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77年從知青開始 第860章

作者:鬼谷孒

第一種,也是人口最多的人種,原住民和歐洲白人的混血後代、種族融合的產物,混血方式很多,名稱也不少,什麼梅斯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卡士蒂索人如果再與西班牙人混血,那麼他們的後代則會恢復西班牙人的身份。

西班牙人當初爲了維護在墨西哥的統治,在人種文化上可謂是費了不少功夫。

第二種就是原住民,不管他們叫什麼族人,總的來說還是印第安人,或者也可以叫瑪雅人。

第三種就是白人後裔,一直沒和原住民混血,或者混血之後一直充分保持着白人特徵的一撮人,這種人的數量最少,只佔人口不到十分之一。

墨西哥有一個州叫恰帕斯州,最貧窮的州之一,同時也是墨西哥的無價之寶藏所在,恰帕斯州擁有墨西哥最爲豐富、潔淨的水資源。

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國的3%,發電量佔全國的5%;到1980年,該州擁有全國50%的水力發電能力,等於全國20%的各種來源的電力;恰帕斯地下沉睡着多種珍稀礦藏,石油儲量豐富。

同時,那裏極爲豐富的生物種羣早已爲諸多號稱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的歐美專家所採集(其實是盜竊),美國市場上早有數十種古老的印第安草藥被註冊專利、壟斷生產,甚至數千年來,印第安人最爲古老的飲料玉米飲也成了美國市場上的專利產品。

如果說,當年的殖民掠奪曾將無數印第安原住民,從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麼今日,他們勉強躋身的叢林深谷卻再次成爲新殖民主義資源戰、生物戰的場域。

恰帕斯的經濟、戰略意義遠不僅如此。

作爲地理奇觀,特旺特佩克地峽、崇山峻嶺間一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叢林,200年來,這始終是北美世界所覬覦、連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爲便捷的通道。

隨着巴拿馬吆拥倪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峽,同時將原住民最後的棲身地開發爲原材料產地,由廉價勞動力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爲美國更爲緊迫的需求,在1980年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政府配合下緊鑼密鼓的推進。

爲了各種開發原材料項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資大興土木。

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總長約3000公里;到1975年,數字翻了一番;1973年,單單一年的高原地區的公路預算,等於居住在那裏的大約30萬個家庭所需的所有糧食的開支。

基礎建設項目接踵落實,地主擴大原材料買賣市場,搶奪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擴大生產。另一邊,許多原住民在發展政策的擴張中,放棄了土地與耕作,改行做採挖業工人與建築工人,進而生計深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佈了震驚金融界的聲明:“本國無法按期履行償債義務。”

這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開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債務困境。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場、咖啡種植園,以及小塊家庭土地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沒有真正落實。

原住民十分貧困,他們所生活的地區耕地短缺,森林覆蓋的低地土壤貧瘠,高原地區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來,原住民社區領袖發聲反抗,卻慘遭謿ⅰ�

1974年,在聖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舉行第一屆原住民大會,參會者來自多個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爾塔爾人,330名佐齊爾人,152名託霍拉巴爾人和151名喬爾人,代表了327個社區,30多萬瑪雅原住民。

這屆大會堪稱原住民團結頑抗的里程碑,會前一年,所有社區全民參與討論,同時培訓不同方言間的傳譯,不依賴殖民者的語言西班牙語作爲唯一的溝通媒介。

1974年,當原住民的戰鬥力增強時,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從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義轉爲參與性原住民主義,努力將原住民領袖和組織收編。

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況下,如政府創建的印第安人全國委員會,官方組織發生分裂,產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並活躍在自治邉又小�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准了“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在承認原住民權利方面走在前列,爲原住民組織提供了更佳的政治發展機會。

1990年,墨西哥修改憲法第四條,承認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構成的國家,並賦予原住民文化權利,不過,墨西哥政府與原住民領袖匆匆進行了幾次磋商,卻把大多數組織和社區排除在外。

