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車隊進入鎮子，車速慢了下來,這讓車裡的各省官員們，能更加清晰的看清這裡的面貌，街道上人群來來往往,錄音機播放的音樂聲音很大，直接從店鋪裡飛到了大街上,鎮上的年青人幾乎看不到打補丁，而且穿著也十分時尚，一點也不輸那些省城裡的人。
街道旁的一個作坊前,一位男子正將一個麻袋放到摩托車上，作坊裡一位姑娘,還有一位五六十歲的老頭兒正抬著一個袋子走了出來,二人合力將麻袋又碼了上去,男子用繩索綁好，隨即一陣土話飆出,便打著摩托車,轟隆隆的朝前方開去。
鎮子上這樣的作坊遍地都是，某某制刷、某某刷柄、某某毛尖絲、還有滾筒、鐵皮條，小小的鎮子上，儼然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制刷產業，除此之外,還有搞皮筋頭繩的、塑膠花的,各種各樣的作坊,有的有店鋪名，有的連名字都沒有，但很顯然都在從事工業生產。
作為目前全國唯一的小飾品、小五金生產基地，同安市的作坊實在太多了，有些開在街上，有些直接在居民家中，以前是農閒時做,現在多數人從農業耕作中脫離了出來,開始全職從事工商業勞動,這使得市裡的小商品生產活動進一步擴大，產值也越來越高。
車隊從鎮子裡穿過，又開了十來公里,這才看到了同安市，成片的樓房拔地而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看不出來這與一座縣城有什麼關係，甚至比西北地區的一些省份還要現代化。
同安作為全國兩個示範縣之一，大名許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是沒想到這個縣級市如今已經發展成了這個樣貌，城區的面積根本就不像是一座縣城,說是地級市還差不多，然而這裡確實是一座縣城,不過是縣級市罷了。
過去的縣城老城區有十幾平方公里,現在拆掉了三分之一加上新城區，整個市城區面積二十多平方公里,老城區大規模改造後，依舊保持著古色古鄉的樣式,沿河修建了景觀工程,看上去頗為美觀，而一河之隔,便是新城區,那裡全部都是現代化建築。
新城區從一期建設開始，其要求就是完全摒棄掉蘇式建築風格，沿街建築全部採用了現代建築風格，同時又帶有一點的中國元素理念,至於城市公交站臺則是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包括城區公路的隔離護欄都體現了中國特色，這使得城市現代與傳統交融，且非常和諧。
除此之外,整個城市給人的感覺就是乾淨，馬路上塵土飛揚的場面完全沒有,亂按喇叭的汽車也沒有,每個路口都有斑馬線,車道上也畫了線,而且還設有紅綠訊號燈系統,有交警在站崗執勤,行人也並沒有亂穿馬路,看上去一切井然有序，這裡管理水平已經不用多說了。
同安發展到今天的模樣，市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這個城市秩序並不健全，人們對於現代城市生活也沒有基本理解的時代,要讓人們懂得並遵守這些秩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城市一期工程完成後,城市上幹道上設了斑線和護欄，然而根本沒有幾個人遵守，無論男女為了抄進路翻護欄是普遍現象,一條長不足百米的路上，能看到成群翻護欄的人，還有一些老百姓嫌護欄礙事,直接將其推倒。
那時的管理也很極端,每天—大群交警、公安和紅袖章的協警在路上聯合執勤，大凡抓住一位就罰款五分,後來漲到了一毛，但是仍舊不行,最後採用極端教育方式,將抓到的人拿到大街上的示眾臺上，罰款也漲到了五毛，先罰款再罰站，讓其眾目睽睽下丟人現眼。
還有隨地吐痰的、丟菸頭、丟垃圾的，甚至開始時，市裡的商鋪門前明明就有垃圾桶，但是人們掃完地後，繞過垃圾桶直接將垃圾往馬路上—倒,各種不文明的現象實在太多了。
