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湖遇雨
如今永樂元年雖然沒有進行人口統計，但再怎麼着，總人口六千萬打底肯定是有的，比洪武開國的時候，數量要多得多。
而這也就意味着，大明其實現在面臨的實際情況，並不是需要國家通過法令，讓總人口裏的95％以上的人去當農夫。
其二，戰亂影響範圍不同了。
洪武開國的時候，經過長期的、全國性的戰亂，整個天下，從漠北到雲南，就沒有不受影響的地方。
而靖難之役的影響範圍雖然大，但交戰區卻是固定的，也就是燕雲、河北、河南、山東、江淮這幾個地方，換言之，就是徐州／真定／德州這三個南軍大營到北平的連線區域，其他地方雖然也出兵出糧出人，但終究是沒有直接淪爲交戰區。
其他非交戰區，人口、經濟，都沒有受到過大的影響，這就意味着整個國家財政恢復起來的速度，是比洪武開國時要快的多的。
見黃福默然不語，姜星火說道：“有個詞，叫做邊際效應。”
“對於一個需要四個饅頭才能喫飽的人來講，喫第一個饅頭可以使他直接緩解飢餓感，因而其邊際效用是最大的；喫第二個饅頭的時候，就已經有點小飽了；喫第三個饅頭的時候，就已經半飽了，這時候邊際效應開始遞減；而到喫第四個饅頭時，他已八九分飽，幾乎是可喫可不喫的狀態了，故而邊際效用最小……那麼等喫到第五個時，饅頭就有可能產生負效應，直接讓人吐出來。”
姜星火笑了笑，說道：“這個道理通俗易懂，想來諸公都能明白，若是不明白，下了值回家喫幾個饅頭也該明白，那麼這麼簡單的道理，換到國家財政的農業人口投入與農業糧食的產出上，難道就不懂了嗎？”
“所以。”
姜星火看着黃福說道：“大明表面上經歷了四年靖難，與洪武開國時，所謂的‘時’都是人口減少、經濟衰退，但此一時，彼一時，二者的‘時’並不完全相同，如今永樂元年的大明，不僅比洪武元年的大明人口要多得多，而且遭受戰亂的區域也小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大明真的還有必要，實行嚴厲的海禁與重農抑商政策，讓全部人口都堆積在土地上嗎？”
姜星火又看向滿朝文武，發問道：“諸公應該絕大部分都是家裏有田產的，便是沒有，應該也去過鄉里，諸公看看如今的地方，遠的不說，就說南直隸，哪塊田不是一家老小精耕細作？洪武開國時候，同樣是南直隸，一個人粗耕好幾十畝地的情形，現在還有嗎？”
百官無言以對，這是事實，沒什麼好爭辯的。
現在大明的情況，正如朱棣和姜星火各自江南之行所見的那樣，大量農民堆積在土地上，而每個人的產出卻在逐年減少，這也就是所謂的“邊際效應遞減”。
“所以，如今的大明，已經是在喫第五個，甚至第六個饅頭了！”
朱棣坐在龍椅上看着眼前的這一幕，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黃福沉吟片刻，不得不承認，姜星火說的確實有道理，不論是擺數據還是講道理，永樂元年的大明與洪武元年的大明表面上看起來大差不差，但內裏卻是截然不同的。
但黃福自然是不會認輸的，他確實是反對商業貿易，認爲會敗壞國家根基，而且他的這種態度也是朝中的普遍觀點。
所以黃福又說道：“農商二者，非此即彼，縱然此時對於投入從事農業的人口來說，已經是接近最大，效益並不高，但如果‘法’因此而改變，大開國外海貿與國內商業的口子，爲了逐利，大量的人口就會如同宋朝那般投入到商業活動中去，如此一來，從事農業的人口就會驟然銳減，長此以往就會對國家的根基造成損害，沒人願意回去種田了……方纔國師也曾說了，食之所恃在農。而對於朝廷來說，關鍵不在於追逐放開商貿的利益，而在於要爲千秋萬代考慮。”
嗯，好一個爲千秋萬代考慮，考慮到最後，“三餉”還是得從地皮裏刮。不過這個話顯然是不能說，畢竟都是無法證實的。
姜星火略微沉吟，答道：“所謂非此即彼，便是以農爲本，此言固然不虛，但這是在經濟無法滿足的時候才成立，就如同一個餓久了的人，自然只能喫細嚼慢嚥的東西，不能喫大魚大肉，但經濟一旦發達，非此即彼便不再成立，相反，而是彼此皆宜。”
“正所謂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汰浮溢而不蚝袢耄澛┵M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則元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想要民力不窮竭就少徵收點，如此有了農業基礎纔有開展商業的條件，而如果想要百姓的用度不缺乏，那就得減少商稅，而商業發達了，農業也會跟着發達，如果光想着“節流”而不想着“開源”，國家的財政情況是不會得到改善的。
