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旧报拾荒人
他盯着那張拘捕證看了好幾秒，上面的字他每一個都認識，但連在一起讀，卻像是在讀一紙判決。
西區裁判署直接發拘捕令，這意味着案件已經被定性爲需要司法介入的嚴重事件，而不是普通的街頭糾紛。
通常情況下，警方辦案的流程是先錄口供、再調查、然後才決定是否起訴，起訴之後才上法庭。
而這一次，裁判署直接跳過了前面的所有步驟，像是一把刀從天而降，連躲都來不及躲。
馬成坤也站了起來，快步走到弟弟身邊，低頭看了一眼那張拘捕證，瞳孔微微收縮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復了鎮定。
他轉向那個阿Sir，聲音壓得很低，“阿Sir，我想問一下，我弟弟被指控的是什麼罪名？
在律師到場之前，他有權保持沉默，也有權知道具體的指控內容。”
“到了裁判署，自然會說清楚。”阿Sir沒有多解釋，側頭朝身後的警察使了個眼色，“帶走。”
一個年輕的警察走上前，從腰間取出一副手銬，金屬碰撞的聲音在安靜的辦公室裏顯得格外刺耳。
馬成發看到那副手銬，整個人像是被電擊了一樣，猛地往後退了一步，聲音陡然拔高了好幾度：“憑什麼拷我？我還沒有被裁定有罪！你們這是濫用職權！我要找律師！我要…”
“成發！”馬成坤厲聲喝住了弟弟，聲音不大，但很重。
他上前一步，按住馬成發的肩膀，“冷靜一點。跟他們走，不要反抗。
我馬上聯繫律師，你在裁判署什麼都不要說，等律師到了再開口。”
馬成發張了張嘴，還想說什麼，但對上哥哥那雙沉得像深潭的眼睛，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他深吸了一口氣，把雙手伸了出來。
手銬扣上的那一刻，整個辦公室安靜得能聽見金屬咬合的聲音。
十幾個警察簇擁着馬成發走出了辦公室，穿過走廊，經過那些目瞪口呆的報社職員身邊，下了樓梯，出了大門，坐進了停在路邊的警車。
引擎發動的聲音傳來，警車駛入車流，漸漸消失在街角。
馬成坤站在二樓的窗前，目送那輛警車遠去，手指無意識地在窗框上敲着。他的臉色很難看，眉心擰成了一個深深的結。
他轉身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老趙，你馬上來一趟，帶上最好的刑事律師。
成發被帶走了，西區裁判署，九點半提堂。對，直接去裁判署，我在那裏等你。”
掛掉電話，他又撥了第二個號碼，這次是打給父親的。
電話那頭響了很久才接通，馬惜如的聲音從遙遠的臺灣傳過來，帶着一種疲憊的沙啞。
馬成坤把事情的經過簡短地說了一遍，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後只回了一句：“花錢，請最好的律師，不要怕花錢。”
上午九時三十分，西區裁判署。
法庭不大，旁聽席上坐滿了人。
馬成坤帶着兩個弟弟坐在前排，旁邊是一個穿着黑色律師袍的中年男人，姓趙，是香港最貴的刑事辯護律師之一，光是出庭費就要五萬港幣起步。
趙律師面前攤着厚厚一沓文件，正低着頭快速翻閱，眉頭微微皺着。
馬成發被帶上被告席的時候，手上已經沒有了手銬，但臉色依然難看。
他穿着一件皺巴巴的格子西裝，頭髮有些凌亂，跟幾個小時前在辦公室裏那個意氣風發的樣子判若兩人。
他站在被告席後面，目光在旁聽席上掃了一圈，找到哥哥的身影，微微點了點頭，像是在說“我沒事”。
主控官站起來，宣讀了馬成發的兩項控罪。
第一項，指他於本月在灣仔恐嚇報攤經營者周福來，言語和行爲對受害人構成了精神威脅和人身安全威脅。
第二項，指他與本月灣仔報攤縱火事件有關，警方已掌握相關證據和線索，有合理理由懷疑其參與或指使了該犯罪行爲。
整個提訊過程只用了二十分鐘。馬成發的律師沒有做任何實質性的辯護，只是按照程序確認了當事人的基本信息和聯絡方式，並提出了保釋申請。
趙律師的策略很明確，在現階段不跟控方硬碰硬，先把人撈出來，後面再慢慢打官司。
法官聽取了雙方的陳述後，當庭批准了保釋申請。
保釋金十萬港幣，馬成發不得離開香港，護照交由法庭保管，每二十四小時需要到指定警署報到一次。
如有違反，保釋立即撤銷，直接收押候審。
馬成發當庭簽署了保釋文件，趙律師替他從銀行賬戶裏劃了十萬港幣的保釋金。
不到中午，馬成發就已經走出了裁判署的大門，陽光照在臉上，他眯了眯眼睛，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像是從一個噩夢裏醒來。