這種策略導致了區域自治會議,抗議原住民在實施憲法第四條的立法過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國範圍內討論自治的平臺。

1992年,也就是去年,許多原住民組織參加了“抗議殖民主義500年”的活動……

看到這裏,南易往下快速翻閱資料,想看看有沒有附加着這次活動的具體內容資料,找了一遍,並沒有找到,他只好接着前文繼續往下看。

瑪雅遺民頑強抵抗殖民者由來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戰爭於1524年開始,但瑪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馬紮裏戈斯領導的部隊鎮壓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時期發生了多次叛亂,歷史學家強調了“1712年策爾塔爾起義”,甚至將其稱爲“坎庫克共和國”或者“策爾塔爾共和國”。

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間敵對關係在1711年進入了新一輪的危機,原住民的抗爭,挪用了天主教的聖母形象。在聖瑪麗亞的佐齊爾社區,據說“具有原住民特徵的聖母”通過木雕向兩名佐齊爾村民顯現,此事在鄰近的社區中引起了騷動,宗教裁判所趕緊沒收了這個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稅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鉅額佣金,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導致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當局。

此時,聖母的身影再次出現,這次是坎庫克社區的一名村民看到聖母顯靈,這被起義軍解釋爲新的信息,起義軍爲了保護這位“與聖母溝通的媒介”,組建了“聖女兵團”,彙集了32個策爾塔爾人、佐齊爾人和喬爾人社區,隊伍中有三千名民兵。

聖女兵團通過半祕密的宗教活動來招募支持者,從而使原住民堅持自己的組織結構,也保持了與王室相對獨立的特性。

後來,在西班牙人的挑撥離間下,族裔間的衝突、領導人被收編,以及新西班牙軍隊的殘酷打擊,結束了“坎庫克共和國”。

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義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亂的種子逍遙法外。殖民者爲了讓起義者記憶中保留失敗的印記,報復西班牙人被殺,並割下所有起義者的同终咭浑b耳朵。

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瑪雅原住民的抵抗時而公開,時而隱蔽,但始終存在。該地區的原住民和整個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一樣,經歷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滅絕,是爲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

但是,無論是通過加入獨立軍的行列,還是通過在革命期間加入薩帕塔領導下的南方解×軍,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積極參與了墨西哥建國偉業。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別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長期殖民戰爭中,並沒有丟失自己的身份認同。社會清洗與種族滅絕政策,卻加強了原住民的社會凝聚力和集體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戰爭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大致是失敗的,其無法把西方理性作爲唯一的思維方式,或者將天主教作爲唯一的精神表達方式,強加給原住民。

二次大戰後,爲了加強天主教會,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召開了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1962年至1965年期間舉行。

在那次會議上,天主教內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別是“反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分歧。作爲這次會議的一部分,教皇保羅六世呼籲拉丁美洲主教團更新其願景和做法,使之與現實更加一致。

爲了響應這一號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了第二屆拉丁美洲主教大會。這次會議的組成、討論的問題和得出的結論,對天主教會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

麥德林會議期間表達的許多觀點,主張教會應譴責第三世界政府對窮人的系統壓迫和剝削。與會者同意不僅要譴責剝削和壓迫,而且要行動,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幫助,以有組織的方式,使貧困的人們能夠成功地改變其貧困狀態。

麥德林會議的結果鼓勵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會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這個大陸的特點,即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結構產生的明顯的剝削關係,這個也被稱作“解放神學”。

解放神學的出發點是對現實和帶來這種現實的歷史進程的具體分析,但總是在神學層面上。解放神學認爲貧困是主體之間相互承認的否定,一個有窮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

這種上帝的缺席存在於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於窮人身上。窮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來提供的。

出於這個原因,解放神學家選擇幫助窮人,讓他們脫離貧困狀態,讓所有主體得到承認……(刪掉了一段)

這樣一來,拉丁美洲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之間的共生關係,解放神學家們對成爲教會層級結構的一部分不感興趣,工作更注重社會組織,與窮人和無產階級一起。

