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穿越指南 第634章

作者:王梓钧

  朱銘笑得更燦爛:“伱們這些其實不算什麼,要不要我教你買空賣空之法?買賣雙方都沒有財貨進出,貨單到期直接以差價結算。”

  李文仲一驚:“還能這般做生意?”

  “嗯?”朱銘表情嚴肅。

  李文仲慌忙解釋:“小民沒有多想,只是感到好奇而已。”

  朱銘問道:“想不想做官?”

  李文仲說:“小民正在努力讀書,來年有望中進士。”

  “既然你有把握,那你就去考吧。”朱銘說道。

  李文仲一怔,趕緊補了句:“其實也無把握。小民雖然數學、物理、天文、地理都學得好,還在向太學生請教化學,但儒家經典尚未學得透徹。經義文章更是不如人意,心頭其實曉得道理,可寫出來卻略顯湴住!�

  朱銘問道:“你對王安石改革怎麼看?”

  李文仲回答:“本意是好的。”

  朱銘又問:“如果當時皇帝支持到底,王安石變法能夠成功嗎?”

  李文仲說道:“或許能成功數十年,但最後肯定要失敗。”

  “爲何?”朱銘問道。

  “官吏腐敗……”李文仲脫口而出,又迅速強調,“小民是說前朝官吏腐敗,就算當時能改革成功,把諸多雜派併入免役錢。一二十年之後,又會生出新的雜派,百姓負擔反而更重了。即便官員不貪,吏員也要喫飯啊。不徵雜派,吏員喫什麼?”

  朱銘忍不住感慨:“你還真是大才啊,這都能自己悟出來。”

  李文仲卻疑惑道:“悟出來什麼?”

  “沒什麼。”朱銘沒有多講。

  當然是悟出“黃宗羲定律”!

  中國曆代的並稅改革,即便當時大獲成功,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也必然導致未來一段時間,老百姓的負擔變得更加沉重。

  這是一個魔咒,也是一個怪圈。

  原理其實很簡單,朝廷規定了正稅,官吏又會增加苛捐雜稅。

  稅制改革,不過是把各種苛捐雜稅,減輕之後併入某個單一稅種。

  姑且把這個單一稅種稱爲雜派,時間一久,大家習以爲常,把雜派也視爲正稅。於是官吏又在雜派之外,另行徵收苛捐雜稅,導致百姓承擔的賦稅比改革以前還重。

  唐代兩稅法改革,等於“租庸調+雜派”。

  相當於唐代版的攤丁入畝,它已經把人頭稅攤入了兩稅當中。但時間一久,大家都把兩稅當成正稅,又額外重新再收取人頭稅。

  王安石在農村搞的稅改,等於“兩稅法+雜派”。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也是等於“兩稅法+雜派”。

  雍正攤丁入畝更厲害,等於“一條鞭法+雜派”。

  朱國祥和朱銘現在攤丁入畝沒卵用,百十年之後,必定跟唐代的兩稅法一樣變味。

  到時候,人們會把已經攤丁入畝的賦稅,當成農民應當繳納的正稅。然後,重新變着花樣收取雜派,只不過換了一個名稱而已。

  攤丁入畝如果變成祖宗之法,那麼唯一的作用,就是不再卡死戶口,讓人口流動變得頻繁,讓老百姓願意登記落戶。

  苛捐雜稅,還是會出來!

  即便進入工業時代,“黃宗羲定律”也無法打破。直至廢除農業稅才走出怪圈,中國農民才終於獲得瞭解脫。

  目前,國庫已經充盈,朝廷不缺錢花。

  等到朱銘登基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減農稅!

  農稅降低一可更快速的攤丁入畝,二可爲子孫留出加稅和改革空間。或許,能給大明王朝增加幾十年壽命吧。

  這種事情,想再多也無用。

  朱銘問道:“你認爲錢是什麼?”

  李文仲一下子愣住了。

  對啊,錢是什麼?

  他想要脫口而出的答案,硬生生又咽回去,因爲太子不可能問那麼簡單的問題。

  朱銘提醒道:“東京被圍城到最後,喫的都沒有了。錢還有用嗎?”