黃福搖了搖頭，只說道：“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緻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然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窺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商者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
“所謂海外貿易者也，不過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太祖高皇帝重賞四夷來使，雖有靡費，然可顯我大明之威富，然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經濟之道，在於節用尚本，重農抑商，而非朝廷帶頭行商賈之事也。”
在這一點上，兩人誰都說服不了誰，因爲都是處於各執一詞，而且聽起來都挺有道理的狀態。
事實上，兩人的觀點與西漢【鹽鐵會議】時桑弘羊和賢良文學們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姜星火認爲需要搞“重商主義”……好吧，這當然是與“工業革命”配套的國家理念。
但黃福則堅持傳統的“重農抑商”觀點，並且這種觀點因爲已經有了上千年的歷史，所以論據極其充分，充分到簡直就是汪洋大海一般，隨便撈都能撈起無數前人觀點。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單純地戰勝對方，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百官們看着各執一詞的國師和工部尚書，不僅有些打鼓。
不僅是心裏打鼓，也是肚子餓的打鼓。
要知道，【鹽鐵會議】可是開了足足半年多，而【延和殿廷辯】時司馬光和王安石，吵得同樣不短，這要是吵到天黑都吵不完，他們不得餓暈了？
姜星火眼見靠傳統引經據典的辦法，應該是戰勝不了對方，於是又把話題給轉了回來。
“太祖高皇帝重農抑商，卻非重農絕商，《實錄》上便寫着太祖高皇帝對於商業的觀點，諸公不乏洪武朝的老臣，想來太祖高皇帝說過的這些話，是做不得假的。”
政策的轉型自然需要參考原來的政策，姜星火回溯道：“黃尚書所言‘古者’確有其事，《史記》曾記載秦代時，曾經把商人與罪犯同列，便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詔令：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明郡、南海，以謫遣戍；《漢書》曾記載漢代時，除了不許商人乘車、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不能購買土地，敢觸犯法令者，沒入田僮；而《資治通鑑》亦曾記載，隋唐時工商者不得仕進，但太祖高皇帝對待商業，可曾與所謂‘古者’極端鄙視相同？細細探究，不然也！”
“對於黃尚書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說的明白：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謇C乘馬，朕審之久矣，未審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況商賈之士，皆百姓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而對於商業，太祖高皇帝曾言：來遠人在乎修政，裕國用貴乎通財，唯有懋遷之利流轉不窮，才能財政給足。”
姜星火舉例道：“譬如，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五年五月詔告天下曰：古者鄰保相助，患難相救。今州縣城市鄉村，或有凍餒不能自存者，令裏中富室假貸錢穀以資養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又譬如太祖高皇帝曾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該當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擋。”