市裡為此一面加強宣傳和管理，一邊讓素質文明的教育走進學校裡，著重培養下一代，十年如一日的不停宣傳與教育，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市長劉偉作為在同安市幹了二十年的老人,他經歷了同安解放後的整個發展過程,今年也是他在同安的最後一年任期，鑑於慶州市發展的需要，省委決定由他任慶州地委副書記、市長,而慶州地委原書記傅大璋也將卸任,該職位由原同安市委書記、現地委第一副書記張安國接任。
劉市長向各位領導介紹了同安示範市的發展歷程，陪同他們參觀市裡的主要政府管理機構,解說示範市政府的管理職能和相關流程。
市民行政服務中心，這是全國現下唯一的集中式行政服務管理機構，方市長介紹道:“行政服務中心的目的是整合政務服務資源,採用多部門聯動、集中管理、集中審批的方式，最佳化行政審批流程,簡化辦事流程,為全市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
整個行政服務中心完全是敞開式的,設有免費影印處、辦事諮詢處、計算機取號系統，配有專人協助取號，計算機會將號碼分配到所在行政辦事視窗,前來辦事的市民,坐在一旁的座位上，等著就行了，無需排隊,而且大廳裡還有免費的飲用水提供，可以說十分的貼心。
前所未有的辦公程式，現代化的辦公條件,還有行政辦事視窗前那‘微笑服務、和諧城市’的牌子,此番場景,讓—眾官員大受震撼,原來政府的管理工作還可以這樣做。
“行政辦公都在這裡完成，那市政府做什麼呢?”上海市委馬添水書記問道。
劉市長回道:“市政府主要從事地方一級行政職能,過去這些對外行政工作也在市政府和各個部門內進行,但是隨著我市的發展，這種管理方式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日常管理的需要。”
“市政府日常辦公與對外公辦混在一起,工作人員既要忙政府工作,又要忙政府的對外辦事工作,工作交差不說,而且職能重複、職責不清,相互間容易推委扯皮，後來我們建起了行政服務中心,釐清各部門的工作職責,統一整合對外辦公。”
“過去，我們這些部門並不在一起,農業局、工商局、招商局、建設局、土地管理局等都不在一處，市民來辦事,需要反反覆覆的來回跑,也不知道究竟要找誰，為了方便,就只能託關係,走後門,後來有了新的程式和辦事流程後，一切都明朗化了，一些不良現象也由此減少。”
馬書記聽得很明白，但還是問道:“這些工作都交給行政服務中心了，那市政府的幹部每天做什麼呢?”這話就有意思了，弦外之音就是那權力不是下放了麼，而劉市長則回道:“市政府從日常大量的一般行政工作中脫離出來,就有了更多的時間來發現和釐清政府管理工作的不足,也不會因為幹部不在,從而導致市民白跑一趟。”
老百姓辦事白跑一趟，這種事在現下的全國各地十分普遍，因為市政府的對上對下工作全部混在一起,經常發生的事就是，今天這個幹部去上級開會了，老百姓來了辦不成事，明天那個幹部又去開會了，老百姓又白跑一趟。
若再加上中間這個資料不全,那個證明不行,老百姓要反反覆覆的跑,如果中間再加上兩個部門扯下皮,好了，一個簡單的工作,老百姓一兩個月都不見得能搞得成，要想盡快完成怎麼辦?走後門找關係啊,提著菸酒私下上門,這事才能儘快辦下來。
程式不完善,流程不健全，自然就導致了行政效率低下，權力被無限放大,接著就是各種不良現象的發生,吃拿卡要如今早已是普遍現象,這種低層次的違紀行為，又還不夠不上違規的高度,就算被發現了，退髒一般處分就了事,並不會有太大的政治處分。
行政服務中心的存在,就是透過建立一個公開化的辦事流程將這些不良現象給壓到了最低,老百姓拿著資料直接來辦事就成,也就沒必要去走後門找關係了,這對於杜絕和減少違規違紀是有極大作用的。
當然,這種新程式的建立，首先一條，就是幹部得有服務群眾的高度自覺性和認識,否則對於那些―絲權力都不願下放的人來說,這種制度必是他眼中的敵人，一般行政從他身上剝離後，就不能在人面前顯聖，體會權力的滋味了，那怎麼能成?