  李文仲搖頭:“沒用。有錢也買不到米,有錢也買不到布,甚至連柴禾都買不到。”

  “那麼,錢是什麼?”朱銘又問。

  李文仲仔細思索:“錢就跟便換(匯票)、貨單一樣,其實是一種憑證。人們約定俗成,或者朝廷規定,某某錢有多大價值,然後就可以買多少貨。”

  朱銘笑道:“還有呢?”

  李文仲又冥思苦想:“如果把錢去掉,交易其實就是以物換物。甲賣給乙一擔柴,賺得幾十文錢,又拿錢向丙買得幾鬥米,實際是甲用柴與丙換米。如果乙的錢,也是賣貨而得。那麼乙就是用那些貨,跟甲也換了柴。咦,甲明明只賣出一擔柴,怎麼卻像是交換了兩次?”

  “哈哈哈哈!”朱銘聽得爆笑。

  李文仲一時間理不順,拱手說:“殿下,小民駑鈍,還須回家慢慢思考。”

  朱銘說道:“那你回去慢慢想吧。若想做官,先去揚州做稅吏,再調去市舶司做九品小官。你應當去熟悉各種稅務,再研究做生意的本質,並且思考錢到底有什麼用處。你可以跟錢琛通信討論,我也一直在讓錢琛思考這些問題。”

  “多謝太子賜官!”李文仲雖然高興,卻沒想象中那麼歡喜。

  他現在滿腦子只剩一個問題:錢是什麼?

第790章 德政

  大明洪武七年,西元1132年。

  這年的元宵燈會更加熱鬧,假日只有七日,燈會卻持續了十日。

  二月初三,在羣臣的勸阻下,朱國祥正式決定退位,並選定在月底交接大權。

  然後,內閣和禮部開始討論改元。

  改元要明年元旦才改,但現在就該商量,早點確定下來也省事兒。

  “永樂”肯定不行,太他媽膈應人了。

  第一個用永樂年號的是前涼張重華,而且是“假涼王”時建的年號。

  此人前期勵精圖治,後期卻沉迷享樂,死後兒子還遭篡權,一堆親戚殺來殺去,最後被苻堅給滅國了。

  第二個用永樂年號的,是五代張遇賢。

  這位是客家人,吏員出身,自稱羅漢轉世,在嶺南起義造反,一度殺到贛州。最終部將紛紛叛變投靠南唐,張遇賢被押至金陵砍頭。

  第三個用永樂年號的,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方臘。

  永樂跟長樂的意思相近。

  長樂王慕容盛,稱帝之後第二個年號是長樂。兇殘酷烈,濫殺無辜,最後遇刺身亡。

  唐朝還有一位長樂王,是李世民的叔叔。他久在邊疆帶兵,屢次擊敗突厥人,被告發陰蓄門客,還結交境外勢力,妄圖以皇叔身份篡奪侄兒的皇位。被李世民賜死。

  縱觀歷朝歷代年號,比永樂、長樂更爛的實在找不出幾個。

  首相翟汝文說:“國號大明,自當景興。”

  谐技娂娮摎U,認爲“景興”這個年號不錯。

  景,日月之光。

  興,勃發旺盛。

  景興,就是大明從此走向興盛之意。

  其餘閣臣,陸陸續續說出幾個年號,寓意都非常不錯,但遠不如“景興”這般貼切。

  似乎就要定下了。

  朱銘對胡安國說:“你是新任禮部尚書,且代表禮部也出一個。”

  胡安國先向朱銘作揖,又朝翟汝文拱手:

  “太子殿下起兵以來,覆宋、敗夏、滅楚、逐金,武功赫赫,當世無兩。前宋之時,昏君奸臣當道,太子殿下剛健持道,上疏怒斥六伲幑芄鹬莶磺6翊竺鞒跖d,正是進取開拓之時,恢復漢唐盛世指日可待。臣請改元——乾道。”

  蕭楚附和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好氣象!”