隨着辯論超越了話語和知識層面,在實踐中,由基層教會團體組成的邉尤找鎵汛螅诎臀骱湍峒永仙踔涟l展成爲政黨。

墨西哥的基層教會團體起源於最貧窮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在遭受剝削、飢餓、壓迫和痛苦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中。主要行動者是原住民和農民、工人、失業者,他們在牧師、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於優先選擇窮人,是墨西哥教會的希望種子。

基層教會團體和聖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在原住民社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積極參加了1974年第一屆原住民大會,教區的工作加強了原住民的內部組織,促使他們與該州、墨西哥和世界的類似組織建立聯繫網絡。

在這過程中,恰帕斯教區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觀所顛覆或影響,以至於一種“原住民教會”開始形成,由2608個社區組成,有400名預執事和8000名慕道者,與教區的結構協調,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會現實與各方參與的歷史,便會看到薩帕塔民族解放邉颖旧硎蔷C合體,一個社會進程將墨西哥和全球的廣泛的社會訴求、鬥爭傳統和批判思想結合了起來。

1969年8月6日,在新萊昂州蒙特雷,民族解放力量成立。領導該組織的是塞薩爾·赫爾曼和費爾南多·穆尼奧斯·亞涅斯兄弟,阿爾弗雷多·扎拉特和勞爾·佩雷斯·巴斯克斯。

該組織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與國家力量正面對抗。1972年,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爲“鑽石”的營地,“薩帕塔游擊隊核心”就是從這裏開始咦鞯摹�

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後,在塔巴斯科、普埃布拉、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韋拉克魯斯和新萊昂都有網絡。

1974年2月14日,在位於墨西哥州聖米格爾·內潘特拉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軍隊的襲擊,5名游擊隊員被殺,16人被捕。

同時,恰帕斯州的奧科辛戈,“鑽石”營地遭到襲擊,幾名游擊隊核心成員被殺;有一些人逃脫,包括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

從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頻繁地進入拉坎頓叢林。許多學生從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的大學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學和查平戈自治大學,民族解放力量的許多活動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豐富組織經驗的政治化原住民團體的幫助下,同時得到來自大學的新激進分子的支持,馬科斯副司令等領導的薩帕塔民族解×軍的第一個營地成立,名爲“蝨子”。

薩帕塔民族解放邉拥娜齻�主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政治軍事團體,一羣政治化的、非常有經驗的原住民,以及來自叢林的原住民邉印�

第三個部分在1983年後成爲該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薩帕塔民族解放邉娱_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階段……

南易從資料中可以看出恰帕斯州一直活躍着一支游擊隊,他們一直在壯大,卻還沒有進行過任何一次武裝行動,那他們到底是力量積蓄不足,還是在等待一個好時機?

若是在等待時機,他們又在等什麼樣的時機?

南易把疑問暫時放在肚子裏,打開“墨西哥比索危機”的分析報告。

第0929章 偶遇大佬

1988年,墨西哥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裏出臺了一項重大的經濟改革方案,旨在推動墨西哥經濟的現代化。

這項方案是兩年後爲建立“華盛頓共識”採用的模板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四個大的方面:通過大幅度削減進口關稅以及最終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開放本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

除石油、天然氣和能源產業外,大部分經濟部門實行私有化並放松管制;推行旨在控制通脹的穩定方案,這一方案以維持比索和美元幣值的緊密掛鉤爲基礎。

具體來說,比索相對於美元的匯率每天只能在預先設定的微小範圍內波動。區間非常狹窄,以至於墨西哥所有的匯率政策都必須考慮比索與美元之間這種非常剛性的匯率關係。

政府、私人部門和工會之間達成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共識,這就是著名的經濟穩定計劃,旨在控制工資和物價的上漲速度。這一共識由審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撐,以便使通脹壓力總體上處於可控區間。