“這樣做會不會脫離群眾?幹部高高在上,老百姓連面都見不到。”馬書記這話說得相當的漂亮。
劉市長回道:“怎麼會,政府主管幹部的這些對外辦事基本工作脫離之後，會有更多的時間走進群眾中去，及時瞭解群眾面臨的問題和困難，發現工作中的疏漏和不足,從而及時的改進工作方法,最佳化和調整工作流程。”
劉市長是到過大上海的,當初還到大上海去取過經,學習全國最大大城市的先進管理方法,然而現在他都不好意思說，十年下來,上海還是那個上海，城市人口和經濟都在增長,但是城市管理水平，依舊是那個鳥樣。
城市裡的公共秩序管理水平並不高,街道上人們隨即亂竄,馬路上連基本的標識線都沒有,什麼左右行根本不存在，腳踏車能在城市馬路上左右打晃著騎,根本沒人管，部分地段倒是有紅綠燈，但流於形式，腳踏車、汽車、拖拉機、畜力車想咋走就咋走。
同安市則不同，別看只是小小的縣級市,但是管理幹部也是見過世面的，法國、匈牙利、義大利、日本、印尼、南斯拉夫這些國家，劉市長、方書記等一眾幹部都去考察過,看過人家先進國家城市是怎樣建設和管理的，因此同安市的城市建設與管理水平，實際上就當下全國來說,並不低。
政府管理工作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知，也沒啥好說的,既然對同安的城市管理有看法,那就去看看實際的成果，一行人開始去民營企業參觀學習。
如今，早期建設的同安市民營工業園已經滿了，新建的民營企業開始在周邊擴充套件了開來，形成了一個數平方公里的民營工業區。
“你們市有多少私營企業?”看著眼前成片的廠房,蘇省書記問道。
“全市民營企業共612家,民營工業區裡大大小小民營企業一共261家。”劉市長說道。
“多少!?”“六百多家?”一陣驚問而起。
劉市長卻是肯定的給予了答覆，這下所有人都不說話了，沉默無聲之後,蘇省書記又道:“貴市私營企業產值有多少?”“1969年我市民營企業總產值3.47億元，全市各類工商業私營經濟總值7.59億元。”
青海省委書記張了張嘴,一臉的不可置信:“我省去年全省工農業總產值才10.5億元。”
陝西省委書記連忙問道:“貴市全年國民生產總值多少?”“去年為25.16億元。”
轟~!我的媽~!陝西1969年全省GDP才59億元(歷史41億)，你一個縣級市幹到25億，這合理嗎?
合不合理,這一路上都看得見，農村發展得十分良好，城市規模又這麼大,街道上全是商鋪、人流湧動，城區裡的現代化居民社羣更是連成片,城市的繁華程度毋庸置疑，如果說那些都是虛的，那眼前的這些工廠是做不了假的。
張玉河的服裝廠，是民營工業區早期入駐的民營企業，也是市裡經常安排參觀的企業，而如今他的服裝廠規模又擴大了，全廠員工六百多號人,直接租了兩座樓，也從過去給國營廠代工，走向了自己的品牌。
車間裡清一色的電動縫紉機,電動裁布機等生產服裝生產機器,縫初之聲不絕於耳,一片忙碌,橫跨在車間立柱之間和之上,抄襲自華昌的‘效率為先、質量為先’、‘細節決定成敗’、‘質量就是生命’之類的各色標語掛了一片又一片。
至於同安市的民營企業的相關政策如何，劉市長並沒有現在就說,因為說了也沒太大意義,先用事實來說服這些各省的大佬們，而後再談那些，別人才不會認為是假大空。
“我廠現有工人630餘人，各類製造裝置550餘臺，能夠生產目前市面上的各型別服裝。”張玉河介紹了起來。
“你們廠年產值有多少?”蘇省省委書記問道。
“我廠每年能生產約450至500萬件服裝,年產值約一千二百萬元左右。”張玉河答。
浙省省委書記則拿起一件衣服看了起來,他指著上面的標籤說:“市場上那個玉河牌，就是你們廠生產的啊?”張玉河連忙答道:“是的首長，我廠的服裝現已銷往全國,同時還向海外出口。”
“你們廠一年利潤有多少?”浙省省委書記說道。
“平均下來，每年淨利潤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元之間。
“這麼說來,你這個廠長現在是百萬富豪了。”一個聲音隨之而出，一道道煙煙目光直視向張玉河,這讓頓時手足無措,緊張不安了起來。
沒有回答，張玉河只是低下頭點了點,這—刻彷彿整個世界都安靜了，只見李副總理向鄧副總理說道:“一個私營企業主一年就能賺這麼多錢…。”話到此處嘎然而止。
