不給開,理由是‘走資’,極端的地區，甚至將那想幹個體戶的人抓起來批鬥,這種事在國內屢見不鮮。
國家對於這些行為，也沒法公開批評，畢竟現在是一個政治高於一切的時代,很多政策的實行還需要大辯經,國內高層官員之中，這種鬥爭也不少，這嚴重的妨礙了國內個體經營的發展,所以這個政策開展到現在將近兩年了,除了個別大城市,其它地區發展很有限。
從全國範圍來看，只有同安這個示範縣是個例外，縣裡最早也是國營咻敼�,但隨著南來北往的貨物增加，縣國營咻敼緩囊婚_始只有幾輛卡車，發展到了現下咻斂ㄜ嚲陀兴陌俣噍v,然而這還遠遠不夠。
在此情形之下，方葉給了縣裡建議，國營咻敼静荒芾^續盲目擴張了，應當引入民間力量加入進來,至此縣裡開始允許那些作坊主、私營企業買汽車而後在同安縣任何人買，縣裡都給指標，這讓一些膽子大的青年,開始搞起了咻敇I務。
要知道一輛CA10解放卡車並不便宜，價格達到了1.1萬元，如此高昂的價格,也只有同安縣的一些個人能買得起。
自從有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之後，開始搞個人咻數娜硕嗔似饋�,這些人買了車之後，便掛靠在縣國營咻斊嚬局拢荒杲灰恍┵M用,其餘的掙多少全部看個人能力,當然繳稅的義務也跑不掉。
如今同安縣是現下全國最大的自由批發市場，生意根本不缺，自從全國各地個體戶知道在這裡能買到一切需要的貨物之後，無數的個體商人跑到了過來,然後整車整車的貨物往回拉，而在這些商人的眼中，同安縣就如同天堂一般。
這裡除了國家嚴控的商品,絕大多數商品都自由購買，不需要任何憑證,也不需要任何人指派，拿著錢想買什麼買什麼,而且咻斠膊恍枰茨樕灰怯唵�,無論找縣國營汽車咻敼荆�是個人咻�,雙方談好價格即可。
大量的貨物向同安縣集中，這讓同安到慶州、同安到合肥的交通異常的繁忙了起來,每日穿梭於各地的車輛絡繹不絕，而這也是方葉想到了建收費站的原因,省裡拿老百姓稅收修好的公路,就這樣免費給經營性的企業和個人用，那虧的不還是老百姓嗎?
所以上個月時，方葉就向省委鄧書記提了議建，他覺得要在合肥至慶州的國道上設收費站,從合肥開始，舒縣、同安、慶州各設一個收費站，收費標準按車輛大小不同和公里來計。
小型1.5噸以下小型車，一公里五釐,從合肥到慶州，全程約130公里,收費0.65元;而卡車則按中型和大型半掛車來收，中型車一公里一分，大型掛車，一公里二分，全程最高收費2.6元。
別小看這—點費用,要知道現下每天近千車次的車輛跑在這條道路上，即便平均每輛車收費五毛錢,那麼一天也有五六百元,一個月就有一萬多元，除去各項開支，每月淨賺不會低於八千元，一年收費就有十來萬元，而這還只是開始。
隨著全省經濟的發展，以及將來車輛的普及,這條路上的車次只會更多，不出三兩年,這條路上每天透過的車次就會超過五千趟，將來每天上萬甚到數萬次車輛透過，—天的收入將很巨大，一個月至少有十幾萬元的收入，一年下來收費可能超過兩百萬元，甚至更多。
所以，為了讓領袖們看到這種收費的價值,於是方葉提議，可在安徽搞試點,就以同慶公路作為試點物件，看看收費後，國家到底是虧還是賺。
對於這個不花國家一毛錢，反而會可能產生經濟價值的提議，雖然它有些違反了‘公有制分配原則’，但三位領袖還是同意可先搞著看看，至於在全國設收費站的事，則要看安徽的這條公路收益情況及老百姓的反應之後再說。
不過對於方葉提出的其它建議，劉主席幾人研究之後，隨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會議，就對於降低鋼鐵售價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開銷售的問題舉行了討論，當然也是對相關單位和人員進行說服的過程,不過這些同志雖然有些不是很理解,但看到增產帶來的利益之後,也就選擇了預設。
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經過中央多輪討論，達成了一系列決策,其中包括降低鋼鐵售價,增加卡車產量、取消腳踏車、縫初機、錄音機、收音機、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業日用品的銷售憑證制度,並且拓寬了銷售渠道,個體經營者,可以購買不超過國家規定的商品銷量上限。