但他不知道的是，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回到東方報社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多了。馬成發麪色鐵青地坐在沙發上，把領帶扯鬆了，一句話也不說。
辦公室裏的氣氛有些壓抑，所有人都低着頭，沒人敢說話。
馬成坤親自給弟弟倒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老二，別太擔心。我已經安排了全港最好的律師團隊，趙律師你見過了，他在刑事辯護這一塊從來沒輸過。你不會有事的。”
其他兩個弟弟也紛紛圍上來，七嘴八舌地安慰。
馬成康拍了拍馬成發的肩膀，說：“二哥，咱們馬傢什麼風浪沒見過？伯父當年那麼大的事都扛過來了，這點小案子算不了什麼。”
最小的馬成國也跟着附和：“就是，別往心裏去，該喫喫該喝喝，律師會搞定的。”
馬成發抬起頭，看着哥哥弟弟們關切的目光，硬生生擠出一個笑容。
他清了清嗓子，“大哥說得對，我沒那麼脆弱。周福來那件事，我們又沒有動他一根毫毛，最多就是找他談談心。
恐嚇？什麼叫恐嚇？說幾句重話也算恐嚇？香港是講法律的，法律講證據，他們有什麼證據？”
他頓了頓，“至於那個縱火案，更是跟我八竿子打不着關係。
鐵頭那老東西自己惹的禍，憑什麼算到我頭上？警方的懷疑不能成爲證據，這個道理我懂。”
馬成坤點了點頭，臉上的表情終於鬆弛了一些，露出了今天第一個笑容。
他拍了拍弟弟的後背，語氣輕鬆起來：“這纔對嘛。有大律師撐腰，總比我們自己瞎忙活強。
趙律師那種人，天生就是賺這種錢的，誰叫我們馬家有的是錢呢？
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案子，花多少錢我都給你擺平。”
馬成發被哥哥這番話逗笑了，這次的笑比剛纔自然了許多，笑聲在辦公室裏迴盪開來。
其他幾個兄弟也跟着笑了起來，氣氛終於不那麼沉悶了。
“哈哈…”
笑聲很大，大得蓋住了窗外隱約傳來的警笛聲。
馬成坤笑着笑着，臉上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變得嚴肅認真起來。
他總覺得，這件事沒那麼簡單。心裏隱隱有一種預感，這一次，馬家可能踢到了一塊鐵板。
第198章 羣情激憤
星島報社。
胡仙坐在總編輯辦公室裏，面前的辦公桌上攤着幾份當天的報紙，最上面那一份赫然是《天天日報》關於報攤縱火案的報道。
辦公室裏站着一個人，是星島日報的資深採編老宋，在報社幹了將近二十年，跑過社會新聞、法制新聞，也做過專題報道，算是星島集團的老臣子了。
老宋剛從外面回來，西裝外套還沒來得及脫，額頭上還掛着一層薄汗，但臉上的表情比汗水更急切。
“老闆，我剛從警方的公共關係科那邊得到消息。”老梁語氣憤怒，“馬成發那件事，警方已經掌握了更多細節。
不是簡單的縱火那麼簡單，您知道嗎？他們不只是燒了報攤，在那之前，東方報社發行部的人還拘禁過一個記者。”
胡仙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體猛地坐直了，目光銳利得像一把刀：“拘禁記者？什麼時候的事？哪家報社的記者？”
老梁深吸一口氣，一字一頓地說：“是《天天日報》的記者，去調查報攤被威脅的事情，結果被東方報社發行部的人扣住了，整整兩天。
兩天時間裏，那記者被關在一個房間裏，不讓人走，也不讓打電話，跟綁架沒什麼區別。後來是報了警才把人放出來的。”
辦公室裏安靜了一瞬。
胡仙的臉色沉了下來，手指不自覺地攥緊了手中的鋼筆，指節泛白。
她在傳媒行業摸爬滾打了幾十年，見過搶新聞的不擇手段，見過同行之間的明爭暗鬥，見過報紙銷量的你追我趕，但拘禁記者這種事情，她聞所未聞。
“這不是在辦報紙，這是在辦社團。”胡仙帶着怒意，“《東方日報》到底還有沒有王法？
我們做傳媒的，記者在外面跑新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還談什麼新聞自由？還談什麼輿論監督？”
老梁被老闆這番話激得熱血上湧，用力地點了點頭：“老闆說得對。這件事不只是《天天日報》一家的事，是所有媒體人的事。
今天他們敢拘禁《天天日報》的記者，明天就敢拘禁我們《星島日報》的記者。
如果我們不站出來，以後誰還敢做調查報道？”
胡仙站起身來，語氣堅決：“你馬上撰寫明天的新聞，用最嚴肅的用詞，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寫清楚。
拘禁記者，就是打所有傳媒人的臉。我們《星島日報》這次要堅決地站在記者同行這一邊，反對這種霸凌行爲。