以經濟穩定計劃爲基礎是墨西哥改革方案的關鍵特徵,並使其與此後智利、阿根廷等國的改革方案有明顯區別。

經濟穩定計劃的年度調整成爲墨西哥重要的政治事件,民袑Υ顺錆M期待,但有時也表現出焦慮。

這份經濟穩定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使改革獲得墨西哥民械恼沃С帧�

領導墨西哥工人聯盟的傳奇領袖菲德爾·貝拉斯克斯每年參與審議和決策,爲墨西哥改革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這是其他拉美國家的改革不具備的。

將匯率作爲抵禦通脹的工具,值得特別加以關注。

自1976年以來,墨西哥公芯蛯R率變化與通脹聯繫起來。每當比索貶值的時候,進口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作爲回應,工會會要求漲工資,這給物價上漲增加了額外的壓力。它反過來導致了比索的進一步貶值、民袑ν浀母哳A期以及工資和物價的進一步上漲。

爲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墨西哥當局在1988年決定將比索與美元掛鉤。這一政策背後的想法——如果比索貶值的程度可以得到限制,通脹預期就會下降,從而使墨西哥的通脹達到與美國相近的水平。

儘管有薩利納斯政府的改革,但墨西哥經濟在1988年到當下的表現並不理想。實際經濟增速平均僅有2.8%,明顯低於智利的7.1%、哥倫比亞的4.1%,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出口雖然有所增長但並非特別出色,實際工資徘徊在1980年的水平上,私人儲蓄出現顯著下降,貧困率繼續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過去那樣傾斜。

積極的方面就是財政預算在1992年實現了平衡,通脹率下降到偏高的個位數,保護主義在各個層面上都被取消。

即使缺乏顯著的經濟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專家、學者、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視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案例,從而獲得一致讚譽。

在某種程度上,“墨西哥奇蹟”這一說法就是這些機構創造出來的。這種熱情和樂觀源於許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對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認爲即使效果沒有立即顯現,不久的將來也會有成效。

由於克林頓政府努力向公泻蛧鴷麚P《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各種益處,“墨西哥奇蹟”正在實現這一流行的觀點,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後,一大批觀察家認爲自由貿易協定會顯著加快投資和出口的增長,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會因此變得讓每個人都能看到。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經常引用墨西哥的經驗,以此作爲成功案例來論證在民主政權下成功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可行性。

實際上,墨西哥經常被拿來與智利比較,後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專制的軍政府推動。

由此推測,有人渴望找到一個在民主體制下成功實現市場化改革的案例,美國官員尤其如此,這也有助於形成墨西哥表現出械挠^念。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潰前幾個月,財政部部長佩德羅·阿斯佩在倫敦經濟學院久負盛名的萊昂內爾·羅賓斯講座發表演講。

這次講座公開發表的版本對墨西哥抵禦通脹方案遵循的邏輯做了最爲全面的解釋。按照當時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觀點,固定的比索幣值將迅速消除通脹的慣性,爲價格上漲設置上限。

墨西哥的經濟穩定計劃成功降低了通脹的慣性,但沒有根治它。

這使墨西哥的通脹率下降緩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價和成本比國際價格上漲得更快。由於本幣幾乎完全釘住美元,墨西哥的國際競爭力逐漸下降——墨西哥出口商從每美元商品中獲得的比索數量保持不變,但是工資、租金、稅金和保險等國內成本卻持續上升,這壓縮了出口商的利潤空間。

1989年的布雷迪計劃重組了拉美國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積累的債務,墨西哥外債規模顯著降低。從那時起,墨西哥對境外投資者開放本國金融市場,開始將國有銀行私有化。

由於採取了這些政策以及感覺墨西哥要發生某種經濟奇蹟,國際資本市場將目光重新投向墨西哥,開始大規模投資墨西哥政府和政府企業發行的證券。

由此形成的資本流入飆升,使該國得以爲日益增長的龐大“經常賬戶”赤字融資。

“經常賬戶”餘額是衡量一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最全面的指標,從1992年至今,這一赤字平均幾乎達到墨西哥GDP的7%,很多經濟學家認爲如此高的赤字是極其危險的。