這個上限的設定，其實是為了防止‘投機倒把’，以及囤貨居其,畢竟現下政策剛出來，生產量還沒有跟上，很容易因為大量批發，造成貨物短缺。
在具體的限額上，如個體經營者，每個月允許不超過五百輛腳踏車的經營配額,其它如針頭線腦、鍋碗瓢盆、各種農具等的上限則設得很高，只要不是那種超出經營實際能力的批發，國家則不加以限制，但日化用品還是如腳踏車等—樣有配額，畢竟國內現下化工並不發達。
這一變化，對於全國的個體經營者來說無疑如同久旱適甘霖，因為除了限制配額的貨物以外，其它貨物的批發再也不需要任何貨物憑證了，而政策鬆綁給國家商業發展帶來的變化也是極大的。
整個八月間，國內的小商品銷售變得緊俏了起來,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國營工廠，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訂單,這些訂單大多來自於全國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銷社批發公司，僅僅一個八月間，全國近半的相關生產企業實現了全面開工。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十月，全國幾乎所有的相關生產的國營工廠都實現了滿額開工，不僅如此,其訂單所獲的訂單總量，更是翻了兩三番。
這個變化，一度讓搞經濟多年的陳副總理困惑不解,他後來特地派人到同安縣找到方葉，問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
而方葉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因為隨著政策的鬆綁，全國數千萬個體戶的作用真正的發揮了出來,作為社會經濟的毛細血管,他們的銷售渠道更寬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他們與那些國營商店和供應社不同,這些人會走街串戶，上門推銷。
這樣的工作並不輕鬆,但是不要小看他們的作用，等著上門買或直接送上門完全是兩回事，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緊需時不會買，但隨著貨郎上門，就會產生衝動性消費。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全國的個體戶數量達到四千萬個之多，但由於之前的各種限制，其實很多走街串戶的人，因為價格、銷售數控制等原因,使得他們的生意並不好做，但現下不同了，價格降了，限制少了，經營更加自由了。
就比如,假設一個挑貨郎，一天賣一包縫衣針，全國數百萬個挑貨郎，一天全國就得賣掉數千萬根針，與此同時還會有其它的商品,比如頭繩、紐扣、縫衣紗線、指刀甲、髮卡等等，帶動的是上百種貨品的銷售,積少成多之下這個數字是十分龐大的。
當然，除此之外，國家還以安徽、江蘇、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作為試點,在這幾個省提高的糧食統購統銷的收購價格，水稻每斤從此前的0.176元，上漲到了0.206元,別看只漲了三分錢，但一百斤就是三塊，一千斤就是三十塊。
這其中安徽省作為全國最早推行新品種小麥和水稻的種植產區，1962年全年糧食迎來了歷史性的大豐收,小麥畝產達到了創紀錄的375公斤，水稻畝產更是高達411公斤，全省糧食產量整體較1961年上漲了三成半，較1959年翻了整整—番。
同時,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等臨近省份，新糧種推廣也過半，糧食產量較推廣之前,上漲了五到六成，至此在1962年秋後完成之後，全國一下子從過去三千三百多億斤每年的糧食產量，上張到了四千二百億斤，整整多出了九百億斤糧，足以多養活2500萬人。