鄧副總理卻是說道:“只要符合政策,依法納稅,個人賺取多少，我看沒有任何問題,私營企業主賺了錢也是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做貢獻嘛。”
李副總理想了想問道:“這位廠長,你們廠的工人一個月多少錢?”“廠裡實行的是記件制,多勞多得。”張玉河答道:“幹得最快的,一個月能賺小二百元,幹得慢的一個月大約七八十元，平均月薪大約在一百二十元左右,新手的話,有保底工資,前三個月保底每月30元。”
“平均13級工資,最低17級,最高能到11級，這個收入是真不低了。”一位省委書記與身旁人交流道。
另一人說道:“問題是,一個私營企業主—年收入二百萬，是工人年收入的1300多倍，要真的這樣搞,那社會的貧富差距得有多大?這個社會還有公平嗎?還是社會主義嗎?”劉市長見首長們的神情都不自然,而張玉河早就低下了頭，像是一個罪犯一樣，他連忙上前說道:“各位首長，民營企業對我市的經濟發展貢獻巨大,我市三分之一的年生產總值都是民營工商業創造的,這些企業合法經營，依法納稅,也符合同安示範市的各項政策。”
“但這個收入差距還是太大了。”一位省委書記說道:“我們一個管理幾千上萬人的國營廠廠長，一個月才幾百塊工資,這小小的私營企業管理不過幾百號人，個人利潤卻有這麼大，有違社會主義公平原則。”
劉市長聽下不去了，他直接反駁道:“就個人看法,不能單純的看民營企業主個人的收入,還要看他對社會經濟所做的貢獻。”
“就如這家工廠，為我市年創造一千多萬元的產值,為社會提供了六百多個工作崗位,同時他們的生產裝置，還帶動了國內機械行業的發展,這個貢獻是不小的。”
“再者說，民企廠長的個人財富與風險是同等的。”說到這裡,他立即向張玉河問道:“張廠長,將你們廠的貸款情況向首長們彙報一下。”
“是。”張玉河這才抬起頭來說道:“我這個廠僅買裝置就花了近五十萬元,將前幾年的收入都投了進去，擴廠後另上企業流動資金，前前後後一共向銀行貸款了近三百萬元，再加上三年期利息一共要還三百一十多萬，廠子從前年到今年一直在還銀行貸款，下半年才能真正的實現盈利。”
劉市長接過話說道:“首長們可能還不知道,他這個廠子一次性就向鳳凰廠訂購了四百多臺電動縫初機,直接將國營鳳凰廠的電動縫初機發展事業給盤活了，我市各服裝企業累計向鳳凰廠訂購了近兩千臺電動縫機有力的支援了國家縫初機工業的發展。”
這事不說別人還真不知道,國產電動縫幻機事業才剛剛發展,由於剛開始的設計問題,電動縫初機有一堆毛病,因此市場上接受度並不好,致使鳳凰廠哪怕改進後都賣不出去,最後還是玉河廠膽子大,作為民營企業也沒那麼多顧慮，一個大訂單就甩了過去，這可將鳳凰廠給高興壞了。
有第一個客戶，就會有第二個,同安其它服裝企業一看玉河廠上了新裝置,那自己也不能落於人後啊,無論是三兩臺的買，還是成批買，電動縫紉機就此流行了起來,鳳凰廠有了源源不斷的訂單，又有了大規模使用後的客戶反饋,裝置自然也改進得越來越好，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改變的不僅是縫幻機一項,同安這個小小的地方，幾百家民營企業大量的裝置全部來自國營廠，給國家機械裝置實行帶來了多少訂單,然而這些變化許多人是看不到的,有些人只看到了民營企業家賺錢，看不到他們的風險以及他們給社會所做的貢獻。
第588章 是學習還是批鬥(二)
作為本地方的省委書記桂林西站在劉市長的身旁，他看到了玉河服裝廠老闆的反應,也聽到兩人不斷解釋,但他始終沒有發聲,並不是他不願維護本地方，而是在當前計劃經濟仍是全國根本性制度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仍舊沒有轉變過來。
從一九六四年實行‘新經濟政策’至今已經六年了，從開始的中央高層裡激烈的思想觀點大爭論，到去年將這一政策正式定下來,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當前的新政策是中央強壓下來的,很多人迫於政治壓力不得不做,而不是真正的理解並接受。
過去一直以來的理想是創造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實行的是全民公有制，一切資源的分配權掌握在手，這種思想理念在許多革命者思想裡早已根深蒂固。