因爲政府開支得到了控制而且流入的資金主要是私人性質的,所以很多分析師,特別是墨西哥的政府高官相信,儘管資本流入的規模非常龐大,但是並不需要爲此擔心。

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家都在爭論經濟改革的正確步驟,探尋哪些市場應該先自由化,哪些市場應該較晚或較緩慢地放松管制。大部分專家都同意自由化的最優順序應該是逐步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制,以避免因鉅額的資本流入而突然增加流動性,從而導致本幣人爲升值。

與這一常規智慧相反,墨西哥選擇在1989年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而此時改革纔剛剛開始。

採取這樣的改革步驟是對很多因素的回應,例如墨西哥長期以來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傳統;該國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強烈願望,而加入這一富國俱樂部需要成員國放棄對資本流動設置障礙。

墨西哥的戰略與其他緊隨其後的拉美改革者形成強烈的對比,智利對於資本自由流動就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以避免危害出口競爭力。

由於沒有限制,國際金融家得以使大筆資金在墨西哥自由進出。僅1993年不到半年時間,墨西哥的資本淨流入就超過其GDP(半年)的8%,與其他國家的資本流入和墨西哥的歷史數據相比,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大部分資金都是短期投機性的,投資於股票市場、私人部門金融工具和政府債券。

到1992年,大量觀察家開始爭論經通脹調整的幣值或者經濟學家所謂的“實際匯率”走強,是否會威脅墨西哥改革的持續性。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和拉美問題專家魯迪·多恩布什指出:“墨西哥經濟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匯率被高估”。

世界銀行1992年11月公開的一份文件以一種不祥的預感提到,“開放資本賬戶還會使墨西哥暴露在短期資本流動劇烈波動的風險之下,即使國內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它也會把不穩定的外部衝擊傳導到國內”。

這份文件還提到墨西哥可以“通過提高利率,或讓比索貶值的方法,應對這些危險”。

爲了回應這些憂慮,墨西哥當局再次強調了資本流入大部分屬於私人性質,而且政府財政收支是平衡的,因此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它的立場基於以下三條理由:第一,墨西哥官員指出經濟系統本身有足夠的靈活性,以應對突如其來的狀況和衝擊,比如有彈性的利率和有限的匯率浮動區間。

第二,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很快就會出現,這將帶來出口的大幅增加,消除“經常賬戶”赤字和貿易逆差。

第三,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考慮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情況就更應是如此。

墨西哥央行行長米格爾·曼西拉曾告訴《經濟學人》,貿易不平衡不是問題,因爲它與外國基金的流入有關,而不是由擴張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導致的。

而且,墨西哥當局在進行計算後認爲,經過恰當的測算,經通脹調整的幣值高估並不像獨立觀察家認爲的那麼嚴重。

然而,這些分析沒有認識到,從長期來看,資本以超過全國總產出8%的速度流入墨西哥,這是不可持續的,到了某一節點,資金流入的速度就會減緩,甚至戛然而止。

儘管對於在長期時間中多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可以維持這一點並無定論,但分析師可以遵循一些有用的準則,以探究資本流入是否存在對可持續性的偏離。

一般而言,大多數準則都呼籲將“經常賬戶”赤字控制在GDP的4%以下,而在1992年至今墨西哥遠遠超出了這一水平。

看完分析報告,南易敲擊了幾下鍵盤,調出今年會影響世界政治或經濟格局的重大事件、會議統計表,查閱與墨西哥有關的部分。

作爲將於6月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籌備工作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的代表於1月18日至22日聚集在哥斯達黎加聖約瑟城,通過了《聖約瑟宣言》。

宣言重申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通過各自的努力和廣泛的、非選擇和歧視的國際合作,促進與保障完全遵行《世界人權宣言》及世界和區域人權文書規定的人權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