這一切都證實了方葉之前的推斷,全國的糧食問題徹底得到了解決,不僅如此,國家糧食還出現了富餘,多出來的糧食做什麼呢?當然是做副食品,然後發展養殖業，提高老百姓的糧食配額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發展工業。
第415章 拉攏
傍晚，東交民巷八號院—機部段部長不知道高副總理為何突然請他吃飯，要知道—機部歸屬於計劃委員會有李富椿副總理負責。當然之前段部長早年間就在一機部當副部長，那時計委還歸高岡管是上級，打的交道自然也不少，所以他雖然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但老上級請客無論如何這個面子要給。
段部長來到之時,高岡難得站在門內迎接,看得出這是給了很大面子了，而且還十分的熱情,他一進來,高岡便拉著他的手一路熱情的帶到了客廳裡。
兩人坐定,抽菸喝茶,自是一番禮節,高岡是真的熱情,而且一點副總理的架子都沒有，二人溦劻艘粫�,便開席了，席間高副總理從早年的革命歲月談起,然後談到了當年一起共事的時期，而後又講到了他在陝西當書記的那些歲月。
段部長一路附和著，不過話裡話外卻並沒聽得出什麼，似乎這只是一場尋常的敘舊，只到這時段部長才再心裡舒了一口氣，沒有其它的事變化，如只是敘舊那是最好不過。
然而,真實的動機往往夾雜在某一個不經意之間，當酒過五巡,菜過五味,兩人喝得很是盡興,段部長也已經完全放下了戒備，只當這是一場敘舊之時,談著談著，突然就談到了一個問題。
兩人早已喝得紅光滿面,高岡甚至親自拎起酒瓶給段部長倒起了酒,而在自斟之時，卻是不經意的順口笑著說道:“—機部現在厲害了,不僅管著—大攤子工廠,還出現了一批十分優秀的企業。”
段部長並沒有發現話裡有什麼問題,於是便笑著回答道:“—機部有這樣的建設成就與當年您打下的良好基礎分不開，且國家對於包括一機部在內的四個工業部都非常的重視，國家的工業發展因此蒸蒸日上。”
高岡笑了笑,說道:“是啊,國家工業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進步,這其中像鋼鐵、機械、電子半導體工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數控機床和半導體的發展，在一些地方和程度上聽說已經領先世界了。”
段部長回道:“半導體的發展是國家的規劃,兩年多前國家成立了四機部,王爭部長負責電子工業，半導體也歸他管。”
高岡點了下頭說道:“數控機床這邊歸你們管。”
段部長同樣點頭道:“是的,我國在數控機床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製造的自動化數控加工中心水平在世界屬一流。”
高岡隨即顧做驚訝的說道:“不得了!不知道現在有哪些工廠能生產這種世界先進的機床。”
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所以段部長便如實的回道:“主要還是華昌在生產，另外沈機、濟機和無機等幾家重點企業，現在也在學習和研製，不過發展進度要慢一些。”
“華昌。”高岡終於將話題引到了這個上面來,喃聲—句，隨即說道:“這個華昌,是不是就是那個華昌集團。”
“是的副總理。”段部長隨即向他介紹了一下華昌集團的基本資訊,包括其在國家機床、電機、電子半導體、計算機等領域的一系列貢獻。
其實這些資訊高岡自然是知道的,他有自己的訊息渠道，能做到這個位置，手底下沒有一幫子小弟那怎麼可能。
高岡聽得很認真，待段部長說完，兩人舉杯一碰，而後便又聊了起來,話題也隨即轉到了華昌集團身上，三言兩語之後，又聊到了集團董事長方葉。
這些話題並不涉密，所以段部長也沒有遮掩什麼，只到高岡隱隱向他打聽起方葉的來歷之後,段部長心裡才多了一份警惕，不過這些他不說，以高岡的身份要真的瞭解,同樣可以從公開渠道瞭解得到,當然他自己知道的,也只是那些公開資訊，諸如南洋歸國之類的。
於是段部長說道:“這位方葉同志,祖藉安徽同安縣方氏，1916年出生在南洋馬來,父親前清那會下會的南洋,在那邊做些小生意胡口，少時父母相繼離世，家道中落成為了一名孤兒，年輕時便在南洋及世界各國流浪…。”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秉承父母遺志迴歸祖國，只是回國後，一時間不知道搞些什麼，隨後便學起了父親早年的營生,在同安縣搞起了一個小吃攤…。”接下來的事情,段部長說的那些，高岡也早就知道了。