“由此可見，士農工商，在太祖高皇帝心中，所謂的排序，只是當時於國家的重要程度，而非如前代那般，有着根本的區別，而如今時移世易，形式不同了，又怎可再堅持所謂‘重農抑商’之說呢？天下黎庶，皆是陛下赤子！”
“而所謂海禁，便是太祖高皇帝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
“太祖高皇帝之所以會推行海禁政策，屬實只是迫於百姓私自與外番進行貿易的緣故，而這個外番所指，正是沿海一帶肆虐的倭寇，如今明日自由貿易，纔是解決倭寇問題的根本。”
“由此姜某認爲，所謂海禁，所謂重農抑商，乃是因爲洪武開國之時，大明以衛所製爲主要財政收入對象已然決定了，大明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尤其是士兵所需糧食的自給自足，那麼民間的農業生產自然也就不再是軍隊的主要供給對象，換而言之，隨着經濟的恢復，完全可以不再抑制商業。”
“如此一來，既然條件已經相對完善，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滿足軍事需求，國家財政在農業稅方面也基本達到了飽和，又何必去抑制商業，讓百姓都堆在土地上，來阻礙民富國強呢？姜某認爲，海禁和重農抑商的條件既然都已經改變，那就應該進行改變，如此一來，兩條腿走路，總比一條腿單腿跳要好的多，宋代的極端重商輕農固然不可取，而當下極端重農抑商同樣不可取。”
第四百一十章 地球
華蓋殿裏，姜星火在第一個關於“時與法”的問題上短暫佔了上風后，場面又在第二問題“農與商”上，陷入了僵持狀態。
事關大明經濟政策的轉向與調整，這裏面牽扯到的東西實在是太多太雜，稍有不慎就會讓無數人因此失去生計，而對於廷辯雙方來說，單靠道理，似乎一時半會兒也很難壓倒對方。
畢竟，西漢的【鹽鐵會議】可是從二月開到七月……大明就算沒有那麼誇張，兩個人在這裏，按北宋【延和殿廷辯】的時長來看，也絕非短時間能夠結束的。
“陛下，臣身爲戶部尚書，請求加入廷辯。”
就在這時，夏原吉忽然出列。
廷辯，從來都不是辯經那種1V1單挑模式，這時候既然關係到未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明經濟，那麼幾乎所有部門的大佬，都打算參與其中，爲自己和本部門爭取利益。
“臣請加入廷辯。”
“臣亦是如此！”
夏原吉帶頭表態之後，立即引發一陣連鎖反應，隨後陸陸續續又有好幾位重量級人物站了出來，紛紛要求加入這次廷辯，直到六部尚書都到齊。
蹇義、茹瑺……這些人雖然平日裏鮮少說話，但每一個都是朝堂上的老牌人物，地位超卓。
他們這時，代表着朝廷各部的最高權力，在大明的廟堂體系中擁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而且他們手握着大量的資源，可以動用本部下屬的各個層級，不僅能直接影響十四布政使司，甚至可以間接影響大明未來的走勢。
此外，諸如許思溫、喬穩、宋禮等侍郎，也紛紛表態要參與其中。
朱棣委婉地拒絕了形淮蟪嫉奶嶙h。
“此事事關重大，除了國師、三位皇子、六部尚書、五軍都督府的幾位國公參與，內閣幾人負責記錄以外，其餘人可以退朝了，廷辯轉到奉天殿進行。”
皇帝的話，很快得到了滿朝文武的認同，他們也覺得朱棣說得對，對就對在“其餘人可以退朝了”。
雖然有人想旁聽，但絕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聽個熱鬧，並不能參與或者說決定什麼，而後續的會議紀要也一定會在《邸報》上發出來，到時候看看就好了。
……眼下當務之急，還是先去喫飯吧。
隨着監察御史們的催促，早晨天不亮起來，頂着大太陽來回奔波數十里沒喫飯的官員們終於解脫了，排着隊離開了華蓋殿。
事實上，召開小規模、高級別的討論，而非將這個過程在大庭廣兄拢卜洗竺鞯蹏邔拥男囊狻�
畢竟廷辯涉及到的東西實在太重要，根本不適合讓其他人插嘴，甚至討論的過程都最好不要讓大部分人知道，至於接下來怎麼辦，就交由他們這些做決斷的人去操心吧，否則萬一有什麼紕漏，那損失就不知道是多少無可估量的東西了。
見到腥说姆磻脑蛋刁犃丝跉猓还茉觞N樣，至少六部尚書留下的，力量對比反而沒有那麼懸殊，如果算上幾位五軍都督府的國公，那麼甚至可以說支持和反對的雙方人數是基本持平的。
轉移到了奉天殿，朱棣和幾位皇子也得以脫去冕服，換上了常服。
朱棣掃視了一圈腥耍f道：“開始吧。”