當這種觀念受到衝擊時,人們就已經很難理解也難接受，而當他們看到一個小小的私營企業主可以年入百萬，一般行政審批可以不經過自己，實行權力下放,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衝擊,而是挑戰,是對思想觀念、制度理解的巨大挑戰，當然也包括對個人價值觀念的挑戰。
桂書記看著眼前的這些各省頭腦們,此刻他也發現了自己和同安市的同志與他們思想觀念的差異,劉市長向他們表達民營企業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但很顯然一些人並不能理解。
一家服裝廠，帶動的是服裝產業上下游的產業鏈發展,促進了的遠不是眼前這六百多人的就業，創造的實際效益也遠不是服裝廠這1200萬元的生產總值，事實上還可以看出來,他們對於產業鏈的發展理念並不理解。
曾經他桂林西也是如此,他將工業的發展看成了片面的製造，片面的認識工廠越多工業就一定越好，而沒有理解,只有形成產業鏈才能發展出健全的具有競爭力的工業，而產業鏈發展所帶動的社會經濟和工業價值，遠不是一句‘資本家’帽子就蓋棺定論。
—九五一年的同安財政收入只有1500萬元，那一年華昌機電成立了，整個慶州也是全省全華東華南地區最先進最大的機械廠誕生;一九五四年同安示範縣成立，‘一般性市場經濟’正式成為地方新政策,同安經濟由此迎來了高速發展時代。
過去整個慶州地區的紡織廠，只有散戶百姓召集組成的人力紡車，連廠房都是安排的人家，具體到同安紡織廠，也是由一百戶紡織戶組成的落後手工紡織廠，而如今的同安國營紡織廠，是一家擁有三千多人，千臺先進織布機、紡紗機等組成的大型紡織企業。
如今織布廠、印染廠、國營服裝廠都發展了起來,民企製衣企業也就此發展,形成了從蠶絲養殖、棉花種植、剿絲、紡紗、織布、印染、製衣到銷售完整的紡織服裝產業，帶動的上下游直接從業人員逾萬人,整個地方都由此跟著受惠。
桂書記對於全省工業的建設,對於全省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對發展目的的認知，與他省的一些同志有明顯的區別。
他從這些同志的語言中看出了這一點,他知道這種思想認知不是靠著某一個人能說得清的,現在事實擺在眼前,他們都這樣說，如果他也開口,那麼接下來便是無盡的爭論,所以他選擇了閉口不言。
他覺得認同的自然會認同，不認同的爭論也沒有意義，發展過程之中，這種思想爭論也必然會產生,而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只要走的是正確的道路,那些不適宜時代發展的自然也會被淘汰,而他從不擔心自己的問題,他知道目前慶州走的道路是正確的,而且是中央定的。
這世界從來如此,正確的事情事,甚至說得不客氣一點，哪怕是對國家經濟發展，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這樣認知，許許多多的人並不真的清楚，發達國家已經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中國與這些發達國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或者換句話說，即便一些人出過國,知道國內外的差異，但同樣不一定會贊同改換髮展道路，固有的思想認知是一方面，而發展所改變的權力結構又是另一方面，甚至是核心方面。
桂林西曾與方葉討論過這些問題,他比較認同方葉對此的一些觀點:在舊體制向新體制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受到舊有體制中一部分的反對，這其中的一部分是認知問題,是可以透過學習提升來改變立場的,而另一部的既有利益者，他們不願變化，因為這種變化會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權力的掌控。