不過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在國家給方葉編的身份裡,，因為方葉早年在世界各國流浪，對海外十分了解，而且五湖四海認識了不少人，回到祖國之後，他見家鄉太窮了，便想起了創辦實業，然後靠著早年在海外的一些人脈及關係,創辦了華昌機電。
“原來華昌機電是這麼來的。”高岡若有所思的說道:“那個廠子當年就不小,花了不少錢吧。”
“嗯，當時創辦華昌機電時,花了差不多一千多萬美元,而且機器裝置全部都是從海外進口過來的先進精密機床。”
“嘶。”高岡吸了一口氣，他也被這財大氣粗的架式給驚著了，一千多萬美元啊,這是多龐大的一筆數字，他想以方葉的背景肯定是拿不出來的，這背後自然還有其它勢力。
高岡說道:“以他的經歷不可能拿得出這麼多錢。”
段部長點了點頭:“這個事情也只是推測，一些傳言說，他是南洋華人華僑派回國來的一個代表，還有人說他早年在海外發了財，但這些都不是官方資訊，具體情況我也不瞭解。”
“還是第一種推測更加可信。”高岡想了想，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麼國家注意到他就合理了。
要知道那時,新中國剛成立,就有一個海外歸國之人，拿出一千多萬美元在國內投資工廠,這可以說是建國至今海外人士在新中國最大的投資了，這個份量和政治意義自然不言而寓。
“怪不得這位同志能成為國家的坐上賓。”高岡喃喃道。見高岡對方葉這麼有興趣,段部長便紅著臉笑著說道:“老領導，國家對這位同志確實重視，上一任—機部趙而陸部長離任時，還特別提醒我，說方葉同志身份特殊，國家與他公私合營的企業不要隨便插手。”
隨即段部長兩手―攤接著說道:“所以前幾日方葉同志來到了北京，說是華昌要重選一位新黨委書記,我都不能做主，上報到了計委,然後又報了上去，人選的問題都過了這些天了，還沒有定下來。”
“之前的黨委書記呢?”高岡立即發現了一個重要訊息。
“調走了，調到華昌下面的子企業去任職。”段部長回道。
“是調去華為，還是華音或是天和電子?”高岡繼續問道。
段部長酒是喝了不少，但人還是清醒的,他與高岡雙目一碰，頓時一個激凌，酒意瞬間清醒了大半，於是連忙回道:“具體我也沒問，這是他們內部的工作調動。”
前任黨委書記是誰,段部長是知道的,去了哪裡方葉也跟他說了，他雖不知道高岡知不知道,但無論如何這個訊息不能透露，而後他回想了下，這一路聊下來,高副總理似乎對華昌、對方葉很感興趣,一連問了這麼多問題,而他也終於知道今天這餐飯是幹什麼的了。
高岡見段部長表情一變,便知道他警惕了起來,想了想便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說道:“這麼說來,這位方葉同志現在還在北京?”段部長點頭答道:“還在，就住在北京飯店。”
酒宴繼續,但段部長在後半段卻是沒再怎麼喝酒了，高岡見他警惕了起來,便也沒在再拉,但對他一直都很客氣，當然段部長也知道這可能有拉攏他之意,不過他自然沒有答應。
高岡夫婦禮送他上了車，只是在車子行駛在北京的大道之上時,段部長的心裡卻始終忐忑不安，如果僅是一個方葉,這事沒什麼大不了,他說的那些東西也基本是公開資訊,可是涉及到楊永福那事情就不妙了。
回到家中的段部長,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安生,終於還是在大半夜拔通了李副總理的電話。
一陣電話鈴聲響起，已經睡得沉沉的李副總理被吵睡,他知道這麼晚打來的電話，必然是重要事務，所以便沒有動怒。
“喂。”李副總理拿起電話說道。
“副總理,我是段君益,有一個情況需要向您彙報。”“這大半夜的，出了什麼事?”李副總理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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