方纔姜星火說完，按理該輪到了黃福，見姜星火沒有繼續說話的意思，黃福理所當然地開口道：“理財之效，北宋【延和殿廷辯】亦有此論，司馬光曾言：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逢起，遣繡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爲盜傩埃看搜载M可據以爲實？”
“國師所言，民富國強，與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何其相似，然王安石變法，結果如何？國家固然透支一時潛力，換得府庫豐盈，然而北宋亡於王安石，又可曾是妄言？”
這便是說，同樣的國家經濟辯題，王安石的觀點是有辦法在朝廷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不會增加百姓的負擔，從而起到雙贏的效果；而司馬光的觀點是想要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必然是要向人民增加賦稅，從而利國損民。
如果從後世人的角度來看，似乎王安石更有道理一些，但要是從結果上來公允地評價，也就是從變法之後的北宋財政與社會情況來講，那麼其實司馬光是對的。
因爲王安石變法的本質確實不是做大蛋糕，而是與民爭利，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斂財，雖然王安石變法給北宋朝廷創收了數以千萬計的財富，元豐年間比之嘉佑年間，北宋朝廷的財政收入每年都多了2／3以上，但由於朝廷插手青苗、均輸等事項，反而導致了民間商業的萎縮，是典型的朝進民退。
所以，王安石用的還是桑弘羊的那套理財術，只不過包裝的更好看一些。
而眼下第二個問題“農與商”的關鍵，已經轉到了王安石變法在證明這一經濟問題的得失上，那麼姜星火就不得不就事論事了。
姜星火必須要證明自己變法裏面的關於經濟的措施，與王安石變法是截然不同的，不然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例子擺在前面，是無法說服人的。
“王安石變法的方向是對的，但他走的路錯了。”
姜星火開口道：“理財術，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靜態的，一種是動態的。”
“所謂靜態的理財術，就是司馬光所言‘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也就是說整個天下的經濟總量是一定的，朝廷拿得多了，民間就少了。”
“動態的理財術，則是擴大經濟總量，做到朝廷和民間二者，可以在不傷害一方利益的情況下，提高另一方的利益，也就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我之所以說王安石變法的方向是對的，就是因爲王安石看到了動態的理財術，但他走的還是靜態的理財術的路子，所以他走的路錯了。”
“而走的路錯了，不代表方向就不對，大明要走的方向，便是動態的理財術，摒棄以農業稅，尤其是官田性質土地的農業稅爲國家財政支柱的靜態理財術。”
在這時，旁邊的淇國公丘福問道：“何謂靜態的理財術？若是靜態的理財術，這條路又該如何走？可否說的再詳細點？”
聞言，成國公朱能、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三人，也都看向了這裏。
“請夏尚書解釋吧。”朱棣忽然道。
夏原吉微微欠身，隨後說道：“靜態的理財術，如果想要變革，走的路子基本上就是兩條，也就是所謂的‘整頓＋節流’……整頓便是從農業稅上着手，或是清丈田畝、清查戶口，讓人口與土地清晰無誤，從而爲朝廷提供應有的農業稅，或是調整田地制度，打擊大中地主；節流則是減少開支，通常就是停止修建工程、裁汰冗官、降低俸祿，從而減少皇室的支出與官員的俸祿，讓朝廷需要支出的少一些。”
朱高煦道：“說白了，便是零敲碎打，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唄。”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夏原吉點點頭，這麼說倒也沒毛病。
見幾位國公哄笑了起來，大皇子朱高熾這時候也說話了：“諸位國公倒也莫要覺得好笑，非是誰都願意從土裏刨食，但華夏自古以來如此，已有上千年，所謂財富，便是糧食，不從土裏找，又從何處去尋？貿然走新的路子，若是一個人，失敗了大不了懸樑一死，可國家之重，重於泰山，卻是萬萬疏忽不得的。”