由此可以看出,這世界上正確的東西，並不一定人人都會認同，總會有一些人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反對;而過去的革命者，也不天然就能成為建設者，實際上能成為建設者的是少數,而多數人即便不認同，但能夠不對建設者的行動做出破壞，那麼這樣的人就是‘同志’了。
從革命者到建設者這是一個巨大的身份轉換,而從建設者成為時代的發展者,能夠為國家和人民智蟮礁嗟睦妫瑸槊褡逡巹澇龈玫奈磥�,那麼這樣的人就是新時代的開創者、先驅者，但這樣的人從歷史的角度看是極少數。
就如現下，人們對於民營企業的固有認識，將其認定為資本家反動派,是萬惡的剝削者，然而人們沒有認識到,不只是他們在剝削,也不是隻有他們這一種剝削，還有更加高階的剝削,只是這種剝削,往往包裝得更加高大上。
方葉作為21世紀的底層社畜,他領略到了資本家血淋淋的剝削時代，也看到了更高階的剝削方式。
當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時,作為戶藉上實際的農民身份，一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他能夠在城市裡獲得工作,改變了一輩子勞死於田間的命撸瑏K不是烏托邦美好時代以及其美好制度,而是那個被稱為右派上臺的血淋淋資本時代。
方葉曾跟隨過父母拖著整板車沉甸甸的糧食,走十來裡地到鄉里交過公糧,見過基層管理人員的趾高氣昂,也在城裡看到了城市人對於農民的譏諷與不屑一顧,那是一個城鄉差距令人絕望的時代,不僅在物質上，也在身份上。
農民工能夠進城,是因為打破了全民所有制,而農民工工作的那些血汗工廠固然是萬惡的,但它也實實在在的改變了無數農民的命撸駝t農民連進城辦的簡單的事，都需要到村裡開證明的時代，進城一趟都已不易，進城工作那是妄想,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斤糧食不如一瓶純淨水，都已經有人在抨擊萬惡的資本了，但他們是否想過，烏托邦時代的農民,連喝純淨水的資格都沒有。
翻開戶口簿看看自己的農民身份,看看你吹著空調的辦公室,看看辦公室裡的那些和你同身份的農民工,看看自己親手打拼的事業，再看看你面前的電腦，手中的手機,看看農村老家的樓房，看看天天痛斥揹著的那些房貸車貸,還有那無數貸款,看看你每天路過的CBD和那些街道,買房買車在城市安居?背上車貸房貸?如果放在那時代，好好想想,你也配!?
你是啥身份，你買車買房，你有資格嗎?有指標嗎?每天的大魚大肉將一些人吃得太撐了,才讓他們覺得每年三五斤香油的時代，公平又公正。
對於他們來說,那時都不用減肥,就能身材苗條，媳婦兒養下的娃,連奶水都不用喂,拿個碗找隔壁人家媳婦那去討要,再大些用米糊養就行了。
即便夭折一兩個也沒啥關係,反正一生五六個，七八個，再揹著孩子下地幹活,孩子長大了接過鋤頭繼續著幹,那是他們眼中多麼美好的時代。
當一個人沒有認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在時代的功能定位,看不到時代給自己帶來了什麼，就會不滿足於現狀,將自己帶入既得利益階層,然後幻想著一些不切實際，且不屬於自己的美好。
如果你覺得跑外賣很辛苦，不如放下外賣箱,回到農村耕兩年地,看看家裡那三五畝田一年的收入，是否能夠超過你一個月送外賣的工資,倘若認為這種生活很美好，農村裡的田地都還在的,大可以這樣做。
兩位副總理帶著一行各省書記在民營工業園參觀了起來，而桂書記則親自做起了介紹:“幾年前這個工業園還沒有入駐幾家企業，現在基本都滿了。”
一旁的新任慶州地委書記張安國回道:“是已經滿了。”
李副總理抬手環指了起工業園問道:“這裡有多少私營企業?”“一共七十四家，最小的一家機械廠三十多人;三十到一百人工廠佔了七成,目前最大的就是玉河服裝廠。”劉市長回道。
李副總理點了點頭,而一些省委書記臉上已經沒有了笑容，這麼一家工業園比自己所在省一些縣城的工廠還要多，其年產值達到了四千萬元,而這還只是一個工業園,整個民營工業區幾百傢俬企,一年的產值接近西北地區一些省份的三分之一，這是多麼恐怖的數字。
離開工業園，一行人正式踏進了民營工業區,沿寬闊的馬路向前看去，兩旁全是廠房，有五金衝壓、機械加工、衣架製造廠、髮夾飾品廠、塑膠花廠、皮筋廠、制針廠、制刷廠、制掉廠等等等，工廠的型別五花八門，而最大的一家是五金飾品廠，這也是全市最大的私營工廠。