不是因爲我們跟《天天日報》有什麼交情，而是因爲這是對與錯的問題，是黑與白的問題。”
老梁重重地點了點頭，“老闆，我替所有跑一線的記者謝謝您。”
胡仙擺了擺手，沒有多說什麼。等老梁離開辦公室後，她緩緩坐回椅子上，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這個笑容裏，有義憤，有擔當，但也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快意。
胡仙忘不了當年馬氏兄弟在報業市場上的咄咄逼人。
《東方日報》用那種霸道的手段搶佔發行渠道的時候，《星島日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那些年被擠佔的報攤位置，那些被搶走的讀者，那些因爲發行量下降而流失的廣告客戶，一筆一筆，她都記在心裏。
如今，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她相信，這一次最不會饒恕馬氏的人，一定是《天天日報》的新老闆黃家豪。
那個年輕人從踏入商界開始，每一步都走得又準又狠，從來沒有喫過虧。
馬成發這一次踢到的不是一個軟柿子，而是一塊鐵板。
果不其然，她還沒來得及多想，辦公桌上的電話就響了。
“胡小姐，我是記者公會的劉炳章。”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客氣，“我們正在組織明天上午的遊行活動，聲援被拘禁的記者，抗議東方報社的暴力行爲。
目前已經有多家報社和雜誌社響應，我們希望星島日報也能派人蔘加。”
胡仙幾乎沒有猶豫：“沒問題。記者公會的活動，我們星島一定支持。明天我會安排報社的編輯和記者代表參加，人不夠的話我自己去。”
電話那頭頓了一下，顯然沒想到胡仙會這麼爽快，隨即傳來一陣感激的聲音：“太好了，胡小姐，有您這句話，我們就更有底氣了。”
掛掉電話，胡仙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與此同時，在《明報》的辦公室裏，金庸金大俠的臉色也不好看。
他穿着一件深藍色的中式對襟衫，坐在那張用了二十多年的老藤椅上，面前的辦公桌上擺着一杯已經涼透了的龍井茶。
他的表情看起來很平靜，但瞭解他的人都知道，這種平靜底下藏着的，是真正的憤怒。
“荒唐。”金庸放下手中的報紙，怒氣衝衝，“拘禁記者整整兩天，這是對傳媒業最大的侮辱。
我做了一輩子新聞，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事。香港是自由港，是F治社會，不是誰家的後院，可以由着性子胡來。”
《明報》的總編輯和副總經理沈寶新都站在辦公桌前，兩人對視了一眼，都從對方眼裏看到了同樣的決心。
金庸抬起頭，看着總編輯，“明天，《明報》要在最顯眼的位置，發表最嚴肅的批評。不是豆腐塊，是頭版評論。
我要讓所有人都看到，香港的傳媒界不是軟柿子，不是誰想捏就能捏的。”
總編輯用力地點了點頭，帶着一種感同身受的激憤：“金先生放心，我一定親自撰寫這篇文章。
我們做記者的，最大的武器就是筆。這一次，我要用這支筆，替那個被關了兩天的同行討個公道。”
沈寶新在旁邊接了一句：“剛纔記者公會也打電話過來了，希望我們參加明天的聲援活動。金先生，您看…”
金庸端起那杯涼透了的茶，喝了一口，緩緩的說道：“應該去。這不是一件小事。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不是因爲這裏樓有多高、路有多寬，而是因爲這裏是自由港，有自由的輿論環境，有獨立公正的司法。
如果記者出門採訪都要提心吊膽，如果報紙說幾句真話就要被威脅，那香港還是香港嗎？”
沈寶新點了點頭，轉身出去安排。
金庸重新拿起桌上的報紙，目光落在周福來那張被燒燬的報攤照片上，久久沒有移開。
他今年五十多歲了，經歷過戰亂，經歷過動盪，見過各種各樣的黑暗和醜惡，但像東方報社這樣把社團手段用到傳媒行業裏的，他還是第一次見。
這一天，香港傳媒界的電話線格外繁忙。
《星島日報》打完了，《明報》打完了，《工商日報》《南華早報》《香港經濟日報》的電話一個接一個地響起來。
記者公會的辦公室裏，幾個人忙得腳不沾地，統計着明天參加遊行的人數，協調着各家報社的旗幟和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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