這話說得倒也沒錯，就像是姜星火前世，絕大多數打工人都不樂意996，都向往着財富自由，想要工作日度假嗨皮、出門住五星酒店、打卡米其林餐廳一樣，若是能當創業大亨發大財、賺快錢，誰樂意辛辛苦苦搬磚呢？可事實是，先不說不搬磚有沒有下頓飯的問題，就算是有些積蓄，又有幾個敢貿然創業的？
這個道理換到國家上也是如此，甚至更爲慎重，所以保守的量入爲出纔是最穩健的，畢竟這關係到一個王朝的生死存亡和數以千萬計的人命撸苌儆腥烁屹Q然嘗試新的道路。
故此，靜態的理財術，無非就是勒緊褲腰帶和侵佔民間財富兩種。
“便是這個道理了。”
吏部尚書蹇義嘆了口氣，道：“國師，非是我等迂腐，不肯支持變法，而是謬摺懻撸攽]敗而不慮勝，過去上千年裏，是真的沒有人嘗試過把所謂的‘經濟總量’做大嗎？當然不是，漢唐攻略西域，便是要藉着與西方的貿易之財富，從而擺脫財政困於田賦的局面，然而以漢唐武功之勝，又成功了嗎？”
“今日國師之新法，欲以國內商業、海外貿易，取代農業稅的唯一支柱地位，想法是好想法，但老臣覺得，實在是看起來美好，實現起來卻委實不容易……國家方經戰亂，府庫空虛，並非積攢多年，串錢之繩腐爛、陳粟堆於舊倉的盛世，實在是沒有嘗試的底氣啊！”
接下來卓敬和夏原吉又予以反駁。
雙方經歷了一輪激烈而充分的交流後，並沒有取得什麼一致意見，於是皮球回到了裁判手中。
眼下只聽皇帝的兵部尚書茹瑺和刑部尚書鄭賜還沒有表態，三皇子朱高燧也沒說話。
至於內閣的三楊和胡廣、金幼孜，則只有記錄會議紀要的權力，沒有說話的權力。
朱棣想了想，問道：“現在的問題無非就是朝廷以後的經濟要走哪條路，那國師是如何評判王安石這條路的？如果王安石走錯了，錯在哪？”
“先說方向，王安石變法，經濟部分的方向是對的。”
姜星火娓娓道來：“動態的理財術之所以與靜態的理財術相區分，歸根結底，便是方向不同，便是說，朝廷的經濟政策，第一要務是發展生產，通過經濟增值來擴大經濟總量。但王安石錯就錯在，他雖然選擇了正確的方向，可走的路還是老路，還是搞‘農田水利法’那一套，想要通過多生產糧食來增加財富……水利設施固然重要，固然能幫助糧食穩產、增產，可真的能對經濟總量起到巨大的改變效果嗎？”
“當然不能。”朱棣搖了搖頭。
“所以路走錯了。”姜星火沉聲道，“真正能增加經濟總量的，糧食增產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手工業品。”
“何謂經濟？能換來錢的便是，方纔黃尚書說貿易不產生經濟，這沒錯，但我大明的手工業品，絲綢、瓷器、漆器、茶葉……哪樣放之四海不是通殺？既然手工業品通過貿易能產生經濟，我們大明生產和銷售出去的手工業品越多，賺到的經濟越多，這難道不是擴大經濟總量的辦法嗎？”
黃福道：“士農工商，農和工固然創造經濟，但手工業品但換回來的商品，既不能喫也不能喝，即便算作經濟總量，也不過是賬面的數字而已，可到了大災之年，能從府庫裏撥出來，發給災民香料、瑪瑙、皮草等物來救災嗎？”
黃福這不是在爲了擡槓而擡槓，而是一個深入骨髓的觀念問題。
儒家士大夫，本質上就覺得貿易換來的東西沒用。
然而姜星火直接把路給堵死了。
“大明開展海外貿易，可以只以糧食爲結算物品……黃尚書要知道，大明的海外貿易，必然是順差的。”
“順差？”
“所謂貿易順差，就是在一定的單位時間裏，譬如一年吧，貿易的雙方互相買賣各種貨物，互相進口與出口，大明的出口金額大過某國的出口金額，或大明的進口金額少於某國的進口金額，其中的差額，對大明來說，就叫作貿易順差，反之，對某國來說，就叫作貿易逆差。”
朱高燧第一次開口道：“那也就是說，對於貿易雙方的利益來講，其中得到貿易順差的一方就是我們俗稱‘佔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貿易逆差的一方則是‘喫了虧’的一方。”
姜星火點點頭，說道：“便是這個道理，完全可以這麼看，因爲貿易的目的是爲了賺錢。而貿易順差的一方，就是淨賺進了錢；而貿易逆差的一方，則是淨付出了錢。”
解釋清楚了概念，至於大明爲什麼會順差，反倒沒人疑惑了。
……世界第一強國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如果具體縮小到一次貿易，順差的部分，完全可以讓對方用糧食來作爲支付結算的物品，如此一來，黃尚書覺得手工業品通過海外貿易增加的經濟總量，還是不能喫不能喝的賬面數字嗎？”
那這樣的話，邏輯就成了：
農業→獲得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