  “乾道”年號是真好,再配合《易經》乾卦彖傳就更牛逼了。

  意思是天地萬物即將走向成熟興盛,所有事物(包括人民和百業)都能獲得自己該有的價值和位置。天下必然變得和諧圓滿,萬事萬物都朝着好的方向發展。

  而且,乾道還有萬物資始、剛健進取、開拓創新、自強不息、穩固持久的意思。

  谐贾罢F讚“景興”,現在又覺得“乾道”也好。

  就在此時鴻臚寺卿謝克家說:“乾道雖好,西夏國主卻已用過了。”

  大臣們一愣,少數人很快反應過來,這是西夏傀儡皇帝李秉常的年號啊。

  蕭楚和胡安國也頗爲意外,西夏的乾道年號只用了兩年,不翻閱史料他們還真不知道。

  謝克家也是因爲執掌鴻臚寺,需要熟悉各國的情況,又曾被扔去翰林院修史,這才記得乾道年號被西夏用過。

  朱銘對“景興”不太滿意,認爲過於文縐縐的沒氣勢:“年號之事,你們回去再慢慢想,十一月以前必須敲定,現在還有大半年時間。”

  “是!”

  谐碱I命。

  朱銘又說:“年號不能更換頻繁,以免紀元之時難以分辨。從今往後,一個大明皇帝,終身只能有一個年號。”

  谐茧m然對此感到驚訝,但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皇帝不願瞎折騰,他們能省不少事兒。

  特別是崇尚德政、仁政的官員,更樂於見到這種局面。

  大明開國以來,各種禮儀都寫進了《大明律》。

  一是定下簡樸的喪葬祭祀風格。

  皇帝的喪期和墓葬,都恢復到宋初,主打一個不擾民。

  二是弱化避諱。

  只要不跟皇帝的名字完全重合,一兩個字相同無所謂。

  還有宋徽宗搞出亂七八糟的避諱,比如“龍”之類的,全部從避諱詞當中取消。

  朱銘繼續說:“大位交接之後,閣部院寺官員職務皆不變動。”

  “太子聖明!”

  谐箭R聲呼喊,都徹底放下心來。

  朱銘再說:“我登基之時,並不大赦天下罪犯,但要給天下萬民減稅。內閣與戶部,商討一個減稅方略。記住,商賈的榻稅、鋪稅、過稅之類的不能減。”

  這是仁政,必須讚歎,官員們再拜。

  朱銘還在說:“在減稅詔書裏面,還要寫以下內容——”

  “第一,各省全面穩步推行攤丁入畝。”

  “第二,清丈田畝時,鼓勵地主到官府自報隱田。自報之人,如果核對無誤,前幾年的逋賦不再追究。若有隱田被官府查出,不但要補交欠稅,還要十倍罰交錢糧!”

  “第三,朝廷會派遣大量御史前往各地巡視稅收。除了五代以來就有的定額鼠雀耗,其餘折變、面耗、雜派一律取消。這是開國就定下的規矩,可直到去年還有官吏在徵收。現在配合吏役改革,基層吏役有了薪俸,絕對不準再濫徵雜稅!被抓住就是罷官流放,嚴重者直接砍頭!”

  ……

  宋朝瘋狂加稅,從偉大的宋仁宗開始。

  加稅的直接結果,從中央統計數據就能看出。

  整個北宋的官方數據,全國戶口和田畝一直都在增漲。唯獨宋仁宗執政時期屬於例外,戶口和田畝數量雙雙下跌。

  戶部很快就拿出減稅方案,並且遞交到內閣討論。

  戶部尚書方孟卿對閣臣們說:“前宋殘民加稅,自仁宗朝始,商稅加得尤其多。就連開封城外的農民,挑着瓜果進城叫賣都要徵稅。農民種地已經交過兩稅,若是瓜貨賣得多自當再徵商稅。可小民挑着少許瓜果進城,只是沿街叫賣,賺些微薄小錢餬口,這時去收商稅於心何忍?”

  宋仁宗瘋狂加徵商稅,把全國農業稅的比率,降到總稅收的56%。這放在農業社會是難以想象的。

  農民又得到什麼好處了嗎?

  當然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