“盛利五金飾品廠是我市最大的民營企業,擁有職工三千二百餘人，從事五金服裝飾品、廚衛飾品、裝飾工藝品、燈飾品等的製造,產品暢銷全國,行銷印尼、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法國、日本等國家，年為國家創造外匯上百萬美元。”劉市長介紹道。
盛利廠的老闆早就接到通知,帶著一行管理人員站在門口迎接了。鄧副總理帶著一行人參觀起了工廠，瞭解企業的情況。
說起來,這家工廠的起家也特有意思,老闆之一是原華機的車間主管，因年終考核不過慘遭淘汰,但出廠之後的工作也並不缺,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都伸來了橄欖枝，而他並沒有去工作,在看到政府支援私人創業之後，便利用這個契機自己搞起了工廠。
趁著1961年國家輕工業品大發展的時機,業務越做越大，僅僅九年的時間,從當初不過一兩百人的小廠，一下子發展到了三千多人，產品也從開始的低端做向了裝飾五金件和五金裝飾品,這家工廠也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五金裝飾品廠。
盛利廠是一家從衝壓、鑄造、打磨、拋光、電鍍到裝配的綜合型生產工廠，車間裡衝壓機轟鳴，生產線上的五金件裝得一筐又一筐，顯然這裡的業務很好，而且車間無論從佈局還是管理都顯得很科學，一片井井有條。
“你們這個企業管理得不錯。”李副總理很慷慨的給予了好評。
廠長回道:“我以前在華機工作，因此廠裡的管理模式都來自華機廠。”
李副總理接著又問起了老兩樣:“工人收入如何?企業年產值怎樣?”廠長答:“我們廠的工人工資是按崗位來的,不同的崗位工資不同，像裝配工月底薪在30至35元左右，打磨工50至70元，開機床的工人工資高一些,底薪80至100元，然後就是加班費。”
“企業利潤方面，這兩年業務越來越好，像去年全廠產值兩千七百萬,實行淨利潤三百多萬，給政府納稅兩百二十餘萬。”
蘇省書記問道:“你們這個加班費是怎麼算的?”廠長回道:“加班費平時1.5倍，週六日兩倍。”“每天八小時?”廠長回道:“我們廠根據同安市勞動保障辦法的有相關規定，實行的是22天8小時工作制，每日工作時長不得超過十一小時,每月加班時間不應超過76小時,超出76小時的需按兩倍工資支付,超出一百小時的需按三倍工資支付,國家法定節假日一律按三倍工資支付。”
蘇省書記又問道:“那工人每天上幾個小時的班?”“正常情況下，每天十個小時。正班8小時,加班2小時，週六四天32小時，週日統一休息。”廠長答道。
蘇省書記看向鄧、李二位副總理:“這個勞動辦法違背了國家勞動部門和國務院頒發的勞動保障的有關條例啊，工人每天工作為八小時。”而後又看向桂書記:“這樣違背國家法令、法例的地方辦法是怎麼透過的?”一直沒有開口的桂書記終於站了出來說道:“慶州地區是國家示範區，這裡的制度與其它地方是不同的,經過了國家允許。”
1951年,新中國頒佈了第一部 保障工人勞動權益的法律《勞動保險條例》，該條例規定,工人的勞動保險金為3%全部由企業承擔，企業不得以任何理由和藉口向工人收取該項費用。而《勞動法》現下仍在制訂中，主要是國家目前正在大建設當中，真的全面立法保護，那工作就不好開展了，且私營經濟發展時間尚短,制訂的法律也不一定合時宜。歷史上，一直到1993年,新中國第一部勞動法才正式出臺。在過去國家勞動保障方面的有關規定中，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不得超過48小時，也就是說工人每月有五天時間休息,這些規定好不好?當然是好了，但現實並非如此，實際上，這些規定並沒有真正的完全實行。
現下，國有工廠工人，每月通常工作26天,平時確實基本上不加班，一些工廠為八小時三班倒,而特殊情況下也會有加班，但是為自願和義務加班原則,一些國有工廠也會給工人一些加班費或者補貼，但沒有具體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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